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台灣】曾約農校長「時代聖人」之天上人間~~《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讀後

蔡榮芳教授第一本事關東海大學校史的巨著《從宗教到政治》(玉山社，2020出版) ，導引拙作《時代的聖人：曾約農校長》見諸民報(2020-03-12 )，初次試將天上「時代聖人」拉回人間，然而當時仍困於第一手資料難得，因此該聖人的拼圖總有缺陷不全的遺憾。

蔡榮芳教授第二本事關東海大學校史的巨著《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於2022年12月由前衛社出版，藉由和東海校長遴選擦身而過的，鮮為人知的林攀龍先生(霧峰名人)典故，揭開曾約農校長「人間」事故塵埃，終於將懸疑一甲子的「留別東海」給予白話解讀。

當前學校官方資料，最新版是2022年10月釋出電子版，但仍屬「歌德派」，偏向保持「聖人」形象的鋪陳，蔡教授則根據國外資料，難得取用曾校長出任前後和聯董會祕書長之往來書函，整理出曾校長「凡人」形象的另一面，才能見識當年「大中國民族主義」文化與美國基督教文化交鋒兩年的過程。

被譽為台灣菁英的林攀龍博士，不只「大中國民族主義」文化容不下他，曾約農視他如「庸才」，即使連芳衛廉祕書長亦不把他考量在內，因為聯董會早有「意中人」的佈局，何況台灣人謙虛木納，無如當年曾約農的能言善道而雀屏中選。

蔡榮芳教授意味深長地把這兩位知識人的想望與行徑，作比對與分析，終於讓這位五十年代蔣朝的「時代的聖人」下凡人間。

一、曾約農教授的東海去來：美國基督教聯董會於1952年起，在二戰後及韓戰的冷戰氛圍中，決定接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請求(曾約農序首屆畢業紀念冊：「應本省基督教人士之請也」)，在福爾摩沙設校。

當時的祕書長芳衛廉博士早已胸有成竹，且握有足夠的人才與資金，要在台灣「無中生有」創辦一所全新、迥然不同於舊思維的基督教大學。

然而，首次碰到「大中國民族主義」大石擋路的狀況，就是董事會已聘請的陳錫恩博士(前福建協和大學校長) ，卻因「政治不正確」被教育部否決就任東海首任校長；此一僵局持續無解，直到聯董會主席摩爾夫人親臨台灣，拜訪她的友人蔣介石夫人後，由當時的「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曾寶蓀副主委安排引荐曾約農教授，才解決首任校長難產問題(1955/03/26)。

但是曾校長的治校理念，表面上符合聯董會的創校藍圖，包括通才教育和基本勞作的「平民教育」內涵等，然而屬於裡層的文化衝撞，若非蔡榮芳教授專書揭露，其實情就無法衝破東海「特藏室」的藩籬，為外人所知悉。

二、曾約農校長辭職風暴：新書第六章「曾校長與芳衛廉博士意見相左，關係緊張，導致辭職(p.293)」首任校長是辭職的嗎？依官方資料記載：「先生在力辭不獲允的情形下，答應只做兩年，亦即承擔了創校的苦工。」「約老重視教育，不得不臨時受命出來領導。(李爾康祕書)」、「..如上述各項，董事會認為可同意照辦，則鄙人可先應聘一年，期滿後，除非雙方願意繼續，應作為自動解約 (曾函) 」、「辱荷本校校董會不棄以約農承乏首任校長，年邁學荒，勉允以兩年為瓜代之期，藉以稍盡綿薄。(首屆畢業生紀念冊，曾前校長序，1959) 」。

可見兩年為瓜代之期是「鄙人可先應聘一年，期滿後，除非雙方願意繼續，應作為自動解約。」的約定。

那為什麼兩年到期，卻演變成「辭職風暴」呢？事出必有因，蔡榮芳教授詳細分梳曾校長與芳衛廉博士關係緊張的原因，從任務不同、願景不同到校制不同等三個面向，整合出由裡到外的本質差異。

其中，在最基本的意識型態上分歧，就是曾校長要遵循蔣介石「反攻大陸」國策，芳祕書長卻為了「服務台灣島上的居民」、「適應台灣社會需要而設」，於是畢律斯會計長的美國式行政作風，加上第三學院設立的爭議，成為雙方爭執焦點，導致校長兩年任期(1957/07/31)的辭職事件，曾校長以「非關雞肋委塵埃」明志走人；相較於應聘時曾校長所表現的「謙沖自牧」，這辭職後的「連環爆」反應，狀況實在是天上人間。

曾約農校長的「人間」故事在辭職之後繼續演出：「前校長曾約農心不甘、情不願（p.299） 」1957年8月19日，代理校長吳德耀博士致函芳衛廉博士：「首任校長曾約農原本認為校方承諾他可續任，但沒實現，令他覺得丟臉、尷尬、甚至心懷責難….」、「前校長認為沒有實現許諾續任，讓他為難、名望受挫…」

曾校長辭職卸任後，越覺心不甘、情不願，因為他有被迫辭職的感覺，他和芳衛廉博士的心結越演越烈，「到期離職」雖經慰留，終竟演化成「前校長被迫離職，由於美國施壓」的誤會(吳德耀函) ，進而引起反對美國的「大中國民族主義」情緒。

由於他的憤恨是那麼強烈，以致於「退回董事會給他的等同兩個月薪水的支票」憤怒的目標指向「你的國家--美國」、「所有跟他接觸的人、似乎都有一種、有強烈的情緒、反對你的國家與東海(letter to Dr. Fenn, Aug.19,1957)」也可見1955年大學董事會遴選委員會提名台大教授曾約農時，「他的意願並不高。…後來他有條件地接受，只做兩年為限。」的官史記載，實有貓膩。

三、「留別東海」餘波盪漾：反對美國的「大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在吟完「留別東海」之後持續醱酵，蔡榮芳教授就在這「遴選繼任校長問題，吳德耀如何克服困難。（p.301)）」章節中鋪陳鮮為人知的「東海隱史」。

由於吳德耀院長是聯董會芳衛廉博士屬意的校長繼任人選，他直接參與整個東海大學創辦過程，深得芳祕書長賞識與信任，不過在曾校長的眼中，他只是位好的「行政助理」。

1956年5月3日，曾約農校長在回覆芳衛廉博士的慰留信函中表示：「好好考慮任命吳(德耀) 院長當我的行政助理。有吳院長擔任大學第二號主政人，以及賈爾信博士(聯董會東海委員會主席、東海大學教育方案設計者)在此做為友人與顧問，我相信大學必然一切安好。」這是典型中國知識人修為的反諷。

至於在群起的黨國基督徒和教育部官員的評論中，吳院長也「不夠資格當校長」顯然地，吳德耀院長成了宣洩「大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箭靶，幸好，芳衛廉祕書長在外交上的雄厚人脈，才足夠化解繼任校長人選的危機。

四、「大中國民族主義」長相左右：近70年前的這段校史，衡諸當前的政治文化，蔡榮芳教授很感慨地做了結論：「這似乎反映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許多在台外省人、知識人的心情。他們對美國抱著含糊、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渴望美國介入支持『中華民國』；另一方面，卻屢屢指責美國多方介入干預內政，宣洩其『大中國民族主義』情緒。」

時下在台灣的「統派外省人」不也如此宣洩其「反美為祖國」的情緒嗎？

總之，東海早期「時代聖人」的天上人間，呈現這種「大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原霸權文化，一直在大肚山上延續著，這個社會改變了東海，而不是東海改變了這個社會。

台灣知識人的林攀龍博士身影，投射在這廿世紀大肚山傳奇的東海大學，歷史學家見証著「歷史是過去與現在，不斷地對話」實在令人深思，更讓人警覺，中原霸權文化仍纏捲著這個社會所深藏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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