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台灣的公民社會與公共文化

陳康寧
風傳媒

一個好的公共文化,能夠善用公共論述的資源,而一個好的公民社會,則是一個可以培養哲學家公民的社會。

如果說,自由、平等、人權是臺灣的重要價值,那麼如何將這些價值具體落實在公民社會中的「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就是一個值得眾人關注的問題。錢永祥教授在〈哲學與公共文化:臺灣的經驗〉一文,針對臺灣的「公共文化」的形成,提出了重要的哲學洞見,深具啟發性。提到公共文化,一般會想到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

依據羅爾斯,公共文化的培養有賴於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之傳承,而美國有著悠久的民主傳承所累積下來的文化資源,如此一來,對於不屬於歐美歷史文化的臺灣,要援引羅爾斯的理論做為公共文化的思想資源,就會面臨挑戰。不過,任何一個在地化的政治哲學的思考,都必須針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特色進行調整。在這個意義下,錢教授梳理了臺灣的「公共文化」之思想來源,並追溯到1949年後的臺灣。

他認為,在當時具有理論深度又與現實社會有所聯繫的思想,當推自由主義與新儒家,這兩種哲學彼此雖然有許多的論戰,但對於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的價值都有高度的認同。錢教授援引楊儒賓教授的分析,指出儒家的政治秩序是「天下為公」,但過去一直找不到相應的制度來落實這種秩序,直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出現才提供了解答。

錢教授也指出,臺灣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來自族群的衝突,而自由主義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從50年代到70年代紛雜思想中形成的廣義自由主義,到了80年代,幾乎成為了整個世代的共享資源。而當時的自由主義的光譜相當廣,涵蓋了文化保守主義、西化派、左派,甚至後現代等。依據楊儒賓教授的觀察,他那一代人的生命彼此是有共性的,閱讀的書籍包括新儒家文字、錢穆著作、印順佛學、志文出版社的西方翻譯、水牛出版社的存在主義書籍、黨外雜誌提供的知識以及大學附近書攤上的左派知識等等。對錢教授而言,自由主義具有強烈的文化意涵,而殷海光與徐復觀則分別賦予『自由主義』背後的道德內容為「人本主義」與「道德的人文主義」,這相當貼合70年代一代人的共同價值。

20190810-思沙龍「怎麼理解這個中國?從近世歷史看中國的內與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錢永祥主持。(盧逸峰攝)
20190810-思沙龍「怎麼理解這個中國?從近世歷史看中國的內與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錢永祥主持。(盧逸峰攝)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錢永祥。(盧逸峰攝)

然而,臺灣在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則來自社會的衝突,這樣的衝突,似乎不容易用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就直接能夠加以解決。依據錢教授的觀察,臺灣民主化過程所產生的各種衝突,包括「族群的妒恨、國家認同的差異、歷史記憶版本的不同、語言與文化的消長等等問題」,至今仍然沒有機會好好地進行「互相尊重的討論」。在這個意義下,重視臺灣的公共文化,有助於衝突的雙方進行理性且互相尊重的對話。錢教授主張,公共文化必須具有一種理想成分與規範性,不能只是停留在現有的價值觀、制度或社會成員持有的想法與信念;其次,公共文化作為一種公共性格,要有高度的包容性,可以容納多種且彼此衝突的價值觀;此外,公共文化必須能夠被反省與評價,不同的公共文化之間可以有好、壞的價值比較。因此,公共文化並不涵蘊道德的相對主義。

如何善用哲學的資源來進行公共議題的思考,是許多臺灣政治哲學家努力的地方。謝世民教授在〈政治哲學如何與身處的社會互動:一個臺灣哲學家的嘗試〉一文提出了「哲學家公民」的主張。所謂的「哲學家公民」,是指可以對憲政民主的價值有能力反思、尊重事實、講究理性的公民。「哲學家公民」並非特定身分的菁英階層,而是每個公民都可以透過哲學的資源來思考我們的公民社會。然而,謝教授認為,哲學家公民是需要訓練的,而「一個憲政民主社會的成熟度或優質度,決定於哲學家公民的多寡。」換言之,一個好的公共文化,能夠善用公共論述的資源,而一個好的公民社會,則是一個可以培養哲學家公民的社會。

錢教授主張,哲學不僅僅只是特定的思考觀點或方法,也是一種「精神氣質」(ethos),特別表現在與不同觀點的他者「對話」的關係上,即針對某項議題或政策提出的理由「必然涵蓋着引入他者才構成理由」。任何理由的提出,總會遇到其他相反的理由,而哲學思考必須「跨越」自身的思考框架,聆聽他者的觀點,並且將他者的觀點納入考量,這對於促成公共文化的多元性格具有很大的幫助。換言之,哲學家公民所提出的理由,必須是經過納入「他者」觀點後所構成的,甚至能夠被其他公民合理地接受,羅爾斯稱之為「相互性判準」。也唯有真誠地面對不同的意見衝突、爭執的過程,社會才能集體學習,包括學習處理自己與他者的關係、尊重異己的觀點、關懷弱勢等等。最後,藉由錢教授語重心長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尾聲:

換言之,唯有藉着民主運動帶動社會三十年來的集體學習,最早由哲學家所抽象陳述的概念與價值、所描繪的理論,方有機會在生活中面對「他者」進行活生生的實踐與體驗。原先的泛自由主義(『西方啟蒙文化』和『傳統儒家文化』)對民主、權利、自由、平等的理解,必然只是原則性的界定,至於實際生活中在血肉真人之間的含意與應用,只能靠每個人在三十年來與「他者」熙熙攘攘的爭鬥過程裏的學習中緩緩體會、內化。雖然學習會失敗,學習的過程會顛簸周折,學到的教訓不見得被奉行,但是只有經過這種學習,這些概念與價值才能形之於公共的想像、公共的理解,整個社會才能形成公共文化。

錢永祥教授和謝世民教授都是臺灣當代重要的自由主義的學者,透過他們的學術關懷與哲學視角,對於思考臺灣的公民社會與公共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為中正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本文原刊《新公民議會》,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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