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老佛爺—《鬼推磨》書摘之四

蘇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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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乾清門西側路北,有個養心殿,著名的「垂簾聽政」遺址。東西兩宮太後坐在皇帝(同治、光緒)後面聽政,中間設置數重紗屏隔開。據說現在還是按當年原樣佈置。清朝祖制不准婦人干政,以簾子垂下隔開,表示聽政的太后不在朝廷上,照現在的說法,是「不好意思」。

這個政治遺址被原樣保留下來,或許是某種無意的疏忽,因為現代中國的統治者會不經意地模仿這個樣板,卻未意識到「歷史的恥辱」,雖然也是「不好意思」的。八十年代末期那一幕「垂簾聽政」,在趙紫陽口述實錄《改革歷程》中,有甚為清晰的敘述,他用了「常委之上的婆婆」一詞,非常傳神——至少在年齡和性別上,「婆婆」都跟「太后」近似。

「現代養心殿」,就是鄧府。它在哪裡,早已是不公開的秘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鄧大人住在地安門一帶,是米糧庫胡同的一座「大宅門」,至於幾號,說法紛雜,就不去管它了。這條胡同曾很熱鬧,按民國年間門牌算,1號住過陳垣、傅斯年,3號住過梁思成、林徽音,4號住過胡適,6號是於斌,中國天主教大主教,再往下是一座蒙古王府……說鄧府應是4號的最多,即胡適曾住過的宅子,抗戰時被花卉寫意大師陳半丁買去,園子占地五畝,故以「五畝之園」名之,解放初期陳半丁怕太招人賣掉了,若真是此宅,怎就沒留下點「文氣」,好抵消些許暴戾?

「垂簾聽政」的決策,便出自鄧府。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交代了全部細節:1987年7月7日,胡耀邦辭職後的臨時守攤「五人小組」(趙薄楊萬胡),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十三大人事問題。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個元老不進政治局常委,今後還參不參加決策?鄧與楊、薄二人先密商,要設「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後由薄一波在這次會議上建議趙紫陽:到十三屆一種全會,內部宣佈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鄧請示、由鄧拍板。此即「垂簾聽政」的由來,原來是在鄧府、由元老們自己決定的,趙紫陽只有聽命之份,這位共產黨的總書記,就像晚清乾清門西邊軍機處裡值班的一個章京。他下臺後在這本書裡和盤托出細節:「鄧掌舵」是什麼含義?常委不僅要向鄧請教、向他通報,他還可以在家裡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這哪裡還叫「垂簾聽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關鍵的一點:這是一個內部規定,不能公開的,一旦公開就會出大事,這到後來被證明瞭。

此即八九大衝突前夕的中共政治結構。時至今日,一個費解的問題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已經實行中央委員百分之五差額選舉,令「左王」鄧力群在中央委會和政治局委員中皆被「差」掉,黨內外一派歡呼,民間定義這是一種「許說、許走、不許選」的開明專制,一個改良的勢頭,已經在鄧小平手裡出現,「垂簾聽政」的模式,也會在這個勢頭下漸漸消解,這是可以預測的,可是這個勢頭忽然消失了,難道它是被後來的政局動盪耽誤掉了?

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在「現代養心殿」定性「動亂」,等於他自己往油桶扔了一根火柴,學生的悲憤是「天空在顫抖,仿佛空氣在燃燒」。(湯森路透)

趙紫陽也說明,其實年初廢黜胡耀邦,也是在鄧府辦的。1月4日他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鄧家裡開會……等到齊後,鄧就拿出一封信讓大家傳閱」,即胡耀邦的辭職信。關於胡耀邦失寵於鄧小平的種種,趙根據自己的分析,已交待在先,但何時、怎樣、誰人出面逼使胡耀邦遞交辭職,連趙紫陽這個總理也一概不知,全是暗箱作業——從1981年起,鄧對胡就越來越不滿意,廢立之心已起,不過早晚而已。趙紫陽寫道:「耀邦不再任總書記,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時鄧和老人圈子裡已定下來的事。鄧1986年在北戴河與老人們怎麼談的,同什麼人談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他只知道那時鄧曾對楊尚昆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

幾個老人密商一番,就決定了胡耀邦的命運,可以說,「八九學運」已在此時埋下伏筆。趙紫陽描述,廢胡的那天,陳雲在鄧府會議上「說話較多,比較活躍,非常鄭重其事地宣佈,今天這個會議的決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鄧就沒有考慮,不大在意,也不在乎這樣的事。」寥寥幾筆,兩個「婆婆」的形象躍然紙上,各有特色——陳雲的「此地無銀三百兩」,冰冷、虛偽,卻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來;鄧則是剛愎霸道,赤裸裸的實用主義,什麼黨章國法的,沒當回事過,這輩子他只怕毛澤東。

這批老人在十三大以後退出中央常委,純粹是演戲給國際上看的,但要演好這齣戲,就非得學西太后,煞費苦心設計出這個「常委的婆婆」模式。這裡還有一點蹊蹺。鄧的本意,是「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不能有幾個婆婆」,自然這個婆婆非他莫屬,陳雲、李先念是不能「當婆婆」的,但是「婆婆」的名分問題,在十三大前始終懸而未決。陳李二人並非當年性情溫和的「東太后」慈安,不認可鄧自封「唯一婆婆」,而想跟他搞一屆「同治」朝。所以鄧小平刻意想複製一個「老佛爺」,並非易事。

廢胡之後,中國政局隱然動盪,趙紫陽雖代胡入主中南海勤政殿,但決策中樞已悄悄挪往故宮以北、景山背後的米糧庫胡同。八九期間的重大決策,皆出自鄧府,但在何時、何種情形下鄧府「偶露崢嶸」,卻沒有一定之規,隨意性很大,有幾種樣式:常委請示、鄧主動召集、楊尚昆引見等。

天安門事起不久趙紫陽即出訪,李鵬趁空虛,請楊尚昆求見鄧小平聽常委彙報,誘出鄧小平的一席講話,而鑄成「四二六社論」,給學運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一招「見血封喉」,無轉圜餘地——從此學生與鄧小平,就尖銳地對峙在這個定性上,雙方都不退一步,縱使趙紫陽使出渾身解數也無用。其間,他也曾幾度請求楊尚昆,經由鄧的秘書和子女,試圖勸說鄧小平收回成命,皆被擋駕——這道「垂簾」難死了他。

四月二十五日這天,鄧小平接見楊尚昆李鵬,是在玉泉山的軍委秘密駐地,他的一席話,後來流傳了兩個版本,一個版本中有鄧小平的「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罵娘,不怕制裁);另一個版本中,鄧小平的原話是:「專政要用起來,留點血不要緊。」李鵬吩咐溫家寶在傳達前把它過濾掉了。

還有更奇的,「現代養心殿」裡的老佛爺居然失蹤了,前後十四天(28/4-11/5)。一九八九年北京屠城,有無數待解之謎,這是最大、最核心的一個謎,人們卻鮮少論及,這是比當年廣場上揭穿他乃是「西太后垂簾聽政」更具爆炸性的一件事情,也是決定了後三十年中國圈地、崛起、稱霸,因而也影響了國際趨勢,乃是世紀之交人類走向的一個最原初的因素。鄧小平因此上了歷史座標,卻偉人祠或恥辱柱孰者,則須待後人論定。

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會見李鵬、楊尚昆,定性「動亂」之後,一直到五月十一日會見伊朗總統哈梅內伊,中間全部空白。

四月三十日趙紫陽訪朝歸來,立刻求見鄧小平。整整兩個星期,趙多次求見都被拒絕,也就是說,趙紫陽從調停廣場絕食那時候起,就沒有見過鄧小平。鄧的秘書王瑞林告訴趙,鄧最近身體很不好。直到五月十三日,趙才得以見鄧。

鄧小平幹什麼去了?

鄧小平完成了一個操作,為此而神隱,用了十四天。

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在「現代養心殿」定性「動亂」,等於他自己往油桶扔了一根火柴,學生的悲憤是「天空在顫抖,仿佛空氣在燃燒」,他們對他的回應就是「四二七」大遊行,隊伍打著「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橫幅,不帶憤怒地一道一道衝破員警防線,向全社會釋放的資訊就是「人民勝利」,這個回合鄧小平徹底輸了,於是他起了殺心,他不是說了嗎?「專政要用起來,留點血不要緊」。

鄧小平決定採取軍事手段,平息學潮,然後改組最高政治權力。他親自去部署野戰軍的進軍京師計畫。據吳仁華(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出身)考證,這是非常複雜的一個部署,「調動多個軍區的部隊入京,以達到相互監督制衡的作用,使得各個進京部隊之間互存戒心,難以串連,避免發生兵變事件…… 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調度的每一個環節都經過了精心的考慮,做了一種‘雙備份’、‘雙保險’的周密安排。」也有研究發現,對付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動用北京衛戍區的兩個警衛師和武警北京市總隊的兵力足矣,鄧小平卻從全國七大軍區,調動了三十五萬大軍執行「戒嚴」任務,所為何來?無疑也是為了防止「政變」或「兵變」。

這分明是要打一場正規戰役,作為總指揮的鄧小平怎可不運籌帷幄一番?十四天或許太緊促了吧?

為了完成這個操作,他延誤了會見伊朗哈梅內伊。

為此他堅決拒見趙紫陽,而後者正嘔心瀝血為他平息學潮。

2004年8月中旬,八十歲的李光耀在新加坡發表談話,高度讚揚鄧小平用暴力處理天安門事件,並直接引用鄧小平當時的講話——「鄧曾說,『如果殺20萬學生可以使中國保持一百年穩定』我就殺。」西方各大媒體都報導了這則新聞。

八九當年,中國大陸各級口頭傳達的鄧小平主張「殺二十萬人」的講話中,鄧小平是列舉印尼的例子,即蘇哈托在1964年屠殺二三十萬印尼人以保住政權,從六十年代維持到八十年代,恰好二十年。但是今天中共文獻裡所有關於鄧小平對「六四天安門運動」「採取果斷措施」的講話記錄裡,都全部刪除了他關於「殺二十萬人」與「蘇哈托」有關的內容。李光耀卻把鄧小平晚年最見不得光的這段講話,言之鑿鑿地向國際社會合盤托出,還把「二十年」改為「一百年」,以此為鄧擺功。

對此《華爾街日報》發一社論,指出多年來上至官方高層下至鄧的家屬,都在有意回避「六四」事件;就連「六四」主事者李鵬,也再三在各種公開、私下場合,撇清自己在「六四」血案中的責任。不料,此時卻冒出一個不識時務也不識好歹的新加坡強人李光耀,竭力把「六四」天安門血案當作鄧小平晚年最大功勞來大講特講。

六四屠殺多次被獨裁者當作「典範」。利比亞前領導人卡紮菲,在被暴民毆斃之前,就曾在電視演講,以北京武力鎮壓學運,派坦克殺入天安門,為他自己在利比亞的暴行辯護。

八十年代晚期,嘉樂頓珠,達賴喇嘛的二哥,有一次來拜訪普林斯頓的流亡群落,他是藏人的蘇秦,周遊列國,連橫合縱,接觸過羅斯福、尼赫魯、蔣介石、蔣經國、鄧小平、胡耀邦,也曾率領康巴人跟解放軍打遊擊,大家圍著他聊天,聽他講他的傳奇故事,期間他講了一句話,震懾眾人,也叫我至今難忘,他說:「中共的領導人,其實都是一些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土匪兵痞,他們對付事情的手段,就是殺人。」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邪惡決策!」

六四屠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邪惡決策。(湯森路透)

羅宇說。他稱之為「玉泉山鎮壓決策」,參加決策的人有鄧小平、楊尚昆、楊白冰、王震、李鵬、陳希同。玉泉山在京郊頤和園西邊,早被列為軍事禁地,也俗稱「西山」,鄧林《我的父親鄧小平》中提到:「1977年葉帥安排鄧小平住進西山軍委一個住處的25號樓,這個樓原來是王洪文住過的,葉帥住15號樓。」鄧在八九期間,不會住在地安門米糧胡同,一直躲在這裡。

羅宇是前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兒子,曾任職總參謀部裝備部航空處處長,「六四」鎮壓後憤而辭職出走。2016年夏他忽然給我來了一個郵件,並附上他起草的《六四風雲》電視劇本。原來他就住在賓州中部,離我的住處不遠,不久我請清華出身的六四學生領袖李恒清,開車一個多小時帶我去拜訪他,那是一個東岸典型的sleeping Town,鎮上只有一條街、一個餐館,周圍都是農田,其間配以商貿中心、住宅社區,以及州際公路。羅宇拎了幾瓶啤酒來跟我聊,他談到,「玉泉山決策」,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沒有簽字,因此是非法的,這個要害乃是日後推翻「鄧決策」及其卅年後果的法規依據。

「鄧小平完全是愚蠢,天安門學生沒剩多少了,北京的學生都回校園去了,只剩下外地學生還在廣場待著,要不了幾天就散了嘛,哪裡用得著再派坦克去鎮壓?簡直就是蠢透了。現在中南海裡的人都清楚,這個邪惡決策當年就是毫無必要,還讓這個黨背上了非常沉重的歷史包袱,他們都想卸掉它,可是找不到任何機會。」

我對他說,六四屠殺,並非鄧小平的一時糊塗,屠殺後果對中共而言,就是亡黨亡國,但是最大惡果,是這三十年家園毀滅、人心淪喪。你要想拍電視,就要徹底釋放其中的全部含義。

「我要負責的,還是我那一小塊‘邪惡決策‘部分,」他說:「其他都是你的東西。」

他七十多歲了,腦子很清醒。

關於鎮壓學運的「邪惡決策」,在中共高層使用的話語裡,其實就是「戒嚴決策」,另有一個來源的說法,提供了新的版本,即2005年出版的《陳雲晚年歲月》,透露1989年5月17日的一個「元老密會」。

原來,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上,趙紫陽不同意多數常委關於「決不向學運退讓」的意見,堅持與廣場溝通。第二天即5月17日,常委再次開議,決定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紫陽辭職。此書透露,李鵬隨後向中顧委在京委員會議做了通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堅決支持多數常委會議的意見,擁護中央(戒嚴)的決定。」

《陳雲晚年歲月》公開的這個細節,具有重新詮釋「戒嚴決策」的含義,那就是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會,由於趙紫陽的反對和辭職,未能達成共識,決議無效,於是翌日晚上元老們跨過政治局常委會,做出戒嚴的決策,而這些元老中間,有的人已經「全退」,沒有任何官方的職位。這是徹頭徹尾的「垂簾聽政」的又一例,當然也是違法的。

2019年六月初,「六四」三十周年之際,新世紀出版社一本新書《最後的秘密》在香港面世,披露中共兩次高層會議的鎮壓決策、支持鄧小平、批判並罷黜趙紫陽的過程,1989年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6月23日至24日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一共27份機密文件,由一位黨內不具名的高級官員複製並保存至今。本書包括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十七位中共元老支持鄧小平及擁護鎮壓決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楊尚昆、聶榮臻、萬裡、宋任窮、李瑞環等都嚴厲批評趙紫陽。

其中王震兩次發言指海外敵對勢力採用和平演變手法進行滲透,言辭最為激烈,將趙紫陽支持的改革派稱為「象林彪那樣的大小艦隊」、「控制一大批輿論工具,到處搞政治性沙龍、演講和集會,甚至鑽進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占居重要崗位」、「上下勾連,內外串通,長期以來進行思想的、輿論的、組織的準備和精心策劃……發動利用社會上的流氓政治團夥和地主官僚、封建軍閥反動階級殘餘及社會渣滓,企圖以動亂直至暴亂,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並逐個列出了他所認為的海外勢力如何影響學運:金錢收買、思想文化滲透、派遣特務、盜竊情報、製造謠言、挑起動亂、扶植內部敵對勢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麼都用上了」。

王震亦表示,如果「鎮壓反革命暴亂就此完結,我很不贊成」;他還提交了一份書面講話,是唯一有兩份發言稿的人,細數具體措施:「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勞改、勞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勞改勞教的,一律吊銷城鎮戶口,送到偏遠地區,強制勞動」。

在黨內資歷高於鄧小平的元老陳雲未出席會議,以書面的形式提交兩句話:「一、趙紫陽同志辜負了黨對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對趙紫陽同志的處理」。陳雲並未明確表示支持鄧小平使用軍隊鎮壓的決定。

據悉趙紫陽列席參加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沒有被安排發言,但他在會上要求講話,為自己解決危機的行動辯解,自此之後趙紫陽被軟禁直到逝世。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鬼推磨——魔幻三十年》。作者蘇曉康,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把社會上諸領域所討論、探索的各種命題、假說,都匯集起來,化為螢幕形象加以傳播,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打破電視僅為大眾文化的限制,成功地嫁接思想和視覺、激情和理性,創造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迄今。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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