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國兩制」的蘇格蘭,300年前也遇到台灣今天的問題


文:高銘堂(前泛亞工程公司總經理)


2020年台灣總統的選舉,中國習近平有個介選計畫,試圖洗滌人心,但經一番擾嚷之後,大家終將發現在台灣,認同於人權、平等、自決、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選民,仍然會是多數,相信民主與自由價值候選人的勝出,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中國如果每隔四年,就利用民生經濟與國家安全的議題,壓迫台灣人民在總統大選上作一次對前途的選擇,不用付出戰爭代價,實在是很划得來的。反過來說,台灣人民如果倚歭已生活在進步理念、制度,不會讓對方有機可乘,蘇格蘭1707年的教訓,就值得我們參考。現在的蘇獨人士與歷史學家,痛心疾首,認為與英格蘭合併,是沒有代表性的寡頭統治階級,為他們的利益,犧牲蘇格蘭幾百年反抗英格蘭的歷史與傳統,裹脅人民,跳進「統一」陷阱的愚行。


2024年總統大選,本土候選人會不會不再有槍砲可撿

迷信中國因擁抱極權與專制,有效率及生產力,終將崛起的說法,在台灣漸能麻痺人心。只憑文化、本土與民主,沒有機會撿到槍砲的台灣政黨或候選人,就如博弈中較弱小的一方,只要一次鬆懈,輸了就沒下棋的機會了。


這個境地,在台灣最早可能發生在2024年;要知道300年前,蘇、英合併前不久,大眾激烈反對統一,幾個月的時間就足以讓財務有問題,手上卻有投票權的政客萌生異心;雖然今日的台灣表面上什麼都是公眾決定,但媒體會變色、思想被滲透、信仰動搖,如果從2019年起,台灣的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不特別努力,1938年奧地利人民藉投票,歸降納粹的悲劇,就會發生在台灣。


南北一家親,所以英格蘭一定要統一蘇格蘭?

蘇格蘭長年抵抗英格蘭的兼併,但1603年英格蘭伊莉莎白一世逝世,蘇格蘭的詹姆士六世因血緣關係即位,成為兩國的共同君主,又稱英格蘭的詹姆士一世,南北一家親,讓英格蘭以後近一百年有了合併蘇格蘭的藉口。


蘇格蘭人也參加不列顛內戰,在查理斯二世與克倫威爾的慘烈戰鬥中,雖然最後沒能站在勝利者的同一邊,但他們的彪悍,尤其是高地氏族勇士,讓英格蘭人不寒而慄。寫出葛利佛遊記的托利黨作家史威夫特後來主張,合併是必要的,因它可以防止如前一世紀覬覦英格蘭王位的蘇格蘭瑪麗女王一再出現。輝格黨的思想家吉伯特・本奈特,也告訴威廉三世,蘇格蘭因位於英格蘭北方邊境非有武裝部隊無法防禦的地方,所以英格蘭必須合併它;但用武力,無法長久維持統一,必須是蘇格蘭人因利益所在,主動投靠,才是正解。


重商主義下,英格蘭有條件對蘇格蘭施加壓力

1660後,英國視蘇格蘭為異國,就蘇格蘭盛產的炭與鹽開徵關稅,貨物需由英國船承載(否則行高稅額);但兼任蘇格蘭國王的斯圖亞特王室彼與法國交好,接受波旁王室每年38萬英鎊(約等於今日的6000萬英鎊,24億台幣)的財務補助,那時法國的劫掠船隻並未針對蘇格蘭船隻,所以蘇格蘭的對外貿易還有些空間。


但1688光榮革命後形勢丕變,英格蘭海軍拒絕保護蘇格蘭商船與殖民地,蘇格蘭貴族投資建立的巴拿馬殖民地受到西班牙的攻擊,全面崩潰,損失兩千多人(那時蘇格蘭全境人口只有一百萬人),資本額40萬英鎊的特許公司與股本120萬英鎊的蘇格蘭銀行相繼破產。開始時充滿著蘇格蘭民族英雄華萊斯(William Wallace)與布魯斯(Robert Bruce)熱血精神,要與英格蘭一爭長短的蘇格蘭貴族股東們兩、三年間落得債台高築,更倒楣的是那幾年農產歉收,處處餓莩,低、高地農民死的推定可能有20萬人以上。


英格蘭人趁著蘇格蘭倒楣的七年(1695~1702,The ill 7 years),打鐵趁熱,頒布了外人法案:剝奪雙重國籍蘇格蘭人的英格蘭公民特權、禁止進口蘇格蘭商品、蘇格蘭貴族在倫敦財產不能繼承、武器、彈藥、馬匹禁運,武裝部隊中的蘇格蘭軍官不能晉升。除非蘇格蘭人在1705耶誕節前承認安妮女王繼承王位。法案中並指定若干代表與對方談判兩國的合併。


交心、讓利與媒體戰

愛丁堡宮廷內的官員走在議會與群眾前面,希望與英格蘭合併,因為他們的職位要看安妮女王及其在蘇格蘭掌璽大臣的臉色;山盡水窮的蘇格蘭政府沒有收入,官員的薪水要由英格蘭政府施捨。當首都街頭開始聚集對條約有敵意的民眾,政府官員就使出賄賂、霸凌、恐嚇等手段來對付他們,藉以向宮廷派交心,以鞏固他們的地位。


像現在的網路、媒體充斥著有疑慮的政治主張、假消息,與宣傳一樣,那時的愛丁堡,小冊子、宣傳品、與各項請願書的發行與分發,在合併條約談判進行時,變得很瘋狂,前後100多年歐洲政治文學無出其右。英格蘭在1696年九月派出後來寫出「魯賓遜飄流記」的笛福到愛丁堡,打探公眾態度,並為聯合王國宣傳,有考證說他帶了兩萬英鎊到愛丁堡,準備行賄關鍵人物,但未經證實。


他文筆很好,但在英格蘭被當成「俗辣」,只好投奔情治單位。他寫了許多報告與小冊子,一直強調蘇格蘭同意簽約後,因自由貿易的好處,大概是「貨出去,錢進來」這個概念。


站到道德制高點前,應釐清相關人的壓力來源

反對合併的,有許多是詹姆斯黨人,他們不能接受蘇格蘭主權的喪失,強調法國國王對蘇格蘭的支持,有點像現在某些人士認為在任何狀況下,美國一定會馳援台灣。當然,激烈的蘇獨如果事先知道邱吉爾的祖先,馬爾博羅公爵,是法國路易十四的剋星,打敗他好幾次,讓英國在最後的和約中,可以要求太陽王驅逐詹姆斯三世出境,或許做什麼前都會考慮本土的現實了。


長老教會在蘇格蘭經一個世紀的努力,除了克倫威爾當權那幾年,大致上取得主導的地位。因為英格蘭是崇奉聖公會,面對合併,在蘇格蘭有許多教會基層以小冊子抗議,主張草根權利,在第二大城格拉斯哥,教會甚至發起暴動。但英格蘭卻迅速做出妥協,史無前例的同意蘇格蘭政府將來會由新教與長老教會組成,一付一國兩制的樣子。教會上層人物的聖俸既獲保障,基層教眾的不滿與敵意就被和諧了,暴動無疾而終。同樣的在現代,持無神論的中國政府,也知道,如何和台灣的宮廟、信仰、地方豪強結合,對抗台灣社會正在加強的現代化觀念。


18世紀的不列顛軍隊有25%的軍團軍官是蘇格蘭人,有一萬蘇格蘭士兵為英格蘭與法國打仗,蘇格蘭人掌握了16個軍團裡五個團長職位。但英格蘭如與蘇格蘭衝突時,這些人不會變生肘腋,因他們已選擇在英格蘭發展軍事專業,就像今天在中國的台商,兩國如有衝突,他們不會怠工、撤資的。


數據顯示,英國軍官在愛丁堡的親戚,也選擇支持他們:聯合條約第一條雙方合併,有44位投票支持,其中的18位有男性親戚在英格蘭軍隊中服務;反對這一條的21位,只有兩個與軍隊有關係。所以蘇格蘭的前例告訴我們,台商不一定是台灣的本錢,也許還是壓力的來源。


蘇格蘭人統一前夕對英格蘭的恨

1707年1月16日整個條約作最後的投票,110比69通過了。可怕的是反英氣氛在一年多前的1705年3月還是很高,有一艘在蘇格蘭佛斯港停泊的英國商船渥斯特號,被指控對前此破產的蘇格蘭特許公司另一艘船Speedy Return有海盜行為,船長與船員被帶到愛丁堡受審。因為群眾對英國人的恨,審判者一致決議,船長、大副等三人要處決,其餘船員緩刑,一位參加審判、親英的貴族George Ballie說,如不這樣,等在外面手持長棍的群眾,會把我們打死。


到了8月11日處決當天,約有80,000群眾,擠滿愛丁堡至萊斯絞刑台的道路兩側,其中多人帶著武器,高喊「不許緩刑」。雖然無證據顯示這三個人有罪,但處決他們,可以解消群眾的怒氣。那時氣氛如此,有誰想到一年4個月後,在同樣的地方能夠通過與英聯合條約?


同樣的道理,現在是2019年秋天,人們或許可以知道明年春天會是怎樣,但2024年呢?


為何談判時,英格蘭人在大方向都不讓步?

許多蘇格蘭的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那時已發展出國家意識,也知道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已很難支撐一個獨立的國家;尤其是商業較發達的低地蘇格蘭人們,也知道遠在法國的斯圖亞特王室和他們的庇護國都靠不住。於是有些人就希望以「邦聯」的方式與英格蘭達成協議,但英格蘭人卻告知蘇格蘭談判代表,他們談的是合併,不是「邦聯」或「聯邦」,沒有其他選項。


歷史的類比不一定準確,但實務上,如果一方自認占絕對優勢,是不會修改他的立場的。最近一位美國前駐台代表,覺得一國兩制對港、台都是錯誤,質疑中國為何不改,如果他看300年前英格蘭冷靜地等著蘇格蘭對他投降,就知道共產黨人不是省油的燈。


蘇格蘭統治階級,財務上已經山窮水盡,英格蘭在條約中承諾全額補償特許公司的股東,就足以在蘇格蘭國會中贏得多數票;在某些情況下安妮女王的代表,還可以答應某些貴族成為改制後愛丁堡政府的大臣,對若干小咖議員,英倫方面更承諾支付年金,公然固票,後世歷史學者指控這是「賄賂」,但如前史威夫特與本奈特所說,統一「對英格蘭政治是屬必要,對蘇格蘭則因於經濟」,如果蘇格蘭統治階級在「現實」上開更高的價,英格蘭也會接受的。


所以蘇格蘭人在正式的條約審查中,只取得英格蘭人一些行政上的小讓步,如在合併後的不列顛國會席次,以及地價稅占全國額度的比例,蘇格蘭都比真正按照兩地人口或土地計算較為便宜。


板蕩除了見忠臣,也能見奸臣

當蘇格蘭在很短時間內背離幾百年來獨立的路,投向宿敵,從客觀的形勢來看,確是無可奈何;但這裡也有大家最痛恨的背叛。那些收受特許公司虧損全額補償,或為年金,本身利益等轉向的,在投票表決前後,態度大概可以看出來,就議會民主來說,這只讓人討厭。但出身高貴,大家視為領袖,以為可靠的人,在緊要關頭,卻故意去帶風向,緩和反對派的意志,這種政治變色龍不是台灣獨有,當年的蘇格蘭,也有好幾位。


如四世漢米爾頓公爵就是是蘇格蘭疾風知勁草的反例,直到最後,眾人都以為他是反對與英格蘭聯合的領袖。他具有斯圖亞特王室的血統,安妮女王不兼蘇格蘭王位,他也許能當蘇格蘭王,但法國國王支持流亡的詹姆斯二世,所以造反成功,漢米爾頓公爵也當不上國王。或許這樣他因此轉向,同意安妮女王兼任蘇格蘭女王。這雖是猜測,但不予家奴,是人性之常。現代台灣,選輸總統的,幾乎都認同,否認自己政府的地位是選輸最佳的報復?


當蘇格蘭國會要表決誰要當與英格蘭談判的代表時,漢米爾頓公爵誤導他的部下,以為當天不再有會,離開議場,稍後漢米爾頓公爵卻提動議,建議談判委員應由女王提名,讓宮廷派在表決中大勝。現代學者認為他受了宮廷派的賄賂,做了第一次背叛,這指控因漢米爾頓公爵一直缺錢,好像有點道理。他從1686年期待很高的婚姻中,拿不到粧奩,1712年因財產繼承問題,與另一位蘇格蘭公爵在倫敦海德公園決鬥死亡,經濟上一直很窘困。


詹姆斯黨一直在蘇格蘭活動,他們派出一位密探虎克企圖促成暴動發生,他跑遍蘇格蘭,觀察山川地勢與駐軍狀況,得到兩個結論:蘇格蘭無法抵抗一場造反,大多數蘇格蘭人民會支持造反。經他的努力促成高地氏族勇士與西南長老教會民兵結盟,然後他與蘇格蘭議會議員,包括漢米爾頓公爵,談判如何舉事。但笛福與英格蘭的密探也努力勸阻對聯合王國憤恨,想參加武裝暴動的卡麥隆教徒,從意識形態上下手,解消一部分的暴動能量。最後,漢米爾頓做出他第二次的背叛,送出指示給聯盟雙方,在最後一刻取消叛變。


最後,另一位反英、反商,反大型政府的領袖佛萊戚向漢米爾頓公爵提議,在愛丁堡找來蘇格蘭的大小地主,請求女王在蘇格蘭的掌璽大臣放棄簽署合併條約,或重新選舉議員。有400或500地主響應,跑到愛丁堡,但詹姆斯黨人冒犯了不肯接受斯圖亞特復辟的佛萊戚,也與漢米爾頓作對,於是掌璽大臣有機會發布命令,稱此類言論為煽動,禁止聚會,就這樣,因為內鬥,蘇格蘭人失掉一個機會。


地主在一月的第二個禮拜再度集會,反對派在抗議中說明國會只是國家意志的暫時監護者,沒有權力去消滅或解散一個國家。大批的仕紳與知名人士聚集在國會參加分離人士的聚會,打算給予支援,但作為領袖的漢米爾頓沒出現,這些人到聖十字宮問的結果說公爵牙痛在家休息。條約通過後,漢米爾頓的爵位頭銜一直增加,不像是在反對合併曾出過大力的人。


高地氏族的叛變

失去了國家的愛丁堡群眾群情激昂,但各宗教團體已受安撫;英格蘭又在重要的煤、鹽,稅賦讓步;地主對佃戶、長工的壓榨權力在英格蘭已不存在,在這裡卻為討貴族歡心,受到特別保障;最重要的是前此因蘇格蘭不是獨立國家,無法保護殖民地,導致特許公司崩潰,所有的股本,英格蘭也全部補償。統治階級不再講話,暴動沒有人加柴添薪,失去了熱度,蘇格蘭就接受了他的命運。


對這種羞辱,只有生活在高情境文化下,講究義氣、情面的高地氏族,在1715年與1745年響應在詹姆斯黨人兩度舉事,但手持刀劍斧頭的勇士已不是持滑膛步槍的英軍的對手。


今日的台灣與三百年前蘇格蘭的比較

今日的台灣,面對的是比當初的英格蘭更厲害的對手,而且後果更加嚴重。300年前蘇格蘭的貴族、教士會眾、工匠、商人,隱約感覺自給自足經濟已一去不復返,封建社會向正在萌芽中的英格蘭資本主義投降,感情、習慣上雖然不舒服,但不像是交出生命的一切。但在今天,台灣選擇市場與發展,代價是放棄一個花了幾十年工夫,辛苦建構的開放社會。更嚴重的是這種交換從前大家認為是不可思議,但現在越來越多人不在乎,所以2020年一月選舉給的可能是緩刑,真正的考驗可能在2024年。


但台灣的經濟沒有三百年前的蘇格蘭在「倒楣的七年」後那麼差;保護台灣的美國人,相對的實力比當初的法國人好很多;台灣本身在全球政治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較偏處北方的蘇格蘭稍好;再加上自由世界各國已清楚的認識到中國一直往集權的道路上走,拉不回來了。台灣只要摒除如漢米爾頓公爵那類無良政客,對抗中國還是有勝利的機會。


2024年台灣總統候選人努力的方向

面對2024年,台灣還是有許多弱點:基於35省領土以及崇尚個人崇拜的僵化憲法與因之而生的政治制度;效率不彰的民主政治與無法回收的失意政客;涉入宗教並藉之牟利的地方豪強;在高科技時代仍然活在老舊觀念中的廣大群眾, 2020年的勝利團隊至少必須在下列各點痛下決心,才有機會:


1. 堅持並讓民眾了解投票支持封閉社會的代價,會讓個人的生存,安全沒有任何保障;宗教、家庭、經濟、階級等,將受到否定。2024年的台灣選民不是因民族主義或市場規模而做選擇,只有投票維持惟一適用於人類的民主政府形式才是真正的選擇。


2. 台灣要現代化或國際化,而不是回復到舊式生活的本土化。漢人的帝國因疆域與權力不能平衡,造成地方豪強得以施展壟斷權力。為了對抗戒嚴體制與中國情結,現在的執政黨曾經藉著本土化號召群眾,但最後卻讓派系介入,取得宮廟、非典型宗教、民俗活動的主導權,在地方事務上予取予求。近年來他們更為增加影響力,與中國明顯有統戰意圖的單位,建立關係,藉著給予信仰者虛弱空洞的精神世界,降低他們對無神論政權的敵意。真正的本土政權必須在未來的短時間戒除自己對「本土」的依賴,並回到「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否則佔便宜的還是可能會選擇對岸的地方豪強。


3. 俄羅斯西洋棋王,曾是反對運動領袖的Casparov有一段話:輸棋當然要覆盤檢討,嬴棋更要檢討。嬴棋往往是由於對手犯錯,若不檢討會誤以為自己下得好,不但看不出自己犯的毛病,而且會產生路徑依賴,很快就會被更重的失敗懲罰。我們假設有2024年,是因為假設2020年本土候選人可以贏,這是贏者要謙卑,戒慎恐懼的意思,但現實上許多政治上的贏者掌握了權力,都相信因自己與眾不同,才能擊敗對方,發展出自戀與過度自信。這種狂妄症候群(hubris syndrome),讓領導者阻礙了向對手的失敗學習的機會,可稱之為「自我毀滅」,我們相信經歷去年11月24日的團隊可以免除這種病態。


4. 2020年本土政黨的當選人與2024年的候選人必須從現在就開始,就要展現其領導能力,第一要件是擔當,國家面臨越重大的危機,需要更有擔當、有使命感的領導人,才有可能說服選民支持。其次是提供希望、前景、視野,但不能做過度承諾。再其次是溝通,但台灣社會因價值多元,人民無耐性、道德感、同理心,溝通相當困難,遑論改革,從政者必須小心。領導的第四要件是知人用人,能放手並給與支持,但該斷則斷;這是雙行道,因為一流人才不會屈就三流的領導人,然而人才難覓這個理由會是派系或利益團體「攫奪」職務與公共資源的藉口,推薦不適格人物,破壞精英管理制度,是民進黨可能犯的錯誤, 2024年有無希望,這個問題影響最大。


300年後的獨立

蘇格蘭議會在1999年5月12日重新開啟,除了國防、外交以外的權力,他們通通都有了,完成了所謂的地方分權(devolution),其中經歷了一次獨立公投和一次脫歐公投,如果蘇格蘭想要獨立,下一次公投應該會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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