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完成，是「雙贏」或若有所「失」？

英國與歐盟12月24日完成歷史性的脫歐貿易協議。這場馬拉松式的談判歷經4年有餘，耗損了英國前後兩任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和梅伊（Theresa May），如今達成協議，不但化解了現任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的政治危機，也使英歐關係開展新的一頁。

強生完成艱難的談判任務，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他聲稱英國已收回對貨幣、貿易、邊界、法律和漁業的控制權；歐盟國家的反應雖正面，但似乎若有所「失」。然而無論如何，各方都鬆了口氣。《BBC中文網》報導，歐盟委員會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這是個公平及平衡的協議，對雙方來說，也是正確和負責任的協議。」但她後面這句話更傳神，即「離別是如此甜蜜的悲傷。」

歐盟2大巨頭德國及法國也分別表達看法，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表示：「通過這項協議，我們為彼此關係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礎。英國將繼續成為德國和歐盟的重要合作夥伴」；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則說：「與英國達成的協議對於保護我們的公民、漁民及生產者至關重要。我們未來也將確保協議落實。」

協議文字洋洋灑灑，涉及的事項也非常廣泛，包括雙方關注的關稅、貿易、漁業、公平商務競爭等；但最後讓談判獲得突破的臨門一腳，竟是看似「微不足道」的漁權問題。這就說明了在談判過程中，英國在意的是「主權」，歐盟著重的是「利益」。協議是妥協的產物，雙方雖都自認是「贏家」，但未來可能皆須付出不同的代價。

不可否認，脫歐成功使英國不再受限於歐盟規範的諸多掣肘，可以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因英國過往在歐盟的影響力不及德、法，故希望脫歐後能提升國際地位，在自由貿易及國際合作方面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我認為，脫歐協議在短期內或許像一劑「強心針」，能讓英國股市出現利多行情；但不能忽略的是，英國此刻除脫歐外，還面臨新冠疫情的嚴重衝擊。從長期看，英國經濟情勢無法讓人樂觀。脫歐雖讓英國免受歐盟移民政策所困，但也因此產生勞工短缺問題；加以外國投資下降、出口前景變差，預計英國GDP損失4％；更嚴重的是，若跨國銀行對英國穩定缺乏信心而紛紛遷出，則倫敦金融中心的地位恐將不保。本次協議未觸及金融服務業，留待日後再談，可見其敏感性。總結脫歐對英國產生的影響，誠如一名市場分析師所說：「當一個國家被排除在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之外時，將使英國工作民眾和資本流動緩慢消失。」

強生政府面臨的另一個重大挑戰是「統獨」問題。脫歐和新冠疫情造成英國內部獨立自主的聲浪水漲船高，英國脫歐結果可能刺激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政府要求更多權力。親歐的蘇格蘭在英國脫歐後虎視眈眈，想藉機獨立。蘇格蘭民族主義者表示，他們並沒有脫歐想法，如今可能嘗試獨立後，再重新加入歐盟。蘇格蘭民族黨領袖、蘇格蘭自治政府首席部長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即宣布，在明（2021）年的議會選舉中，要努力爭取蘇格蘭獨立。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受挫，但過去幾個月當中，不同民調均顯示，蘇格蘭獨立已獲得過半數的支持。另許多蘇格蘭選民認為，愛丁堡在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遠遠優於倫敦。另目前新冠病毒在英國出現傳播速度更快的新變種病毒株，可能比舊病毒株增加70％感染率。

英國脫歐後，歐盟仍是英國最大貿易夥伴之一。但脫歐使歐盟失去英國提供的預算支出，使歐盟每年預算缺口將達120億至150億美元、整體經濟損失將達0.38％。而脫歐是否會對歐洲整合造成巨大衝擊？這是現在外界關注的一個重點。我認為，歐盟成員已做好心理準備。實際上，英國和歐陸之間本就有心結，即使英國留在歐盟也是同床異夢。記得當年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建構「從大西洋到烏拉山」（from the Atlantic to Urals）的歐洲國家體系時，就有排除英美在外的想法；換言之，戴高樂強調的歐洲整合是從法國利益考量，是以法、德2國的夥伴關係為基礎。

拜登和川普不同，他不贊成英國脫歐，曾形容強生在外表和個性上就像是川普的「複製」。拜登有愛爾蘭血統，多次強調支持1998年簽署的《耶穌受難日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這項受拜登重視的協議奠定北愛爾蘭和平，按其規定，英國統治的北愛爾蘭和隸屬歐盟的愛爾蘭之間的邊界，必須維持開放。拜登不欲見到愛爾蘭及英國之間存有崗哨邊界，因北愛即愛爾蘭是英國與歐盟之間唯一的陸路邊界。

拜登11月10目與英國首相強生通話時，表達希望強化與英國的特殊關係，並列出雙方須加強的領域包括：2021年英國將主辦「七大工業國」（G7）及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COP26）、氣候變遷、新冠病毒、全球衛生安全、永續性經濟復甦和加強民主等。

英國脫歐確實會對大西洋合作關係造成衝擊，這是拜登上任後將立即面臨的問題。過去英國留在歐盟時，最大的功能就是作為連接美歐關係的黏合劑。英國在脫歐後，還能繼續扮演這樣的角色嗎？

英國前駐美大使韋斯特馬科特爵士（Sir Peter Westmacott）認為，拜登將傾向法國及德國，原因不在於他本質上反對英國，而是英國對美國重要性將因脫歐而降低；英國對美之重要程度，一直與倫敦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聯繫美歐利益，反之亦然。我認為這對強生將是一項挑戰，即挑戰在沒有美國的加持下，能否實現重建英國國際地位的雄心壯志。

對於拜登而言，英國脫歐則是對他外交政策的一個考驗，考驗他能否團結西方國家，共同對抗俄羅斯和遏制中國。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準備在年底前與中共簽署《歐中全面投資協議》前夕，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12月21日在推特發文指出，「新政府歡迎儘早與我們的歐洲夥伴磋商，討論我們對中國經濟行為的共同擔憂。」

《紐約時報》評論認為，這暗示拜登對這項協議不滿意，即不希望歐盟過早與中共協商。拜登的表態應該起了作用，歐盟貿易專員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延遲了原定12月22日上午與中共副總理劉鶴的會談，歐盟成員國代表當天下午則開會決議取消討論這項協議。

二戰結束後，前法國總統戴高樂就想建立第三勢力，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英國脫歐後也可能如脫韁野馬，歐盟也可能在中美競爭下努力找尋自身之最佳定位。如今英國脫歐又為冷戰後的國際戰略格局，投下一個重要的變數。

【作者 趙春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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