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蚵豐村》:關於遠方與鄉愁,讓人想起塔可夫斯基的《犧牲》

文:郭朝淵

返家的鄉愁,大概已經是近年台灣觀眾再熟悉不過的主題,而且劇情套路幾乎可以輕易預想得到:一個在外打拼的游子,因為事業不順利而歸鄉,回家後發現凋零的家業,然後改造這些夕陽產業,最後一炮而紅,重新帶來家鄉的希望。前幾年大紅的國片,如《總鋪師》或是《陣頭》都有著類似的梗概。那麼,《蚵豐村》彷彿又是寫著類似的故事,觀眾又能期待從中得到些什麼呢?

看完電影之後,才知道林龍吟導演首部的劇情長片,鄉愁不只是回家的鄉愁,也是科技的鄉愁,也是電影的鄉愁。一年半來在網寮村蹲點累積下來的在地情感,厚實的影像和自然單純的場景,在在讓人難以相信這是個年輕導演初試啼聲之作。

關於犧牲

貫穿電影意象的那棵老樹,以及海岸邊的冷冽色調,幾乎讓人第一眼就想起了俄國名導塔可夫斯基的《犧牲》。導演對於這部名作的致敬並不僅止於畫面,《犧牲》的故事講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所帶來的毀滅和重生,最核心的信仰其實一直考驗著電影的主角亞歷山大:「為了年幼的兒子,你願不願意犧牲一切而得到救贖?」

《蚵豐村》中的毀滅與重生其實不斷地在這部電影裡面反覆出現。首先是電影片頭的浮出沙灘的濟公雕像,最後變成了海生動物的棲居之所;死掉的蚵殼,最後重新長出肥美的蚵仔,而父親的自殺,不也是為了免除妻兒負擔,期盼能夠讓兒子能有更好的未來嗎?

導演在映後座談裡面談到,關於返鄉或是離家,他其實沒有定論。然而某方面來說,在電影裡面已經有了答案。那是一種上一代對於下一代的期許、寵愛,也是犧牲。電影的最後那棵樹倒掉了,再也不用修剪,再也不用照顧了,不是嗎?那一代的人從來不說愛,卻用最粗獷的方式表現他們對下一代的溫柔。

關於信仰

筆者曾經有幸親眼見證地方上二十年一次的建醮大典。那種高築的祭壇中綺麗、虛幻的震撼,令人永生難忘。電影裡面的王船祭典,和多次穿插的起乩畫面,以及電影一開頭的巨大濟公像,那些傳統的信仰,就像起乩亂舞的乩童和不斷拉回來的助手,糾纏著每個角色的心靈與人生。

在那個蚵仔不再豐收的村子,連濟公都自身難保,而神明還能再給些什麼意見呢?昆男想開觀光船的生意,被逼著要問過神明的意見;而蚵地要不要留,一樣要問過天上的家人才可以。但是連祖先的墳都已經泡在水裡了,還要再堅持那些不知是否存在的神靈意見嗎?

關於遠方

如同上個世紀裡全球化的「美國夢」,對於台灣人而言,一樣有著「台北夢」。膠捲電影所獨有的粗糙畫面,以及電影裡面被刻意抹除的當代科技產品,幾乎保留了1980年代新浪潮電影的懷舊與鄉土氛圍。於是在電影裡面那個從沙洲望出去的彼岸,有時燈火通明、閃爍迷人,有時則在遙遠的視野中駛入一台巨大的貨輪,與破敗的漁村成了對比。

彷彿觸手可及卻又難以捉摸的遠方,乘載著年輕人的夢想。但不論那個遠方在哪裡,終究期盼著回到出生地,那是還鄉衣錦還鄉的夢。昆男最後騙了墓地改善的工程款,遠走他鄉。熟悉台北的人大概可以從最後的對話猜得出來他大概過的不太好,甚至可能根本沒到台北,因為台北是個大盆地,不可能在十幾層樓的地方看到海。昆男彷彿成為沒落漁村的身影,即將隨著不斷進逼的潮水隱沒於其中。

所幸最後故事還是留了一點希望,阿吉在父親的蚵地開起了好友一直想要的觀光船的生意,讓這個村子裡總算留下兩個離去之人的身影。

關於對話

導演曾表示,這些劇中對話往往只有幾句提示而沒有對白,隨著演員的表現自然發展,但這種拍攝方法其實是兩面刃,尤其劇中角色的不多,不同演員的演技在同個畫面下幾乎是高下立判。

不曉得演員原本對於台語的熟練度如何,這種自然發展的對白雖然有種親切感,但免不了還是會有些吃螺絲的情形,尤其喜翔演出的父親實在太過精彩,幾乎把另外兩個年輕演員的氣場壓下,也讓許多幕的劇情張力少了許多,是最讓人可惜之處。

結論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同樣以鄉土作為主題,林龍吟選擇以最吃力不討好的方式來完成,虛構的電影和真實的影像紀錄交錯,帶來了一種真假難辨的感受。同時,電影沒有落入說教或是熱血過頭的窠臼,自然而然地帶出了北漂青年、海岸下陷、崩毀神像等等議題,以首部電影來說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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