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弋丰專欄:歷史證明 粗暴專制的隔離封鎖無助防疫

藍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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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使得中國封鎖武漢,緊接著又連續封鎖多個城市,封鎖人口破千萬,可說是人類史上最驚人規模的隔離封鎖事件,消息傳出,台灣人議論紛紛,興起了人權與保命的論戰,醫護人員更馬上聯想起SARS時草率封鎖和平醫院造成的悲痛案例,封鎖有效論與封鎖有害論展開大辯論:到底行政隔離封鎖──也就是以行政單位為封鎖單位,而非以感染可能性為隔離判斷標準──有效還是無效?

這個答案,不妨從人類漫長歷史來學習教訓。

隔離封鎖的專有名詞稱為「Cordon Sanitaire」,來自法文,源於1821年,法國李希留公爵派了三萬大軍駐守法西邊界的庇里牛斯山,禁止西班牙人闖越邊界,聲稱為了防止當時於巴塞隆納肆虐的致命傳染病黃熱病蔓延到法國,不過,這只是表面上的藉口,因為其實法國真正想封鎖的不是疾病,而是政治思想,當年經歷拿破崙戰爭好不容易復辟的法國王室,急於防止1820年西班牙立憲革命的民主思想傳回法國。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時,西班牙以封鎖隔離為名關閉西葡邊界,防疫同樣只是藉口,西班牙當時親德,想與親英法的葡萄牙劃清界線,才是封閉邊界的更根本原因。在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例子下,隔離封鎖有了衍生意義,也就是政治上圍堵某個國家陣營或政治思想。過去人類面對傳染病往往只會使用粗暴的隔離封鎖,自從現代醫學精進,就很少再這樣做,少到隔離封鎖這個詞彙,在現代歐美的實際使用情況大多是指衍生意義。

於是,當西非伊波拉疫情爆發,2014年8月西非幾內亞、獅子山、賴比瑞亞三國真正的為了傳染病施行隔離封鎖時,《紐約時報》驚呼「用上了一個世紀以來都沒用過的手法」更多該文章認為,在2014年西非伊波拉以前,最後一次使用隔離封鎖是1918年,俄國革命造成斑疹傷寒大流行,波蘭為了避免斑疹傷寒向西傳播,關閉了波俄邊界。事實上,該文作者的歷史認知有誤,並非真的百年內都沒有用過,1972年南斯拉夫爆發天花感染,以及1995年薩伊爆發伊波拉疫情,都用上隔離封鎖手段。

《紐約時報》文章稱:隔離封鎖這種手法是中世紀時代黑死病流行的產物,最極端的手法是封鎖受影響的村鎮城市,放任其中的人自生自滅,這種做法「有演變為殘暴違反人權的潛在可能性」。《紐約時報》一向鼓吹人權不遺餘力,可以想見該文作者對於現代西非又出現隔離封鎖手段,有多麼震驚。

以行政區隔離的封鎖大多無效

幾內亞、獅子山、賴比瑞亞決定封鎖三國交界處的三角地帶,是因為70%病例來自這個地區,該區邊界管制困難,人口在三國之間流動,單一國家無法有效管理,因此,三國軍警發動聯合行動,封鎖該區域,當然,在國際組織環伺下,該計畫至少就表面上跟中世紀的自生自滅有所差別,三國表示將提供民生物資,並派駐更多醫療人員到隔離範圍內。

西非伊波拉疫情已經結束好幾年,如今我們可以從後見之明來看:這次封鎖隔離到底有沒有用呢?答案是沒有。2014年8月三國執行封鎖隔離行動,之後每日新感染病人數量不但沒有減少,還反而持續增加,到10月迎來每日新感染人數的超高峰,最高一日將近400人,直到2015年1月以後新病例增加數量才脫離高峰期,開始緩降。

很多人對防止傳染病最直覺的想法就是封鎖,那麼西非三國的封鎖為何無效呢?行政隔離封鎖之所以大多無效,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只想粗暴行事,違反有效隔離需要細膩管理的基本法則:要做到以人為單位,以感染可能性為基礎的細膩管理,而這需要人民主動配合,是不能用暴力強迫的,一旦採用暴力強迫,人民只會選擇說謊隱瞞接觸史。當西非三國的隔離封鎖推動後,有當地醫療人員悲觀認為,此後可能需要付錢買「抓耙仔」告密,才能知道接觸史。

以純然的暴力封鎖區域,區域內部實際上卻沒有做好細膩的隔離工作,封鎖區內由於受到封鎖影響,物資短缺而使得區內更脆弱,結果只是讓區內人民承受高風險,遭受大量感染;沒有任何溝通就無緣無故把居民封在裡頭,許多人民甚至不曉得封鎖的原因為何,不僅無助於自主防疫,更會千方百計逃跑,結果把疾病更快帶出封鎖區域。

最終,西非伊波拉疫情還是在隔離的威力下停止了,但是不是畫地圖的大而無當粗暴式封鎖,而是以人為單位的細膩管理,找出感染者,確定接觸史,在醫院與社區劃定隔離區,感染者、可能感染者,分別隔離,政府的暴力使用在病人過世時不讓家屬接觸病人直接快速下葬,斷絕死者身上病毒傳染給家屬的機會。

1346至1351年黑死病的蔓延。(維基百科)

被封鎖者自願配合才有用

人類從歷史上很早就知道粗暴式封鎖無效,只有自願犧牲配合的封鎖才會有用。

1665年倫敦爆發黑死病,染病房屋、街區很快遭到行政封鎖,但是疾病在倫敦不斷擴大,46萬市民中因此病死高達10萬人,直到1666年倫敦大火幾乎燒光整個城市,也順便把黑死病的病媒跳蚤與老鼠給燒掉為止。

當疾病傳到德比郡的伊亞姆村,該村居民決定自我封鎖,德比郡的其他村落感激該村居民的犧牲,提供生活物資給自我封鎖的伊亞姆村,把食物放在通往村莊的入口,再由居民自己來取,最終伊亞姆村犧牲慘重,只有四分之一的居民倖存,但是德比郡卻因此免於黑死病。德比郡與倫敦相反的故事,說明了只有充分溝通,被封鎖者自願配合,其他人提供支援,才能有效執行隔離。

但是行政強制封鎖隔離的基本想法,卻是與上述有效方式背道而馳,這種粗暴的作為,骨子裡想的是眼不見為淨,把出事的地區框起來,切割掉,讓裡面的人自生自滅,等裡頭的人病死光了,也就沒事了;上下交相賊,被封鎖的人也不是笨蛋,當然會憤恨、為了生存反抗。就是這樣的潛在心態,導致封鎖隔離在歷史上總是敗多勝少,最後被更細膩、更科學的隔離管理所取代。

我們台灣自身在2003年SARS抗疫過程中,也學習到同樣的慘痛教訓。醫界早就提出防範院內感染為最優先,衛生主管機關卻不理會專業建議,只著眼幾乎不存在的「社區感染」防備,又大搞政治,為了SARS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互不相讓,搞政治妨礙實事下,4月22日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24日衛生主管當局決定強行封院。

當時和平醫院隔離防護措施嚴重不足,甚至醫師只能配給「一人一周一個」口罩的離譜狀況,防護衣也嚴重不足,封院不分青紅皂白,連只是路過去吹冷氣的人都給封在裡頭,上千人就這樣被封鎖在高傳染性環境下坐以待斃,造成和平醫院內徒增感染人數、死亡率遠高於院外的慘痛下場。眼見如此粗暴封院,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疫情不但未受控制還繼續擴大,不久鄰近的仁濟醫院也封院。

當時接收最多SARS病人的台大醫院,其實也一度到達爆發院內群聚感染的危險邊緣,但是台大並不進行粗暴封院,而是執行細膩的感染控制管理,調度分配充足的物資,減少人力交流、嚴格區分動線,避免交叉感染,當急診出現警訊,進行分流、調度病房,淨空急診進行全面消毒,化解「連門把都驗出病毒」的危機。這一切靠的都是台大醫院全體人員的高度自主配合。

所以台灣經驗又再度驗證了人類歷史上的教訓:只有自願犧牲、主動配合的措施才會有效,粗暴專制的隔離封鎖只會適得其反。

再怎麼集權專制的國家也管不住

此次武漢肺炎中國封鎖武漢,結果500萬人逃離,只留下900萬人,封鎖是否有效?從500萬人逃離來看,已經失敗。為何以專制中國管制之嚴,卻會能有這麼多人逃離?道理很簡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在專制社會上下交相賊之下,中國人民早就練就一身生存本領。許多人看狀況不妙,不用等到政府計畫要封鎖,早就先溜之大吉,這是先知先覺者;封鎖還沒執行,消息從內部經無數內線流出,這時腳底抹油,這是後知後覺者;但聽到封鎖了才行動的不知不覺者,也千方百計,靠吃退燒藥蒙騙過關。幾百萬人如水銀洩地四處流竄,再怎麼集權專制的國家又如何管得住?

武漢及周遭城市封城,不僅是人類最新的一次隔離封鎖,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過去從來沒有一口氣封鎖千萬人規模的地區,可說創下人類歷史紀錄,而一開始就逃出500萬人,也恐怕是人類隔離封鎖史上最失敗紀錄,封鎖區裡頭則恐怕與當初SARS的和平醫院一樣,物資與支援都嚴重不足,勢必也會歷史重演,發生一樣的慘痛教訓,只是,這次封鎖規模,是和平醫院封院的一萬倍。

※作者台大醫學系畢業後,轉行出版、產業分析、業餘歷史研究,著有《橡皮推翻了滿清》、《明騎西行記》等書,譯作有《紙牌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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