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舊報紙:德媒評中共黨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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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中文網)每逢中國共產黨大的建黨周年日,對德國媒體來說是一個聚焦中國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契機。德國報章當年的評論分析,今天讀來,不少依然令人回味深思。

1971

中共建黨50周年之際,中國正處在文革中期。西德《世界報》刊載系列文章,回顧中共建黨50年的發展。在分析當時的狀況時,作者認為中共只是“毛的工具”:

“毛澤東不同於列寧主義傳統的對黨的全新理解得到了固化:對毛來說,黨從來不是一個有其自身合法性的被神聖化的機構,而只是眾多的可用來服務於社會主義化的工具之一。機制的改善是次要的。即興的群眾運動強於完善的組織機構,群眾創造性的自我發展高於精英的紀律,道德政治因素比技術官僚的能力更重要,內心的無產階級化比屬於哪個黨派更重要,階級鬥爭高於黨的紀律,‘自下而上的革命’優於‘自上而下’。毛的一個思維特性是,不是信任精英,而是信任‘群眾’。”

東德出版的《新德意志報》則發表長篇大論,記述中共建黨50年的業績。但在當時中蘇關系冷淡的背景下,同時強調毛澤東的路線讓中共“誤入歧途”:

“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罔顧歷史經驗,越發將中國共產黨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分裂出去,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公然舉起大國沙文主義和反蘇的旗幟。這種做法不僅極大損害了各國人民的反帝鬥爭,而且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他們是當前中國領導人政策最大的受害者。”

這份執政黨統一社會黨(SED)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還寫道:“起初只是偏離主流的毛主義,如今已是一個完全不同於馬列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由此,中國出現了社會經濟基礎和一度由毛澤東集團及其意識形態左右的上層建築之間的深刻矛盾。”

1981

中共建黨60年時,文革結束不久,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起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胡耀邦,但在幕後掌控全局的老人仍是鄧小平。

《南德意志報》載文介紹了中共高層對文革的反省以及毛澤東的歷史評價的矛盾態度,包括對毛的功過的“一分為二”:

“黨近乎宣誓般地聲明,盡管有種種批評,還是要堅守毛澤東及其基本理論,今後甚至還要加強。根據在(11屆6中)全會上通過的決議,毛的思想被視為黨的集體智慧結晶,無論何時都將繼續指引方向。這一宣示與至少最近兩三年的政策實踐有著明顯反差。例如在經濟改革方面出現了變化,嘗試了試驗,提出了理論,這在毛的時代是無人敢想的。”

《法蘭克福評論報》寫道:“對胡耀邦和鄧小平來說,眼下重要的似乎是,讓黨內務實派在最高層的權力要求得到保障,使被鄧小平視為其終身業績的經濟政策得以繼續。改革派也很清楚,沒有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就難以形成統一路線和持續性。不過中國的共產主義發展出了自己的特性,已經與毛無法分離。”

1991

1989年的六四屠殺已經過去兩年,冷戰結束,蘇東解體,迎來建黨70周年的中共在德國記者眼中,是一個不願接受現實的僵化悖論。

《南德意志報》的報道寫道:“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中國共產黨的一黨領導——中國領導人要以此應對像東歐劇變那樣的危險。這是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本周一在北京慶祝中共建黨70周年之際發表講話時所強調的。他警告‘外國敵對勢力’一直在試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企圖通過‘和平演變’把中國帶回資本主義。”

該報另一篇署名文章寫道:“在六四屠殺發生兩年後,中共領導層通過的雙重決議——以期在不放松政治制度鐵腕禁錮的前提下讓經濟改革重新步入軌道,乃不得已而為之。這與其說是一次解脫,不如說是精疲力盡的表現。”

這一年6月,中國政府組織一批外國記者到延安參觀采訪。德國記者Jürgen Kremb是其中之一,他在延安領教了“革命傳統教育”和商業化旅游的結合體後,為《斯圖加特報》發回了報道: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大的試驗’,西安中共黨史研究者王紹民(音)說,‘我們對它的成功還抱有很大希望’。不過在它70年的歷史中,中共一直未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盡管中國有關部門建立了一套基本運作有效的計劃生育體系——在亞洲只有為數不多的國家政府做到了這一點,經濟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中共歷史上,以往的錯誤始被敷衍粉飾,沒有真正得到糾正。”

2001

進入新千年後,中共迎來80歲生日。《南德意志報》駐京記者撰文題為“共產主義已死,共產黨萬歲”。

“今天的中國已是一個不一樣的國家:人們早已不再互稱‘同志’,共產黨到了退休年齡,但絲毫沒有讓位的意思。它經歷了世界上其它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成批步入墳墓,被變革的病毒吞噬。但它卻在壯大,中共有6450萬黨員。黨稱,僅過去一年就有1400萬人遞交了入黨申請,大學生中黨員的數量過去5年增加了一倍。

二十年來,中共一直在宣傳經濟改革,但同時,它在意識形態上已經破產,腐敗蔓延到最高層,許多公民對它只剩下無奈的玩世不恭。”

2011

中共迎來建黨90周年之際,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的任期已接近尾聲。《世界報》駐華記者寫道:

“中國慶祝黨的90歲生日,沒有新的想法、新的倡議。胡錦濤在他的講話中沒有提到有關這個世界及其未來的重大問題,既沒有從全球的層面,也沒有從國家的層面,沒有談氣候保護、國際秩序、中國的城市化或社會結構變化。”

《每日鏡報》則寫道:“對外開放和中國經濟上的成功,的確是中共維持其權力的保障。它回答了這個問題:為什麼在全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因無足輕重而紛紛消失——古巴和朝鮮是例外,它們在共產黨領導下與外界隔絕、經濟上破產,而中共卻依然握有權力?”

作者指出,30年的開放政策帶來了經濟上的成功和社會的進步,但中共領導人拒絕政治開放和民主改革,認為民眾富裕水平的提高就能保障中國的穩定和黨的權力。“威權政治同資本主義經濟的結合——這被北京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似乎成了一種成功模式,一種某些亞洲和非洲國家也有意借鑑的範例。但經濟騰飛對中共來說既是法寶,也造成問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千百萬人仍生活在貧困中,經濟增長加劇了環境破壞,也助長了黨內腐敗。在沒有持續政治開放和獨立監督的情況下,這些社會問題能否得到解決,將決定中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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