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價格上漲，德國是否會出現社會動蕩？

（德國之聲中文網）俄羅斯大幅削減對德國的天然氣供應。德國政治家在震驚之余開始考慮推出一攬子措施來節約能源，比如街道照明限時，公共建築室溫設限，呼籲公民減少私人能源消耗等等。

聯邦總理對 "社會火藥桶 "發出警告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也擔心今冬出現極端主義團體煽動的激烈的抗議事件。德國總理肖爾茨在接受電視一台采訪時說，如果許多人在秋天收到多出幾百歐元的能源賬單，就可能引爆 "社會火藥桶"。"我非常擔心，"這位社民黨政治家這樣說道。

肖爾茨的這一表態顯然是想把社會動蕩消滅在萌芽中。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政治社會學教授裡考弗爾（Ricardo Kaufer）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說："通過社會火藥桶的說法，肖爾茨總理正試圖為一些決定做准備，讓那些反對影響深遠的社會措施的人做出妥協。"

換言之，肖爾茨向執政伙伴、政治反對派、商界領袖和民間社會發出信號，即如果不對能源危機做出政治回答，就是拿國家的內部安全在開玩笑。考弗爾說，"這是從新冠大流行中汲取的教訓"。他說，在這場大流行中，立法者顯得准備不足，沒有主動和民眾溝通。

在目前的危機中，聯邦議院已經通過法律措施減輕能源價格上漲給民眾，特別是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帶來的負擔。但同時，德國能源供應商被允許將部分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溝通的重要性

科布倫茨-蘭道大學政治傳播學教授艾薇林·拜茨克（Evelyn Bytzek）強調了溝通的重要性。即使聯邦政府成功地就進一步為民眾減負的措施達成一致，有關信息也可能被誤解，公眾情緒也可能不會緩解。正如人們在新冠大流行中所見，動用金錢和資源不足以戰勝危機，明確和一致的溝通同樣至關重要。

她說，人們的感知起決定作用。"歸根結底，我們都是按照感知，而不是真實的東西來行事。 因此，象征主義是爭取公眾支持的有力工具。"比如，施羅德2002年對德國東部洪災地區的訪問給他在競選中加分，幾周後，施羅德再次當選總理。

肖爾茨去年贏得選舉也是因其類似於默克爾的被動的領導風格，但現在，如果公眾覺得政府這條船正在沒有船長掌舵的情況下駛向冰山，那麼這種風格就可能成為一種負擔。拜茨克說，肖爾茨仍有時間來扭轉局勢，變為一個政治塑造者。"如果危機管理獲好評，那麼就會贏得更多信任。這就是為什麼危機不僅是一種危險，而且也是一種贏得更多信任的機會。"

民粹主義者和極端主義者的影響

德國聯邦內政部在接受德國之聲問詢時表示，預計會出現類似於反新冠措施的抗議活動，這取決於能源費用及能源供應受限會給社會帶來多大的負擔。

該部發言人貝拉格-哈爾曼（Britta Beylag-Haarmann）告訴德國之聲，"我們可以想象，民粹主義者和極端主義者將再次試圖按照他們的理解影響抗議活動。"她認為，"如果相應的社會危機環境有利於這種情況，那麼，德國的極端主義者和團體就會形成一種具體的潛在危險。"

例如，新冠期間上街抗議的"橫向思維者"等團體在公眾輿論中只佔一小部分，但在媒體和政治上受到的關注度卻非常高。社會學教授裡考弗爾（Ricardo Kaufer）說，在德國，不穩定往往具有負面的含義，這與魏瑪共和國時期惡性通貨膨脹帶來的血腥巷戰以及後來國家社會主義者奪取政權的情況有關。

德國曾經是歐洲最平等的國家之一，階級和社會地位對人生成功的影響較小。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德國也受制於收入不平等加劇的總體趨勢。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比較政治學教授蘇珊娜·皮克爾（Susanne Pickel）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說："我們觀察到，這種社會不平等已經不能通過社會流動來補救。"

根據經濟模型，通貨膨脹和能源價格上漲將更多影響該國最脆弱的群體，因為低收入者收入少，無法緩沖較高的支出。這使得他們比其他收入群體更容易受到反政府言論的影響。

"大流行病、戰爭和通貨膨脹威脅著中下層階級，"皮克爾說。如果這種情況不能好轉，對長期衰退的恐懼加大，德國就很可能發生更多街頭抗議。"而更致命的是，右翼民粹主義者的解決方案和對選項黨（AfD）的認可還可以改變人們如何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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