Yahoo奇摩新聞 美國「孤立主義」與中國「單邊開放」： 表象之下的政治現實
特朗普的當選，在太平洋對岸的中國激起兩圈相互矛盾的漣漪：中文社交媒體上，有眾多特朗普的擁躉者，他們歡呼這個特立獨行者的強勢歸來；另一邊是憂心忡忡的精英人士，他們恐於貿易戰再起，中美關係雪上加霜。
在兩圈漣漪的交匯處，則有一類嶄新的觀點，在輿論場愈發常見，即特朗普當選後美國將重回「孤立主義」的傳統，而中國實施「單邊開放」政策，不僅將破解西方的圍堵，還能加速推動國際秩序重塑。
從表象而言，似乎趨勢確實如此——特朗普威脅對所有國家加關稅，中國則連續主動對多個國家實施免簽。
深入表象之下，有專家持不同意見認為，特朗普的強勢不能單用「孤立主義」進行粗暴地歸納，它跟美國歷史上真正的「孤立主義」有著本質的不同；更有甚者，有人認為特朗普獨特的行事方式，將使中國獲益，背後邏輯同樣值得探究。
「單邊開放」的利益考量
貫穿今年全年，中國實施了一系列與以往大相徑庭的操作——從今年1月起，中國不斷單方面開放免簽政策，到十月底，已經對16個國家實行免簽入境政策，對54個國家實行72小時或144小時過境免簽。在特朗普再當選三天後，又對斯洛伐克、挪威、芬蘭、韓國等9國免簽。
而且中國對這些國家實施的是單方面免簽，意味著中國公民到這些國家依然需要簽證，反之則不用。這與中國長期以來在外交上實施的「對等原則」迥然不同。
此外，12月1日起，中國給予所有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100%税目產品零關税待遇；外資准入負面清單繼續縮減，製造業基本「清零」。
這些措施在今年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中被總結為「單邊開放」，作用似乎立竿見影，根據中國官方數據，今年第三季度，全國各口岸入境的外國人達818.6萬人次，同比增長48.8%，其中通過免簽入境488.5萬人次，同比上升78.6%。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總結稱，加入WTO、自貿協定則是多雙邊開放的舉措，向眾多行業的外資企業開放中國市場、舉辦「進博會」便是典型的單方面開放措施，兩者共同助推了中國和全球貿易的良性循環。
「中國擔心的是外商投資，」經濟學人智庫（EIU）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解釋，因為在整個2024年，外商投資都在下降，而且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也因為這次疫情而變差，至今仍未真正恢復。單方面開放簽證是重建其中一些關係的一種方式，其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能夠真正幫助穩定經濟和外交關係。
「我們同意這種邏輯，但問題是，至少在西方鷹派決策者看來，這可能太少、太晚了」，馬志昂稱。
「開放」為什麼促進經濟
「單邊開放」並不是新鮮事，鄭永年也承認，二戰後美國正是踐行單邊開放政策，形成了一個「地緣嵌入性世界級經濟樞紐或者平台」——集中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優秀企業家和優質資本，這些要素都想進入這個樞紐，來了也不想走，也走不了，因為只能在這個樞紐中得到發展。
當時英美國家盛行貿易自由主義，背後的理論支撐是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兩個多世紀前提出的觀點——即使其他國家設置了壁壘，政府也應該開放邊境，允許進口，因為自由化國家的居民可以享受更低的價格和更多的品種，而企業則可以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生產。相比之下，關稅會縱容低效企業，損害消費者利益。
鄭永年認為，全球範圍內出現「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現象，美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地緣政治兩極化，竭力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圍堵和遏制。對中國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在實現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同時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重塑國際秩序。而單邊開放可以說是中國實現內外部目標的最有效途徑。
中國的單邊開放政策和包容性多邊主義，有助於將美國的「兩極化」努力引向「自我孤立主義」。美國的逆全球化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版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僅引發了美國盟友的擔憂，也令其他國家感到憂慮。中國的單邊開放力度越大，越能夠在國際層面吸引更多生產要素，從而對美國的孤立主義構成壓力。
美國的「孤立主義」傳統
雖然美國是二戰後，全球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和維護者，但特朗普上台，輿論提到「孤立主義」，往往再前面加上「重回」，因為美國有著深厚的「孤立主義」傳統。
「一般說來，所謂孤立主義主要是指美國應避免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政治和軍事義務、不與外國特別是歐洲國家結盟的主張和政策。」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趙學功在其論文中介紹，20世紀30年代，孤立主義在美國是一種普遍情緒，超越了黨派、種族、意識形態和地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
美國歷史學家比爾德將這一時期美國孤立主義思想的主要內涵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拒絕加入國際聯盟；不捲入歐洲和亞洲的政治紛爭；不介入歐亞大陸爆發的戰爭，為此採取相應的措施以確保美國的中立、和平；對所有贊成互惠的國家奉行一種友好的外交政策。
在此背景下，1935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要求參議院批准美國加入國際法庭，結果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抗議浪潮。7個月後，羅斯福的行為迎來反撲，美國國會通過了《中立法》，確定對一切交戰國實施武器、彈藥和軍需品的強制性禁運，禁止美國船隻向交戰國運送軍火，該法案被稱為「孤立主義者的勝利」。
甚至在德國法西斯橫掃歐洲大陸，直逼英國本土之時，羅斯福希望伸出援手，再次遭到「孤立主義者」的強烈批評。
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從上到下，民意大轉彎，擺脫孤立主義，全面介入歐洲和太平洋的戰爭。
二戰之後，美國成為重建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從聯合國安理會、國際法院，再到世界貿易組織、布萊頓森林體系，從政治、安全，再到貿易、金融，美國深度參與整個國際體系的構建，為了維護這個體系，美國也對他國事物進行干預，並因此被批評為「世界警察」。
但不得不認識到，這樣的全球體系下，過去半個多世紀，全球關稅的顯著下降。從20世紀70年代平均超過10%的進口關稅到如今的3%，關稅的降低推動了國際商業的繁榮，使全球人均GDP幾乎翻了三番。各國越開放，就越繁榮。
「全球化」反噬
中國的崛起，也受益於美式全球體系的成功運轉。中國作為一個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的「孤立主義者」，開始改變自身，適應這個開放的世界體系——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介紹，原來中國所有的貿易活動都是被幾十個國營國家貿易公司壟斷，進出口必須有配額，加入世貿組織（WTO）意味著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打破了原來的壟斷。為了籌備入世，中國修改了幾萬條對市場經濟而言「不合時宜」的條款，在觀念上、實踐上和制度層面徹底革新。
但是繁榮的國際貿易也迎來反噬——雖然全球貿易總體大幅增長，但在結構上並不平衡。
不少國家都在質疑，中國是否有能力完全履行其世貿組織承諾，還有不公平的國家補貼和其他扭曲市場的工具，反過來也帶來了政治影響。「許多西方政治家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與本國的就業、製造業競爭力和傳統產業向海外轉移的衝擊聯繫在一起。」
比如，在美國「鐵鏽地帶」的小鎮之一俄亥俄州的揚斯敦（Youngstown），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揚斯敦的煉鋼爐照亮半邊天，再加上南邊的匹茲堡，共同構成美國鋼鐵工業的心臟。鐵礦石從伊利湖源源不斷地運過來，長長的列車滿載著鋼材在美國東西穿梭。然而僅僅一代人，這裡的人口已不到當年的一半，鋼廠倒閉，居民憤怒。同一時間，中國的鋼產量佔據全球總產量的57%，美國僅佔4%。
無數個類似小鎮的居民成為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也就不足為怪了。特朗普威脅要對全球商品加徵關稅10-20%，對中國更是要加徵60%，從而使製造業回到美國；他還警告歐洲和亞洲的盟友，支付更多的國防開支，減少美國不必要的負擔。
趙學功表示，特朗普打出了「美國優先」的旗號，力主美國應將主要精力和資源轉移到發展美國經濟，把解決國內問題放在首位，減少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並在對外關係、經貿、移民等領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孤立主義」色彩的政策，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普遍擔憂。
他同時提出，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將持續下去，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或許仍是在兩者間不斷地尋找一個恰當的契合點。
表象之下的爭議
如果從表象上看，未來數年，美國將愈發孤立，中國將愈發開放，兩個強國勢必此消彼長。但也有專家指出，需要看到表象之下的現實。
「美國優先不等於孤立主義。」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訪問學者岳健勇撰文指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並非讓美國脫離世界，而是以更加強硬的姿態，主導世界秩序，雖然顯現出強烈的單邊主義傾向，但它絕非意味著孤立主義的復興，而是通過更強硬的全球領導力，塑造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秩序。
岳健勇認為，「美國優先」政策轉向經濟民族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利潤最大化」的片面主張，提出用「互惠貿易」代替「自由貿易」，並通過關稅壁壘實現均衡貿易。儘管這種「美利堅堡壘」（Fortress America）帶有孤立主義色彩，但它通過強制性「平衡市場准入」迫使貿易夥伴開放市場，顯然不是孤立主義的體現。
馬志昂也同意，特朗普將使美國回歸到更加 「美國優先 」的議程，迎來更加保護主義的貿易立場，並激起盟國對美國對歐洲和亞洲夥伴的安全承諾的擔憂。
但他同時強調，美國不會完全撤出世界，尤其是在歐洲、中東和亞洲的緊張局勢持續升溫的情況下。預計特朗普在對華問題上採取更具對抗性的立場，這可能仍將涉及與美國外交夥伴的協調。
「然而，這種協調更多是來自美國的單邊協調，從而迫使國際社會遵守美國的制裁、出口管制、投資禁令和其他措施，而不是考慮美國外交夥伴遭受經濟或政治打擊的風險。」
近期在香港舉行的一場公開論壇上，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之孫克里斯托弗·尼克松·考克斯（Christopher Nixon Cox）表示，特朗普不是孤立主義者，他是個生意人，熱衷於達成交易，即便展現出一些孤立主義傾向，也是在為達成更好的交易而進行的要價。
相比之下，拜登不由分說地給中國施加100%的電動車關稅，完全不給談判留下空間，在貿易上的「孤立主義」更盛。
「習近平可能沒有意識到，一個真正『孤立主義』的美國對中國也是災難。」一位居住在香港的政治學者向BBC中文表示，當前世界大國之間沒有開戰，因為核威懾以及核不擴散尚且有效，其背後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通過制裁、條約等手段來實現的。
該學者表示，特朗普第一個任期世界還算和平，現在則糟糕得多，如果美國真的搞「孤立主義」從國際核不擴散體系退出，甚至從各種同盟關係中退出，那麼很多國家可能會快速稱為擁核國家——伊朗、以色列、朝鮮、日本、韓國等等，然後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越多，其他國家就越想擁有核武器，發生失控危機的風險就越大。「中國要問問，自己有能力和意願來進行協調和管理嗎？」
這種焦慮已經開始浮現，比如最近波蘭外長拉多斯瓦夫·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表示，如果不繼續武裝烏克蘭，可能會把盟國推向自己的核武器計劃。
「單邊開放」的中國，真的開放了嗎？
上述學者也持否定態度，他認為中國領導人口口聲聲說要捍衛自由貿易，但同時卻堅決奉行利己的貿易和工業政策。「中國日益把安全放在核心位置，很多外資企業面臨以前不曾考慮的政治風險，比如幾家外國管理顧問被當作間諜對待。」
德勤、美光、貝恩、明茨，以及日本的安斯泰來制藥等知名外企今年以來密集受到中國政府打壓。
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2024年度的調查報告顯示，超三分之一的受訪企業感到在中國受歡迎程度有所下降，在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市場准入、監管執法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方面存在擔憂。
「中國一方面重新大力提倡吸引外資，另一方面，無論是在法律、法制還是實際執行方面，均出現了對外資的打壓，出現這種矛盾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政治需要和經濟需要彼此存在著矛盾。」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此前向BBC中文表示，從政治需要來看，外資和外企代表著某些對中國的「不健康影響」，甚至有時還會被定義成為「威脅」；從經濟需要來看，外資和外企代表著投資、市場、錢，以及工作崗位。這種矛盾僅僅是目前階段，未來「經濟需要」可能會服從於「政治需要」。
對此，總結認為，當前地緣政治風險惡化和保護主義盛行的趨勢是真實的，這些動態將決定本十年後半期的格局。
「儘管如此，很多最壞的情況都被誇大了。」馬志昂舉例稱，全球化並沒有消亡；它只是在改變，因為供應鏈在拉長，儘管存在關稅和貿易管制，企業仍能找到繼續開展業務的方法。儘管如此，現在全球一體化面臨的威脅比2010年代要嚴重得多，這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