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防肺炎疫情,也要防「政治口水」

The New York Times Beijing based correspondent Steven Lee Myers, left, chats with other foreign journalists after attending a daily briefing b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in Beijing, Wednesday, March 18, 2020. At least 13 American journalists stand to be expelled from China in retaliation for a new limit impos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n visas for Chinese state-owned media operating in the U.S. (AP Photo/Andy Wong)
圖片來源:AP

在全球一片抗疫聲中,中美這兩個戰略競爭對手,最近卻大打媒體戰,連香港和臺灣都捲入其中。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3月12日在推特上聲稱,新冠病毒可能是由美軍帶到武漢。趙的身分當然不能隨便發言,相信他說的這句話,在北京官方心中應是不吐不快,而選擇這個時機發難,顯然是話中有話。美國國務院隔日立即召見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對趙立堅的言論表示抗議;而川普於美國時間16日在推特上乾脆就把這項病毒冠上「中國病毒」的稱號。川普隨後承認,因為「中國宣傳錯誤的信息」,所以他是刻意使用這一稱呼的。

在雙方展開病毒來源的口舌之爭時,中共外交部突於18日凌晨宣布,要求美國三大新聞媒體《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的部分美籍記者交還記者證,並不得在中國大陸境內,包括香港澳門地區從事記者工作。中共的這項舉動並不令人感到驚訝,北京對於西方媒體對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共拘禁新疆穆斯林少數民族,以及新冠肺炎爆發以來的種種報導,早就表示不滿。《環球時報》即發表文章,批評《紐約時報》這方面的報導,「目的是攻擊中國的政治制度」。

由於中共對美國新聞媒體的反制涉及香港,故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特別對此發表聲明,強調所有關於在港外國人工作簽證之決策均由入境處獨立做出,而若制度有變,將會嚴重侵蝕「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已是中共囊中之物,北京當然不會理睬當地外國記者的反應;但對於美國在台北的一舉一動,中共雖無施力之處,但卻表態無法掉以輕心。

同樣在18日當天,我國外交部與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發表了〈臺美防疫夥伴關係聯合聲明〉,展現臺美攜手對抗疫情的決心。因為聲明提到武漢一詞,中共19日立即透過官媒《新華社》發表評論,稱此舉是「民進黨當局『仇中媚美』又出新招」,並點名外交部長吳釗燮等我方政府官員,「繼續刻意使用帶有歧視性意涵的字眼,大肆散布攻擊大陸的政治病毒」。

從臺美關係和國際防疫合作的觀點看,美方的表態和我方的回應,都是正常的舉動,中共批臺「媚美」太過沈重。「親美」從兩蔣時代開始,就是臺灣對外關係的主軸,由於對岸至今仍拒絕與民進黨接觸,蔡政府自然會把外交政策放在比大陸政策更優先的位置上。即使國民黨目前退居在野地位,也不能忽視對美工作的重要性。江啟臣在參與國民黨主席補選時,就已表明他「親美」的立場。江當選主席後,沒有收到習近平的賀電,但AIT卻罕見在官方網站上對江表達祝賀之意,強調「國民黨有著支持更緊密美臺關係的悠久傳統,期待在江主席的領導之下,共同追求這項目標,並促進彼此的許多共同價值和利益。」

對臺灣而言,「親美」不是問題,問題出在是否為了「親美」而就必須要「反中」。我們發現,每當中美關係緊張的時刻,就會出現臺美關係水漲船高的跡象;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臺灣不能因表面的跡象而讓這條船迷失了方向。

川普刻意用「中國病毒」是意有所指。猶記武漢爆發新冠肺炎之初,川普曾力排眾議,獨對習近平的防疫措施讚譽有加;如今雙方翻臉成仇,除因川普本人個性使然,當然還有政治算計在内。其中最大的政治考量就是選舉。川普不能因錯失防疫先機,造成美國國內疫情惡化而失去選票;但使用「中國肺炎」一詞,有可能導致中美戰略競爭升高為一場文明衝突。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問題專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就提出警告,認為「使用這個詞不僅腐蝕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受眾的人心,還會助長中國國內的一種敘事,那就是美國人普遍仇視和恐懼的不只是中國共產黨,還包括中國及全體中國人。」

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如果臺灣捲入中美之間的文明衝突,則兩岸關係必將淪為一場骨肉相殘的悲劇,對兩岸同胞的傷害豈是新冠病毒可比!

那麼臺灣應如何自處?立法院長游錫堃19日會見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代表葉偉傑時表示,臺灣和新加坡同屬華人圈裡自由民主的社會,在未來可能形成新泠戰的國際局勢中,希望臺星能有更多合作。葉偉傑在回應時則說,新加坡和臺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樣都是夾在大國間求生存的小國,是以彼此的經驗分享和交流相當重要。「兩大之間難為小」,我認為臺灣確實可從新加坡學習許多生存政治的道理。

如果對岸的極限施壓讓臺灣除「反中」外別無選擇,則臺灣必須深思:臺美是否有足夠的互信,讓「親美」可以補償臺灣因「反中」而在經濟和安全利益上必須付出的代價?美國臺海問題專家唐耐心(Nancy Tucker)在2012年出版的專書《1949年後的海峽風雲實錄:美中臺三邊互動關係大揭秘》中指出,分析家和外交官的注意力集中於北京及台北在兩岸之間建立信心,以彌補不穩定並降低威脅。他們尋求減輕北京和華府之間的猜疑,以促進合作、紓緩摩擦。然而,華府和台北之間的互不信賴,卻因太尷尬而未受到注重。臺美彼此對是否值得信賴、可靠度如何,頗有懷疑,這已經傷害了他們的過去,也會傷害到他們的未來。

川普政府2017年上台,以及民進黨於2016年取得執政地位後,臺美中三邊關係發生重大改變,臺美關係目前確是處在斷交以來的最佳狀態;但臺美關係能和擁有同盟關係的美日、美韓相比嗎?如果臺灣無法如日韓那樣,從美國獲取足夠的安全保障,則臺灣有什麼理由要在「武漢肺炎」的名稱問題上亦步亦趨,緊隨美國之後逞一時口舌之快?

【作者 趙春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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