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流亡政府駐台代表:面對中共 你必需硬撐

口述:達瓦.才仁/紀錄整理:林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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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流亡政府駐台代表達瓦.才仁任期到今年一月五日,新代表因為疫情被推遲來台的時間,達瓦將代理到三月底,接著就要回印度述職了。臨行前,達瓦.才仁想以數十年來跟中共直接交手的經驗,以一句話提醒台灣人:台灣有統獨之爭,但不論何種立場,保有現有的生活品質和尊嚴、自由應該是共同的是最重要的。 面對中共,你必需硬撐,只要你屈服,他就軟土深掘,一直到掘不下去為止。你硬的話,他就把你圍堵起來,但你還可以生存。

出生在西藏 注定踏上流亡路

我於1963年出生於西藏康區,也就是青海玉樹,以前縣城叫結古鎮,也就是長江、黃河、爛滄江的源頭,當地都是羌塘,就是從青海湖到印度拉達克這片地廣人少的原野,小時候接受中國洗腦教育,十幾歲才知道西藏被中國侵略,因為反抗做了六年牢,28歲流亡到印度。

2010年曾發生大地震,地震前兩個月我母親過世,所以沒受到驚嚇,她是家庭主婦,平時務農。至於我的父親,原來出家僧人,1950年代中共入侵西藏時還俗打游擊,其實那時每個男人都上戰場,很多戰死,我的父親被俘虜,幸運沒被殺,後來便入贅給我母親,當趕馬車的工人,提供商業局牛糞燃料,也算是公務員,三年前在藏曆 3月31日過世。他過世之前,我只跟他聯絡,不想連累其他家人,每次他在電話裏只跟我談宗教,不談其他。

父親還俗打游擊被中共俘虜 幸運沒被殺

父親年少時出家,中共入侵西藏時,便帶著刀上山打游擊,當時幾乎所有的藏族男人都參與戰爭,雖然有組織起來,但因為缺乏槍械大砲等武器,也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大多被打死,一被包圍就投降。

一九五八年初中國進行所謂的民主改革,其實就是人民公社化,首先收繳藏人的槍枝,在此之前男人大部分都擁有槍枝,因為很容易買到。接著收繳財產,消滅寺院,把寺院說成寄生蟲,藏人當然就會反抗。那時中共開一個人代會,把貴族、部落酋長、寺院的大喇嘛這些頭人全都找去開會,結果全被抓起來,大部分死在監獄裡,活下來很少,中共可能覺得先消滅這些人比較容易工作,沒想到藏人一看,全都拿起槍來抵抗,中共接著鎮壓,年輕男人都戰死了。按照1999年中國政府出版的「中國人口」一書中說的,1956年到1965年,我的家鄉玉樹州六個縣的人口減少了百分之23。

我父親就是那個時候參加游擊隊。有一天他想念父母,就半夜偷偷回家探望,卻被人發現,中共就派兵來包圍,他看到外面有一個黑影,我父親有一枝槍,就開了一槍,卻打中一個親戚的肚子,然後外面那些軍隊威脅要燒房子,我父親只好出來投降,因此成了俘虜,把一枝用象牙做把手的傳家手槍交到中共的手裏。 投降之後,中共給了他半袋子的大米,半袋子油炸麵,就是油餅,後來他的哥哥及山上的人來接他,他就說不去了。後來中共給他一個任務,讓他去送信,他冒死撐著飢餓送到目的地,沒想到那個信是逮捕他的信,所以一送到就被抓起來,強迫拆寺院,拉他們去河裡打魚,做些苦工,那年1959年。

被中共逼著去拆寺廟,父親自覺罪惡深重,有一次拆樑的時候就假裝不小心掉下來,才結束那段被強迫徵工的日子。但因為投降,被人說成膽小鬼,自覺很丟臉,被釋放之後就留在玉樹,不回鄉下老家了,因此認識了死了老公的母親,兩人就在一起,生下了我,陸續又生了弟妹們。母親與前夫曾經有一個兒子,後來也去世了。

曾經被迫拆廟這件事,父親很介意,他從來不講這些事,是一個親戚告訴我的。所以當1980年中共政權突然許可宗教信仰,允許寺廟重建時,他就把原來準備好要蓋自家房子的木料捐出去,算是懺悔。那時我才看到僧人。

我父親那一輩的男人都因為中國入侵而上戰場,死了非常多的人,甚至整個村莊變成寡婦村。大人常講他們怎麼逃出來,對我的影響最深的一個故事是,有一次幾個人躲在山溝裡,看到溝中有個屍體,他們想把屍體拉出來,結果發現屍體很輕,變成乾屍了,他們就把屍體上面的槍跟子彈拿下來。

幾年前我寫了一本書「血祭雪域」,講的就是那段歷史故事。當時中國說西藏有外部勢力介入,其實根本沒有,中國為了把入侵西藏講成反對帝國主義,而不是入侵西藏,才會編造這種謊言。

起初美國也不相信藏人會反抗,即使派人到西藏考察過,回去報告,還是被中共欺騙,因此沒有對西藏提供援助,直到後期才發覺不對勁,空投一兩百支步槍在兩三個據點,藏人卻不會用,反觀中國軍隊派軍機來轟炸,死了很多人,而且把藏人軍隊打散了。當時藏人明知贏不了,還是要去打,只要是男人都上戰場,就算死掉也要打,因為藏人流傳一句話:「中國是佛教的教敵,西藏國家的公敵,我們的私敵。」

所以我現在所作所為也都是為了西藏,父親認為沒什麼好驕傲,他年輕時也為西藏打過仗,這一切都是應該的。不過,他更希望我出家。

原來牛鬼蛇神在我家

我小時候正逢文革,學校不准學習藏文,只准講普通話,只有新華書店裏有藏語的毛語錄,當時漢人認為藏人沒科學,不知道地球是圓的,都是野蠻人。

不過藏人也認為中國人是野蠻人,所以我在家裏父母規定子女一定要講藏語,不能講普通話,因為父母認為漢人不懂佛法很野蠻,西藏是佛法之地,藏人則是觀世音菩薩教化的子民,全世界最優秀的,比較高尚。我一直到被抓去關才跟獄友學藏文拼音,才知道藏文可以寫詩。

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宗教已經被破壞了,所以我沒見過喇嘛,但我常到變成廢墟的寺院玩爽,裡面看到很多壁畫,因為風吹雨曬,但還是很清楚,我們還對著佛像拿彈弓來比賽,看誰打到眼睛、鼻子,我們還會在被拆掉的佛塔裏挖出很多供品之類的東西,拿出來玩,沒有一個大人敢講話。

有一天,學校突然放假,我回家的時候我發現我家的門推不開,有個窗戶玻璃破了,我那時只是小孩,身體很小,就從玻璃窗裡爬進去,發現我們家後面有一個房子,門從來不開的,但那天打開了,有一些聲音,我在門口往裡面一看,我爸爸和我奶奶兩人在裏面用瓷碗點了一個酥油燈,好像供了什麼東西,他們兩個一看到被我發現了,非常緊張,把我趕出來。

我也受到很大衝擊,那時候我就覺得學校老師講的牛鬼蛇神,原來就在家裡,階級敵人原來就在家裡。我跑到河邊發呆,想了很多,如果我去揭發的話,我會戴紅領巾,但我爸爸和奶奶會被抓走關起來,我也可能一回家就會挨揍。我該怎麼辦?

很久之後,我和父親聊到這些,他對我說,那時候非常怕,當晚他就把那個泥菩薩扔到河裡去了,然後和奶奶母子兩說好了,如果真的被我傳出去,打死不承認,沒有這回事!

父親告訴我說,其實他那天在路旁撿了個泥菩薩,覺得丟在路邊不好,那時候大家都在丟啊,怕引來災禍,但我父親還是撿回來,奶奶看了很高興,就說要來拜一下,所以把大門關上,母子正把那個泥菩薩供起來,拿瓷碗用糌粑來捏燈芯,供了個燈,然後念經,沒想到被我發現,他們倆嚇壞了。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長大的。

達瓦.才仁流亡印度前。(林瑞珠提供)

父親認為出家才能解脫 希望三個兒子都出家

我在家排行老大,有八個兄弟姊妹,三個弟弟都出家。在我逃到印度之後,寫信告訴父親,讓兩個弟弟來印度達蘭薩拉學佛法,那時中共對藏地的管制還沒那麼嚴密,我弟弟想辦法來了,我再把他送到學校。卻惹得我父親很生氣,跟中共申請護照,說要來印度把兒子帶回去,他來了之後強迫我回西藏,還說我沒有按照原來的承諾到印度出家,卻在流亡政府上班,而且他老了,需要我回去照顧他。

我實在沒辦法,就要打包回西藏了,有一位喇嘛主動來幫我跟父親溝通,他說:「 達賴喇嘛說,在西藏生死存亡的關頭,在流亡政府上班,跟出家當喇嘛的功德一樣。」他還拿出達賴喇嘛的談話給我父親看。父親一聽,就說: 「真是這樣啊! 我不理解為什麼,但達賴喇嘛這樣講一定有道理。」就讓我留下了,只帶一位弟弟回去,讓他在西藏境內的寺院出家。

另一個弟弟原本在西藏出家,完成一定的佛法學業,就到印度來學高級佛法,後來我調到台灣來工作,他到瑞士就還俗,父親無法諒解他的決定,因為他認為只有出家才有未來,並希望所有兒子都出家,因此跟他斷絕關係。我跟父親說不關我的事,我已經到台灣了。

四個妹妹,其中一個招贅傳家,但去世了,所以我們家就沒了。但那不重要,因為在藏人眼裏,世俗的姓氏、家庭也不那麼重要,那是今生的連結。

這種生命觀可以從替小孩取名字的方事看出來,傳統都請喇嘛幫忙,也就跟著喇嘛姓,那才是生生世世與佛法的連結,例如我的女兒就請達賴喇嘛取名字,名字後面就連著「丹增」,達賴喇嘛的名字。個人的名字不會連上家族名。

但也因為這樣,給中共一個抓人的藉口,如果小孩名字後面接丹增的,就會被叫去問話,是不是偷偷跑到印度會見達賴喇嘛了,然後就被抓起來。

我出生的時候西藏已經沒有僧人了,就由父母取名字,由於我生出在星期一的,西藏的星期一是月亮日叫做「達瓦」,就成了我的名字,這在西藏是菜市場名啦。西藏的曆法跟西方很像,星期日是太陽日、星期一是月亮日,然後水星日、木星日,我是星期一出生的,就叫達瓦,然後再加上「才仁」,是長壽的意思。

當上警察 最後決定當土匪打中共

到了入學的年齡,父母送我去上玉樹第一完全小學,那時只能學中文,不能學藏文,接著念玉樹初中學,畢業後我參加玉樹州的升學考試,考了第六名,第六名的我就進入警察學校,但當時學校重建,還沒蓋好,我就去放馬。原本部落酋長按照羊馬的數量來分配草場給人民,但傳統部落被人民公社取代,變成生產隊的草場,加上我父親趕馬車,沒有分配到草場,所以我只能偷偷放馬,到處放,到處被人趕,只放了十幾匹。那時大家說留辮子好看,我就留著辮子,父親把我的東西寄放在鄉下一個四五十歲的女牧民家裏,我去拿東西時,她還會幫我整理頭髮,梳辮子。

一年多之後,警察學校蓋好了,我去上學,老師就要求我把辮子剪掉,加入共青團,當時全班只有八人不是,但一進學校就被要求加入,畢業那年我才17歲,就當了兩年警察。

決定當土匪 趕走中國人

雖然過去西藏有軍隊,但很弱,叫寓兵於民,通常是家裏有男人的,平常就發一塊土地給你放牧或務農,需要出兵差時,就有人來緊急通知,然後就拿著自己的武器,如金矛、口糧騎馬去當兵。這樣的軍隊根本無法跟中國打仗。

當了兩年警察之後,我和朋友聽說有個二郎山的地方,大家都說那裏有土匪,就是主張西藏獨立的藏人在哪裡組織游擊隊,從1958 年打到現在都沒被中共打下,聽得我們非常激動,想加入他們。

當時中共都講尋求西藏獨立的人是土匪,藏人也不講獨立,因為西藏從來沒有被外族佔領過,中國是第一個佔領西藏的外國,所以沒有獨立的觀念,而是要救國,把中國人趕走,也因為如此,西藏沒有解放日,只有三月的淪陷日。

知道有二郎山這個地方之後,我們四個人,其中一個是師範學校學生,一個在民政局上班,我和另一個都是警察,馬上就地結拜,那時有一個標的說法,要把人生的能量,就是人生之火在三十歲以前燒光,那時我覺得三十歲已經老得不得了,活著有什麼意思,一定要在之前轟轟烈烈地幹一場就死掉,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賺一個,要為自己的上一代報仇。

我們準備武器上山,加上後來兩個,一共六人要參加游擊隊。其實要去打仗我很怕,但我們從小教育男人就是要打戰,要當英雄,怕了就是懦夫。所以我害怕覺得丟臉不敢講,朋友就對我說:「其實大家都怕,但因為你是男人,你不能怕。即使要你跳海,你還是得跳,你可以選一個好一點的地方跳,但還是要跳,不然就不是男人。」

既然決定打游擊,要帶槍投靠,我是警察有槍,但其他人沒有,我就決定去偷槍。當時中共把西藏人的槍械都沒收了,那些槍械本來是農牧民要拿來對付野獸的,結果現在連長刀都不能帶,遇到野獸就束手無策,會被攻擊,所以中共改以每年發步槍給一些民兵,讓他們去保護藏人的牲畜。

我們六人裏頭有一個玉樹縣政府的公務員,處理農貿業務的,他說單位裏來了一批槍跟子彈,我們決定去偷槍,結果晚了兩天,只偷到一堆子彈,但卻失風被抓,判了盜竊彈藥罪。

現在想起來,打什麼游擊啊,二郎山也不知道是哪來的小道消息,上哪裡去找?現在看起來是在漢藏交界地方。

我還有另一項罪名「流氓團夥」,因為當時看到漢人就氣,氣他們是侵略者。有一次我們有七個人,包括兩個不認識的,晚上在路上見了漢人就打,結果被公安抓了起來,他們知道我是故意打漢人,要重判,但藏人公安說要輕判,就在裏頭吵了起來,罪後通通被安了流氓團夥的罪名。我是第一個被抓到的,年紀最輕,就想把罪頂下來,偵訊的時候我就說我是首腦,就是我了。

所以當了兩年警察之後,我因為盜竊槍械、流氓團夥結被判刑。雖然我們說是要去打獵才偷彈藥,但帶消息的朋友還是被判了十八年,我被判十二年,入監服刑之後,我父親花了很多錢疏通,才改成六年,六年出來之後,大家談的還是游擊隊的事

判六年勞改 做得要死要活

我先關在「青海塘格木農場」,就是個勞改農場,在那裡種地,裡面漢人會欺負藏人,我就把藏人組織起來,當時監獄規定,只要群毆,兩邊帶頭的就會被槍斃,所以大家都不敢鬥毆,但藏人少,漢人有東北幫、上海幫,北京幫,很多幫,都很兇,彼此互相打,會欺負人,所以我把藏人團結起來,互相幫忙打。我跟大家說,打完了你們就說我帶頭,我去上刑場。這樣藏人就敢打了,我就是賭漢人敢不敢,結果那些人一看藏人玩真的,就不敢打了,說這樣會玩命。我們不會欺負人,但你欺負我,我堅決不讓,所以我變成了藏人頭,只要加藏人家屬拿東西來,每個藏人都有份,我和另一位大家喊老爸的,藏人真正的頭,我們兩個會分到雙份,其他人都是一份。

有一天,我突然被獄方叫去要我管「積極份子小組」,我覺得丟臉,因為積極份子大都是告密的那種,他就說:「只要你管一件事,把藏人管好,不要打群架,如果有人欺負藏人,告訴我,我加倍揍回去。」,結果我就變成藏人領袖,八個月,得意了一陣子。

因為藏人結成一團,獄方害怕,所以八個月後我們幾個管勞動、管學習、管紀律的藏人頭頭就被分開送到「青海水電設備製造場」,其實是磚瓦場,一天勞動12小時,一個月只休息一天,叫大星期,實在太累了,而且很危險。

中國那時候有很多建設,磚瓦需求量高,非常值錢,我們有五、六千個犯人都在做磚,每年都會死幾個人,但這在中國不算什麼,勞改犯多得要命。

多危險呢?比如說挖土,挖一座山,有二十幾米高,先從山下挖洞,挖得像懸崖一樣,挖十幾二十個洞之後,把洞之間再打通,然後整座山就會塌下來。一些人去打通時候,上面會有一個人在觀察,發現上面的土裂開了,就馬上叫,下面的人馬上跑開,土塌下來,接著要去拉土來造磚。有時土裂開了,因為是草皮看不出來,或者跑太慢,土塌下來就被壓死,挖出來就幾個肉餅。

還有一種是在磚瓦窯搬磚,窯是圓的,一面燒、另一面出,一天都不停,磚瓦場為了趕進度,還是通紅的,非常燙,犯人就被強迫進去搬,稍微不小心整個就塌下來,就是燒燙傷,變成熟肉了,要救人一拉,肉就會一塊一塊掉下來,十個裡頭七個都會死掉。

有一天我實在不想做了,老前輩教我說,脊椎痛、頭痛檢查不出來,我就說我一彎腰脊椎就痛,機器一響頭就痛,結果我就被打,打到吐血昏過去,當時我就決定說,這挨打我扛得過去就扛,扛不過去就老老實實勞動,最後他們就把我編入老殘隊,我還假裝走路彎腰一拐一拐的,過一陣子忘了裝,又被送回勞動隊,送回來又裝舊疾復發,才安排我做輕活,掃地之類輕鬆的工作。

後來監獄裏辦學校,要教中文,我就參加考試,跟很多大學生一起考,我考第一名,就在監獄裡頭當中文老師。我就寫寫牆報、寫寫詩、教教中文,我的病就好多了。

達瓦.才仁和達賴喇嘛合影。(林瑞珠提供)

關在勞改營 才學會藏文

我在裡面還學會藏文,原本的目的是讓父親高興,藏人稱報恩。藏人的報恩跟中國人的孝順不一樣,不會對子女有很多要求及規範。

因為我父親一直跟我說藏文很重要,中國人只會生活的技能,那些東西自然就會不用學,這一生如果有很好的福報金錢,是來自於業力,只是一段的人生,現在之所以被中國侵略也是業力使然,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是追求生命的意義,那就要學藏文,才能學佛法。因為這樣的生命觀,一般藏人被中共抓進去,問什麼都承認,例如被要求掛領袖像,掛五星旗,就掛,但其實心裡沒在掛。

總之,馬克思說宗教是鴉片,太對了。但因為父親一直要我學藏文,我就找了一個藏文很爛的人學拼音,再找漢藏字典,又請父親寄來藏文書自學,例如藏文諺語,高僧大德的傳記,利用工作的空檔學習。我很認真,在農改場打土堆的時候,我就很努力的打在前面,打到一個界線,就有十幾分鐘的空檔等後面的人,就把書拿出來讀。就這樣利用時間讀。

後來有人放出去,就把我在裏頭做的事情傳出去,說我對藏人怎麼好之類的,就有一個藏人女高官來看我,她說:「聽說你在監獄裏頭把藏人團結起來,我們聽了很高興,以後有人打你就告訴我,我替你告狀。」結果我就多了一個保護神,她不懂藏文,從小接受中文教育,得過很多忠黨愛國獎,現在已經七八十歲退休了,我們偶而還有聯絡,但我不能說她的名字。

我基本上不跟他們聯絡,怕她在浪尖刀口上,而且她的兒女也在當官,只是現在藏人的官上不去了。但情勢不緊張的時候,她就會跟我聯絡,她說她不怕,一輩子給共產黨做事,怕什麼,其實是說大話,她還是怕。有一次她跟我講,她這輩子最苦的是,本來以為是為人民服務,結果是助紂為虐。像她這樣的人雖然會替藏人說話,但政治方面就是中國立場。

出獄到拉薩 剛好遇上達賴喇嘛得諾貝爾獎

1989六四北京學運的時候,我們都知道,但不很關心,因為那是中國人的事情,他們也不會關注西藏獨立的問題。倒是在此前幾個月,也就是1989年三月藏人在拉薩抗議,爭取西藏獨立,中共鎮壓殺了三、四百人,並發出戒嚴令,那是中國第一次宣布戒嚴,整個西藏有很多獨立抗爭,到處都在鬧,青海也在鬧,剛好我在三月放出來,便想到拉薩看看。

我跟父親說要去拉薩朝聖,其實是想去找地下組織,否則他不會讓我去。我就這樣在1989年去了拉薩,抵達那天剛好是達賴喇嘛得諾貝爾獎公布當天,我換上新的西裝前往大昭寺,結果一路上很多婦女興高采烈的往人頭上撒粘巴,沾到我的新西裝,我還很生氣的說,你幹什麼。他們瘋了似的還在灑。大家都在交談,但拉薩話我不太懂,問了旁邊的人,他說:「你不知道嗎?世界的人給達賴喇嘛獻了世界和平的金瓶。」

其實在前一天我就到了,卻遇上軍管,不讓下車,被軍隊壓到軍隊的招待所強迫付錢住一晚,還宵禁,第二天才讓我們出門,就在我前往大昭寺途中得知達賴喇嘛得了諾貝爾獎。

當時大昭寺門口貼著這則消息,還寫著太陽日,也就是星期天要去羅布林卡給達賴喇嘛的法座獻哈達。那時我的藏文不太好,正在那裡認真的拼音看藏文,結果軍隊來趕人,人散開之後我就看到下面寫的是: 「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要把中國侵略者趕出去。」太陽日那天我就去了羅布林卡。

當時西藏靠著短波收聽美國之音、自由亞洲之音,以及印度的廣播來得知世界大事,管制得不像現在那麼嚴密,那麼可怕。

從拉薩回到玉樹之後,我想的還是怎麼加入游擊隊跟中國對抗。(待續)

※達瓦.才仁與達賴喇嘛有很深的緣分,他出生於西藏康區,小時候接受中共的洗腦教育,認為佛教是牛鬼蛇神。十七歲當了警察,兩年後竟然想上山當游擊隊員打中共,結果被抓起來關了六年,1989年初抵拉薩,剛好是達賴喇嘛得到諾貝爾和平奬的日子,28歲冒險流亡到印度,差點死在冰天雪地的喜馬拉雅山,所幸他跟達賴喇嘛都在不同年,但同樣是4月29日抵達達蘭薩拉,之後任職西藏流亡政府,當上達賴喇嘛的翻譯,才深受佛法感召,2008年他被派駐到台灣, 成為達賴喇嘛以西藏流亡政府駐台代表,也就是西藏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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