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一路惶恐──我的疫城紀事（上）

從門口到窗戶七步，從窗戶到門口七步。

這是捷克作家尤利烏斯．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的第三章〈二六七號牢房〉的開篇語，我在中學語文課本裡讀過。

我上中學時正處在文化大革命中後期，那時候語文課本需經過嚴苛的審查，能夠入選的內容很有限。古文大多是領袖援引過的文章，基本與帝王將相之愚惡以及鄉野民眾之智勇相關，比如「愚公移山」、「矛與盾」、「捕蛇者說」、「陳涉世家」、「苛政猛於虎」等等。詩歌大抵是領袖自己的詩選，偶爾加幾首悲天憫人的李白杜甫。白話文有領袖選著，魯迅檄文，還有一些民間傳說歌謠之類的。外國文學入選的，則更是少之又少，我能想起來的，似乎只有高爾基的《海燕》和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

伏契克是捷克共產黨員，在二戰期間被德國黨衛軍逮捕入獄，後遭殺害－－這是我現在從互聯網上找回的信息。中學時代離今天已過去四十多年了，我早已忘記〈二六七號牢房〉、《絞刑架下的報告》，也忘了作者坐的是誰的牢－－那年頭是亂世，牢房太多，今日的牢頭隨時可變為明天的囚犯，反之亦然。我甚至都忘了作者的名字，可是我卻牢牢地記住了上面援引的那句話，大概是因為那話裡簡單的詞語重複所產生的意外節奏和力量感。我後來讀到魯迅〈秋夜〉中那句「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的話時，我幾乎懷疑魯迅是套用了伏契克，因為魯迅向來喜歡那些「進步」文學。

經過查證，我才知道了自己的無知：魯迅的這個獨特句式比伏契克早發明了二十年，要套也是伏契克套了魯迅。但我沒聽說過伏契克懂中文，他不太可能讀過魯迅的文字，所以我只能武斷地判定：這兩人大約是在不同的時空裡被同一個繆斯雷電般擊中－－這都是題外話。

在因疫情被困溫州的三週裡，每當我醒來，從床邊走到窗口，或者在午飯後，從坐著讀書的小沙發站起來，走到靠另一面牆的小書桌時，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伏契克的這句「七步」語，而且不止一次。我的住處從門到窗，應該超過七步，可從一面牆到另一面牆，卻肯定不到七步，因為房間的總面積，統共也不到三十平米。它只有一個臥室，一小塊用一簾淺綠色的厚布隔出來的早餐空間，還有一個剛好夠我轉一個身的小衛生間，但是沒有客廳。這種布局的公寓房，在加拿大或美國被稱為bachelor，或者studio。

許多作家都會給自己的住所或書房取一個某某齋或者某某軒之類的雅致名號，而我只管這個小窩巢叫「蝸居」，不僅因為我懶，還因為我實事求是－－它的確很小。細心一些的讀者會在我的一些文章的最後一頁發現這樣的一行小字：「某年某月某日完稿於／修改於南站蝸居」，說的就是這個窩巢，而「南站」則是它所屬街道的老地名。

「蝸居」是我父親的工作單位分給我們家的一個小住房，建於八十年代初期。在住房普遍緊張的年代裡，我哥哥嫂子和侄子一家三口在這裡居住過多年。後來他們搬進了新居，這個小地方經過幾次出租後，被我接手，找人進行了簡易的裝修，就成了我在溫州落腳時的住處。

「蝸居」坐落在一條死胡同的盡頭，走到外邊的街上大約需要五到七分鐘。巷子很窄也很長，出租車司機都不願開進來，因為掉頭很難。這是一座四層樓的磚房，我住二樓。當年使用的建築材料質量粗劣，房子漏過幾次水，隔音差，也沒有電梯。周圍的房子和它一樣老舊，有一片甚至已經被掛上了「危樓」的牌子。父親在十年前去世，樓裡原先住著的父親工作系統的老同事們，現在也是老的老去，搬離的搬離，剩下的幾乎全是租客，已經沒有幾個我認識的人。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我幾乎無法招待客人。可是十年了，我每次到溫州，都堅持住在「蝸居」，而不是旅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蝸居」有一片被我戲稱為「上帝的角落」的景致。

從「蝸居」的窗口望出去，有一條河流。溫州人把穿流過城市的河流統稱為塘河，溫州曾經有過幾十條塘河，蜘蛛網一樣地把居民區和街道串聯起來。在大興土木的狂熱年代裡，許多條塘河被泥石填沒，潺潺的流水聲成為了我母親那一代人的淡薄記憶。可是「蝸居」窗外的那條河卻幸運地存留了下來，但我至今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在我的敘述裡，它的名字就是「河」。

河原先顏色渾濁，在氣壓低的日子裡，還冒著臭氣。這幾年治理好了，晴天的時候它是藍色的，下雨的時候它是綠色的，基本澄澈透明。河不寬，站在「蝸居」窗口，能非常清晰地看見對岸尚存的一片草地和幾間老式民房，一籠一籠青瓦頂的瓦縫間，間歇鑽出一些矮小的植物，大都是綠色的。隔一兩天就會有河道清理工撐著小船走過，用長柄的網兜清理河面上的落葉和垃圾。端午時分很遠就能聽見龍舟的鼓聲和划舟人的號子。哎嘿，咚咚。哎嘿，咚咚。

在現代都市的市區裡擁有這樣的一片景致，只能用「運氣」和「神話」來形容。每一次當我站在窗前看到河和河邊的景致時，我心裡就充滿了上帝。我並不總是充滿上帝的，我心裡也經常住著魔鬼，但不是站在「蝸居」窗前的時候。我覺得「蝸居」是上帝用祂的小剪子從世界裡剪出來的一小片，特意送給我的。「蝸居」來自世界，但已經不是世界，「蝸居」是世界之外的一件饋贈，單獨屬於我一個人。

但是疫情改變了一切。疫情讓我懂得我過去之所以喜歡「蝸居」，把它想像成遠離塵世的一小片天堂，僅僅是因為我心裡明白，我手裡捏著回到世界的那把鑰匙。只要願意，我隨時可以丟棄「上帝的角落」，回到世界。而當一個人被囚禁在天堂的時候，天堂和地獄沒有區別。所以，在疫情中被困的那三週裡，「蝸居」就成了我的二六七號牢房。

自從我一月二十三日（大年二十九）從三亞趕回溫州過年，我感覺每天的局勢都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有時甚至不能以天為單位來計算，而是以小時。疫情正將城市裝在一個口袋裡，把袋口的那條繩子一點一點地收緊，我幾乎能聽見繩子抽攏時發出的嘶嘶聲，感受到口袋越來越緊的壓迫感。

一月底到二月初那幾天裡，發生了很多事，一件接一件，幾乎沒有讓人喘息應變的空檔。武漢的疫情越來越嚴重，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溫州確診人數急劇上升，市政府頒布了「封閉式管理」（即出行限制）條例，輪渡和公共交通系統關閉，部分高速公路進出口封閉，每一戶人家每兩天只允許一人出門採購生活用品。隨後，一些城區又宣布每天晚上十點到次日早上六點之間實行宵禁。

來自加拿大的消息更是雪上加霜－－一月底，加拿大航空公司宣布停飛中國航線，加拿大使館發出公告，讓在中國旅行的加拿大公民和僑胞在政府官網上登記，撤僑的信息漫天飛舞。

一位北京朋友給我發來了三張地圖，是武漢、溫州、義烏三地的城內禁行地點標識。溫州那張圖上的禁行標誌的密集程度，甚至超出了武漢。那張圖讓我從「蝸居」的窗口，看到了城市嚴峻的全景。

這是真的，這不是玩笑。我掐著自己的手背，感受到了真切的疼。

惶恐當然是全天下的，不是我一個人的，但在別人的惶恐之上，又有著單屬於我一個人的惶恐。我雖然在這個城市度過童年少年和部分青春時光，至今能講一口天衣無縫的本地話－－那是我的第一語言，甚至早於普通話，我可以在我的小說裡大言不慚地聲稱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溫州人，可現在想來，那只是地域文化的歸屬感而已。一個人在世界上總需要有這樣一個歸屬感來放置肉身和靈魂，才會感覺舒適和安全。

在疫情爆發之前，我從未想過我的歸屬感是空中樓閣。出行限制令發布之後，我在這座城市的社會關係一下子切斷了，空中樓閣式的歸屬感無法解決我在地上的生活難題。假如把溫州比喻作一棵樹，我瞭解的只是她的歷史地理和人文層面，那是她豎立在半空的枝幹和葉子，給我提供無窮的審美和創造力。但我並不瞭解她的衣食住行－－那是她在地上錯綜複雜的根系，是我在危難中的求生之道。（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