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經驗與台灣抉擇

周陽山
中國時報

1992年2月,我從紐約參加旅行團,赴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訪問,返途時經過芬蘭赫爾辛基,過境停留一天。到了芬蘭機場後,卻因無美國護照,也無芬蘭簽證,被阻止入境,只好被迫留在機場大廳,等了20多個小時後才隨全團飛返紐約。這可真是漫長的一天!深夜過後,大廳空空如也,只有一位俄羅斯醫生也因無簽證而被迫四處閒逛。他顯然已經餓了很久,阮囊羞澀,第二天一早,我給他10元美金,終於飽餐一頓,他謝了又謝。同是天涯淪落人,蘇聯一旦瓦解,他馬上就和我一樣,成了次等國民。

這是蘇聯和芬蘭關係的真實寫照,也是「芬蘭化」的具體表現。「芬蘭化」是指一個弱小的國家挾在兩大強權之間,必須深刻的了解如何運用智慧「以小事大」,避免得罪任何一方,同時也要了解自身安危和在夾縫中的生存之道,絕不輕信任何一個大國的承諾,被迫和強鄰攤牌。

這是因為在二戰期間,西方列強對芬蘭的所有安全和防禦承諾竟無一實現。芬蘭政府動員全國1/6人口從軍,結果卻是死傷枕藉,成為對蘇戰爭的焦土。

經此沉痛教訓,芬蘭人在戰後採取和平中立政策,與蘇聯維持友好,芬蘭政府與媒體盡量避免批評或觸怒蘇聯,以取得對方充分信任。因此,芬蘭成為冷戰時期蘇東陣營與西方國家之間主要的貿易中介者,並從中獲取巨大的利益,逐步晉身全球最幸福國家之列。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以「冷戰時期的芬蘭化」,描述禍福相倚的台海關係,藉此彰顯芬蘭人沉潛、深湛的生存智慧。

芬蘭人是從中亞阿爾泰地區遷徙而來的「芬-烏」(Finno-Ugric)語族,原屬瑞典統治。1809年,瑞典和俄羅斯交戰失敗,將芬蘭割讓給俄國,成為自治的大公國,並由俄皇兼任大公。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共產黨推翻了沙皇,芬蘭乘機宣布獨立,成立共和國。

芬蘭總統一向是超越政黨、具全國性威望的政治領袖,主要負責外交、國防和對蘇聯的交往政策;而內閣總理則是行政首長,代表國會多數黨派,負責內政。換言之,這是一種總統與總理內外分工、各司其職的特殊體制,比法國第五共和更早實現「半總統制」的理念。而今,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採取此類憲制,但橘踰淮為枳,成效卻有很大的差異。

譬如在俄羅斯,出現了長期連任、大權集於一身的強人總統,總理完全聽命於總統指揮。在烏克蘭,總統與總理經常公開對抗,結果在外國勢力的干預下,造成「顏色革命」,結果是內政不修、國勢日衰。

在台灣,從1997年修憲採取「半總統制」,至今23年來一共換了16位閣揆,平均任期不到16個月,政策規畫缺乏充分的時間和能力落實,結果造成政府空轉、經濟停滯,民眾對政府施政高度不滿。芬蘭人的成功經驗,在台灣卻是適得其反。台灣終究不是芬蘭,「芬蘭化」的和平與智慧恐怕也不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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