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原住民白色恐怖之痛:語言土地都被剝奪,遭當局羅織罪名一生難忘在警局最黑暗8天

謝孟穎
·13 分鐘 (閱讀時間)

「二二八事件的傷害影響是全面性的,所有台灣族群都受到傷害,連躲在山裡自我索居的原民都受到傷害──鄒族在那麼高的山上、布農族在那麼高的山上、泰雅族在中央山脈,他們都受到極大傷害,而且影響非常深遠……」

為了拯救族人免於瘧疾參與政治卻步步陷入危機、最終被羅織共產黨罪名判刑12年病逝綠島,任職首位官派鄉長的菁英死前瀕臨崩潰、被槍殺剩一具白骨卻被以「自殺」結案,教會傳道師與教友被陷害涉嫌手榴彈案、拖入警局針刺手指折磨8天──過往談起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原住民,人們聽聞過的或許最多就是1954年遭槍決的吳鳳鄉鄉長、鄒族菁英高一生,然而在高一生之外還有太多未遭世人記憶的,25日國史館「原住民族與二二八研討會」,便以10篇重磅論文揭開各種鮮為人知的傷痕。

儘管綜觀各學者報告可見原住民族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受牽連較小,就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林素珍報告,1950年白色恐怖時期開始,原住民族的命運亦產生劇變──當局對部落執行思想控制、誣陷族人通匪謀反私藏武器、削弱知識份子力量,這些手段與對付漢人如出一轍,禁說母語、監控宗教集會、難以負擔的重稅更是集體記憶,即便如今原住民族面對訪談一開始態度往往是不願多談, 當觸發傷痛,那些記憶也漸漸泉湧而出了。

「集團移住」政策釀泰雅族部落瘧疾爆發 他投身公共事務欲救族人、卻遭共黨案件牽連慘死綠島

若要說殖民政府如何改變原住民族的命運,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張尹巖報告之〈二二八事件中泰雅族的動態:以宜蘭地區李秀山的行動為中心〉,便以一名積極解決宜蘭地區泰雅族被傳染大規模瘧疾疫情的遭遇,帶出其中一個命運縮影。

據張尹巖所寫,李秀山出生於1908年宜蘭廳的寒溪蕃社,日文名「大山節」,泰雅族人,在所謂「蕃童教育所」畢業後即以「蕃童秀才教育制度」於1921年進入羅東公學校就讀、1928年小學校畢業後回鄉擔任寒溪蕃童教育所教員、寒溪駐在地巡查,從此開始參與部落公共事務,表現也被日本政府盛讚「資性耿直,指導同族人極為熱心,是受到期待的前途有為的先覺者」。

日本「以蕃治蕃」構想在1921年開始實現,培育像李秀山這樣的原住民族菁英、成為總督府在部落的協力者即為方法之一,然而在此同時,也因日本積極管理山地、大量泰雅族人在「集團移住」政策影響下轉往平地,族人與外界交流頻繁、居住地點群聚造成瘧疾等流行疾病頻傳。

即便總督府曾經短期抑制過疫情,在戰後又因人員調動、資源缺乏無法繼續推行防疫,部落間的疫情又爆發了。這時中華民國開始統治台灣、總督府變成了「行政長官公署」,李秀山也以地方領導者身份投入與新政府的溝通。

張尹巖提到,行政長官公署一開始對山地行政其實處在迷惘狀態,1946年開始調查族群關係、5月份於山地鄉村設置醫療資源,在部落設置「衛生所」,每所有兩名醫師、兩名護士與所丁。看起來是有意解決疫情問題,但在行政區劃設下出現問題,李秀山所在的寒溪鄉被去掉變成太平鄉、1958年又改為大同鄉,民政處也因為經費與種種因素無法按規畫進行各種政策,對原住民影響極大。

在這情況下,李秀山出面要求古魯社遷移、隔年2月又要求增設寒溪鄉,理由是古魯社高達3分之2人口患瘧疾,卻因交通不便、走到最近的衛生所要2天路程,治本方式就是增設醫療措施。這些山地行政上的弊端要靠部落內部力量解決,李秀山也因熱衷地方事務在1948年被民眾推舉為鄉長,但隨後被當局認為身兼警察與鄉長會握有太多權力,不得不放棄。

為解決瘧疾問題持續投入地方事務的李秀山,也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必須做出決定,對於人民反抗高壓政府一事他沒打算擴大參與,但選擇收留平地仕紳林大鼻、向上呈報虛應,為的就是顧全部落安危──這行為也讓李秀山在1947年保密局資料被記上一筆,警告「如不予肅清,恐日後蕃民受其煽惑,惟縱後患」,但當時因行政長官公署仍對原住民持高度警戒、不輕易清剿,這次原住民在二二八事件未受到太大衝擊。

也因李秀山的地方領導身份,1950年他被調任到北峰區分局任職時,結識北分區長兼分局長、同時也是省工委的葉敏新,就成了被共產黨吸收的目標,之後被捲入葉敏新叛亂案。即便李秀山只是被葉敏新以職務之便帶去開一次會、也未涉及武裝基地,最後還是被依參與叛亂組織罪名判刑12年送往綠島,在1961年因惡劣環境病逝獄中。

總結李秀山的一生,張尹巖說,為解決日治後延續的山地問題,李秀山必須挺身而出、尤其在政治動亂的時刻,然而這也讓李秀山被共黨盯上,就此成為國共鬥爭下的犧牲品。

殖民政權下的原住民族歷史傷痕:這迫害不會只是單一案件當事人,是集體陰影與恐懼

談起原住民族的歷史傷痕,暨南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Yohani Isqaqavut)提到,其實全世界原住民都曾有過一段「夢幻時期」,那是只能憑空想像的、以前祖先過著的夢境般的生活,接著就是被外來政權統治的歷史。在「夢幻時期」,原住民沒有被外來異族武力侵佔與統治,各族群自主管理社會事務、傳統土地資源滿足供應族人需要、族人共力分享成就尊嚴生活、還有著族群集體的公平正義概念,但台灣統治政權一再轉移,就成了原住民的痛苦根源。

尤哈尼說,異族強迫原住民接受外來統治時,從來沒有一個政權詢問過原住民願不願意接受,就用武力討伐、各種手段來征服統治,還會將原住民污名化,說他們就「蕃」、野蠻、落伍、懶惰,把各種污名化的名稱加諸在原住民族身上 把原住民說成一無是處,統治者就以「救世主」姿態站在原民頭上來指引。不僅母語文化被迫滅絕,還有土地與各種資源被掠奪,統治者一來就先否定原民傳統土地權、說「土地不是你的,是國家的」,再以各種政策把原民土地歸在政府上。

這情況不僅在日本殖民時發生,中國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後亦然。就像李秀山一樣,許多原住民領導者會希望改變族人處境,例如尋求部落發展的高一生、替族人爭取土地權利與自治權的樂信瓦旦(林瑞昌),「但在國民黨眼中,這些都是顛覆政府、動搖國本的行為。」也因此,談起二二八事件深遠影響,尤哈尼直言這是全面性的、所有台灣族群都受到傷害──即便原住民長年在山地、甚至深山居住,都一樣會受到極大傷害。

1951臺灣原住民領袖樂信.瓦旦(林瑞昌)與湯守仁於阿里山(取自wikimedia commons)
1951臺灣原住民領袖樂信.瓦旦(林瑞昌)與湯守仁於阿里山(取自wikimedia commons)

1951臺灣原住民領袖樂信.瓦旦(林瑞昌)與湯守仁於阿里山(取自wikimedia commons)

對於這些傷害,原轉會(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和解小組專案助理杜宜蓁於〈原住民觀點的二二八事件-原轉會和解小組的經驗分享〉提到,原住民族的家族關係比漢人社會更緊密,只要有個族人被指控,就會引起部落集體惶恐、後續同儕團體也會受到牽連,甚至連移居平地的青年都難逃一劫。

例如1974年代的「台灣山地獨立運動案」,杜宜蓁說,其起源於基督教長老教會山地服務中心、山地大專基督教青年聯誼會,1973年曾辦「山地之夜」募款,沒想到其中一名參與者就被控涉嫌山地獨立運動案、被偵訊,連參加活動的族人都被牽連、高達65位。而在湯守仁案、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案、山防隊案,也可見被牽連者為親屬、同事、同學關係。

杜宜蓁整理,1950年代原住民受迫害案件以政治菁英為主,包括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都屬於部落領袖型,在1960年代隨著國語運動、山地平地化政策出現,國家則權教育體制下手,並以「救國團」拉攏優秀原住民青年──但不管哪個時期,國家都對原住民思想進行操控,以不平等的權力試圖控制人數本來就很少的原住民族,「這迫害不會只是單一案件當事人,是集體陰影與恐懼。」

「我只是信仰上帝,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來監控?」原住民族白色恐怖時期之痛:被禁說母語、監控宗教、羅織罪名

所謂「集體陰影與恐懼」,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林素珍在進行促轉會委託研究案、欲了解原住民對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記憶時,便深刻感受到了。研究最困難之處在受害人「不願談」,有些人覺得被逮捕很丟臉、有些人說「過去就過去了」,一開始受訪者對於開口這事非常抗拒,經過多次焦點座談後、後續聯繫,受害人才漸漸打開心房,說出他們的經歷。

就原住民族經歷的威權政治記憶,林素珍歸類大概有以下狀況:受案件牽連、因在學校牆上寫敏感字眼塗鴉被逮捕、山林海岸被限制不能自由做採集授獵、禁說母語、課重稅、宗教活動集會被監控、因發表對山地看法被羅織罪名入獄。其中最深刻在原住民生活經歷的是「禁說母語」,訪談時林素珍看過很多明顯具體案例,他們的自信心都受到極大創傷。

二二八受難者部份,林素珍採訪到的是林明勇的孫子、牧師拿難‧達道。林明勇在日治時期頭目、戰後花蓮秀林鄉第一位官派鄉長、也加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但也跟許多受難處理委員的遭遇類似,林明勇被警察闖入家中帶走、再次出現時只剩一具白骨。

當時林明勇被以「自殺」結案,但拿難記得,母親說外公在那之前每天都過得非常緊張煎熬、時常大喊有人要監視他、外人都覺得他瘋了。後來說是上吊自殺,現場卻連棵大樹也沒有,家人無法相信卻也只能接受,直到國家檔案局「二二八台民台東區花蓮區叛逆名冊」檔案出來、發現林明勇的名字被劃了個「X」、2012年被頒發「二二八受難者回復名譽證書」,一切才真相大白,親友終能理解林明勇當時受監視、被折磨的心情。

林素珍指出,從1949後省政府頒佈平地人民進入山地管制辦法,也可見整個原住民社會在思想、教育、行為都受監控,並以山地警政系統為基礎,也因此造成許多人被羅織罪名受害。

經歷1960年布農族手榴彈事件的張國興受訪時雖已是92歲老人,卻也還清楚記得當年狀況──當時地方余姓警員對教會討論公共事務一事很感冒,便在手榴彈事件刻意栽贓給一個傳道人,也牽連到為傳道人辯護的會友,他們被帶去警局8天受盡各式各樣折磨、針刺手、虐待身體,這可見集會常受警察監控,但布農族人想到的只是:「我只是信仰上帝,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來監控?」

更深刻的政治迫害,對原住民來說是「禁說母語」,學校老師都是外省人、說族語要被懲罰,聖經版本符號使用、語言使用也有規定,生活上腳踏車、牛、稻穀都要課稅對原住民來說更是等於逼他們走上絕路,林素珍總結:「進行思想控制、監控、瓦解組織、削弱知識份子力量、以各種方法誣陷原民通匪意圖謀反私藏武器──這些手段,與對付漢人如出一轍。」

再談起對原住民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訪談,出身西拉雅族的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謝若蘭嘆,說要做口述,其實還真的晚了好大一部,現在連受難者林瑞昌最小的兒子都過世了。甚至,謝若蘭也曾碰過兩個研究生連林瑞昌是誰都不知道,這在原住民族歷史上其實很普遍,就算是學術圈裡很懂二二八歷史的人,對原住民族參與的認知也較少,研究花蓮的都知道受難者張七郎,卻未必知道林明勇。

二二八事件遇害之國大代表張七郎(取自wikimedia commons)
二二八事件遇害之國大代表張七郎(取自wikimedia commons)

許多人知道二二八事件花蓮遇害的張七郎(圖),卻未必知道一樣在花蓮受難的林明勇(取自wikimedia commons)

就謝若蘭經驗,許多人會覺得二二八跟原住民沒關係,會覺得那是漢人的事,看檔案後才知道後續羅織罪名都有關聯性。在國共內戰時期,蔣介石就有注意到共產黨潛入台灣進行組織運作,就連在山裡生活的部落都被捲入,雖然有些人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經過自新、自首沒發生過事,但在1950年白色恐怖開始,政府便以「反共」大旗大量羅織叛亂案。

謝若蘭印象最深刻的是,林瑞昌家裡大廳到現在還放著一張蔣介石巡視角板山、林瑞昌在一旁陪伴的照片,「我看到這照片是難過的,加害者照片怎麼還會放在林家大廳?但對家屬來說有他無法去跟其他人談的,他可能要利用這個來表達誠心、誓忠,後面有很多自新自白待遇……」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詹素娟評論提到,長期以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似乎是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者的拉鋸戰場域,原住民則長期認為「原漢有別」、反正都是外來殖民者的事,談起這些事情總是以「跟我們無關」來回應,但近年許多二二八研究與資料出土、歷史記憶的探索,這勢必改變當代原住民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並重新理解原民在歷史舞台的角色。

詹素娟說,雖然有些台灣人不想談二二八、會覺得「太政治,都過多久了」,但對這心態終究是「我們的事」,多數人不知道的是一種「內傷」讓很多世代台灣人不敢碰政治、對政治言論很恐懼;但對原住民來說,那是「他們的事」,談的大部份都不是原住民的語言、族群、甚至連土地都失去了,因此選擇遺忘以自保。也因此,如何找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屬於原住民的事實與觀點,是後續研究還要繼續討論的。

更多風傳媒報導
相關報導》 1153人死刑名單,揭「底層勞工」淪歷史陪葬!揭密白色恐怖判死最多前10軍法官、蔣介石不能說的秘密
相關報導》 仁醫欲救士兵卻遭劍穿腹部、大腸外露亡 檔案揭二二八「最慘烈滅門血案」當局「密裁」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