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國「國考」人數反超考研反映了什麼樣的經濟和就業變化？

「我幾乎每一步都踏錯了。」來自某中國中部省份的小李失落地表示，他的幾次關鍵選擇都不太成功，2013年考入「東北一家不太知名的211大學」，學習土木工程，2018年畢業後進入一家國企，派駐到東歐的項目。

「在國外的工地上，太無聊，幹了一年多就辭職了。」他告訴BBC中文記者。

回國後，小李應聘進入家鄉的房地產企業，但在2021年趕上房地產危機，公司大面積裁員。2022年和2023年都在家複習考研，但「這兩年競爭太激烈了」，都失敗了。2024年參加國考再次失敗。2025年初參加省考（地方公務員考試），成功「上岸」。

小李的選擇和掙扎背後是數以百萬個相似的故事：新冠疫情後中國經濟不振，考研人數一度激增；同期國考規模成倍上漲，成為新一代最熱選擇。

2025年底，這組數據出現反轉：中國教育部公佈，2026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報名人數為343萬，相比於2023年最高點的474萬大幅下降；國家公務員局公佈，2026年國考通過資格審查人數約371.8萬，國考報名規模在最近十多年裡首次在總量上超過考研。

這次反超發生在疫情後的三年裡，兩者走勢相反：2023年考研人數衝到474萬峰值後，2024–2026年連續三年下滑，累計減少131萬；同期，國考報名人數從2020年的100多萬一路持續升高到300多萬。兩條曲線的交叉，更像是一次關於風險偏好與安全感的集體重估。

要理解這一轉折，必須先看清國考和考研本身的制度含義，再把時間軸拉回到2000年左右高校擴招之後，去追蹤這兩條曲線如何在疫情前後發生「先並行、後分化」的演變。

國考與考研：兩條出路

考研，指的是中國的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是本科畢業生及在職人員進入碩士階段教育的統一入口。對個人而言，它近年來在就業蕭條的情況下成為延緩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一種策略，也是試圖通過繼續教育提升人力資本、爭取更高薪崗位的一次中長期投資。在高校擴招後，本科文憑含金量下降，「考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視為對沖就業壓力的首選路徑。

國考，通常指「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錄用考試」，由國家公務員局統一組織，是進入中央和國家機關體系的主渠道。與考研不同，它直接指向一份公務員編制的工作，附帶相對穩定的工資、福利與社會保障。近年來，國考長期保持高熱度，熱門崗位「上萬選一」已成常態。

這兩道門檻，本質上對應的是兩種不同的風險收益組合：考研偏向「延後收益、押注增長」，國考則偏向「立即鎖定、押注穩定」。在經濟高速增長、機會層出不窮的年代，更多人願意押注前者；而在增長放緩、不確定性上升的現實下，後者的吸引力自然會被放大。

如果把時間軸拉回到高校擴招後的20多年，可以看到一幅更清晰的雙線圖景。

一條線是考研。統計顯示，2005–2009年考研報名人數大致在120萬上下，2010–2016年維持在150萬左右的「平台期」。從2017年起，曲線明顯向上：2017年201萬、2018年238萬、2019年290萬，2020年達到341萬，2021年377萬。

疫情衝擊疊加就業壓力後，2022年人數直接躍升至457萬，2023年進一步升至474萬，創下歷史峰值。2024年下降至438萬，2025年降至388萬，2026年為343萬，實現「三連降」。

另一條線是國考。2000年代初，國考報名人數還只是幾十萬量級；媒體統計顯示，2003–2011年間，國考報名人數增長了十幾倍，到2011年已接近百萬。進入2020年以後，這條曲線開始加速上揚：2020年國考資格審查通過人數約127.7萬，2021年增至139.3萬，2022年首次突破200萬，2023年約260萬，2024年提高到303.3萬。2025年報名人數再創新高，約320–325萬，2026年在放寬年齡、擴大片區投放的背景下，通過資格審查人數約371.8萬，實現對考研人數的反超。

這意味著，自2000年以來，考研與國考長期處在「同向上升」狀態：高校擴招帶來本科畢業生基數激增，疊加就業市場門檻抬升，考公和考研都被當作應對壓力的主要出口。區別在於：考研的加速期出現在2017–2022年，受「學歷通脹」與疫情衝擊共振影響到達2022–2023年峰值後開始回落；而國考則在2020年之後才真正進入「連續刷新歷史紀錄」的階段，且迄今尚未顯現見頂跡象。

換句話說，兩條曲線在2000–2020年代初是並行上揚，在2024年之後則開始出現方向性分化：一條從高位回落，一條繼續抬升，最終在2026年交叉反轉。

疫情與拐點：從「一起卷」到「一冷一熱」

新冠疫情是這兩條曲線的共同轉折點，但對它們的影響方向並不相同。

一方面，疫情打擊了就業市場。2020年起，企業招聘收縮、線下經濟受限而出現「慢就業」與「延遲就業」在高校畢業生中變得更普遍。北大國發院的《青年就業之探》指出，2020年以來，為規避就業風險，延遲畢業和繼續深造的在校生人數明顯增加。

同時，在出國人數減少、就業職位減少的情況下，大量原本可能選擇留學或直接就業的人群，被擠壓進了國內考研和考公賽道。2022年考研人數猛增至457萬就是典型結果，年增量高達80萬；國考和各地省考也在穩就業政策引導下，連續幾年擴大招錄規模，吸引了更多求職者湧入。

另一方面，疫情之後的「退潮效應」開始顯現。考研報名人數連續三年下降，並不是「突然冷場」，而被認為是此前幾年被透支的需求在集中釋放後，疊加就業反饋，對考研性價比的一次集體修正。2020–2022年間，原本打算出國的人被迫留在國內考研，隨著2023年後出入境恢復，部分人重新轉向海外留學，客觀上拉低了國內考研報名人數。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王樹濤向中國媒體表示，考研人數下降折射出本科畢業生回歸理性，屬於高位後的正常回調。他認為中國研究生教育由規模擴張轉向了結構優化與質量提升。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疫情反而鞏固了「鐵飯碗」職位的吸引力。2020年以來，中國當局多次強調「穩就業」是「六穩」之首，在宏觀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成為政策層面更願意擴張的「蓄水池」：2020–2022年國考過審人數從127萬升至200萬以上，2024–2025年穩定在300多萬，2026年在放寬報考年齡後進一步突破350萬。疫情既暴露了私營經濟崗位的不穩定，也放大了「鐵飯碗」的抗風險屬性，最終把一部分原本會持續「押注學歷」的人，推向了「押注編制」。

因此，真正的拐點並不在疫情爆發的那幾年，而是在疫情基本過去、社會逐步適應新常態之後——大約2023–2024年左右：考研從超高位有序回落，國考在穩就業和避險心理的雙重加持下繼續加速。

從「下海熱」到「上岸熱」：一代人對風險的重估

如果把這兩條曲線放進更長的歷史敘事中，就會發現它們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下海熱」形成了鮮明對照。

當年的「下海」，是指體制內幹部與城市職工跳出「單位制」，投身市場經濟。相關研究顯示，自1980年代中後期起，中國經歷了多波「幹部下海潮」，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全國數以萬計的黨政幹部辭職經商，被視為勇於承擔風險、搶佔增量紅利的代表。那是一個「增量博弈」時代：市場空間巨大，民營經濟剛剛起步，只要敢闖就有可能獲得階層躍升。

上述北大報告指出，經濟增速放緩、崗位增長有限、青年就業機會趨於「存量競爭」、以及失敗嘗試帶來階層下滑風險等問題。

換言之，今天的「考公熱」，則是「存量避險」時代的群體性選擇。在經濟增速放緩、人口結構變化和社會流動通道收窄的背景下，青年就業更像是在一個高度擁擠的存量空間內擠位置，任何一次失敗的職業嘗試都可能帶來難以逆轉的階層下滑。

在這種環境中，考公「上岸」不再被簡單理解為保守，而是被重構為一種對不確定性的理性對沖：用一份相對穩定的現金流、福利和社保，去交換對未來風險的抵抗力。

從這個角度看，2026年「考公首次超考研」並不是一組孤立的數據，而是中國經濟從高速擴張轉向中速增長之後，社會心理和個人策略的集體調整。昔日的「下海」，意味著離開體制、擁抱市場；而今日的「上岸」，意味著主動放棄對高波動收益的幻想，轉身擠進分配體系的安全區。兩代人面對的是同一片海，卻在截然不同的水文條件下，選擇了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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