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裝瘋十日記」呼籲高教的公眾參與──我們不能再沈默了!

伍其盼
風傳媒

娜麗.布萊(Nellie Bly)是美國記者伊麗莎白.科克倫(Elizabeth Cochrane)的筆名,她是早期開創調查報導(隱密採訪)的記者。為人所熟知的事跡之一就是假扮病人進入精神病院採訪,深入觀察之後,所寫的「裝瘋十日記」揭發了院中許多病患其實是正常人、卻被不人道對待的殘酷真相。在那兒,官僚體系中的醫護才是問題之源,管理體制比被標籤為「病患」者更「瘋狂」!

筆者想要以此當思考的起點,來談少子化激烈競爭下的高教院校中,教職員生在面對校方時,一旦有勞資爭議,或不認同校園中某些公共事務處理時,常被資方刻意或公開地貼上「少數化」標籤,同儕的「沈默」則被資方解釋為「同意」,所造成的言論自由惡化。也就是筆者要呼籲公私立大學教職員生,應要更關注校園政策和事務,積極加入工會、教師會或其他有益高教公眾參與的社團,對社會和發聲,而不是沈默。

正如同娜麗.布萊所見到的,她發現在病院不良的行政體制下,如果「我說話和舉止越是『正常』,他們越是覺得我病得厲害。」。對照校園中的勞資互動,其實出現問題的是行政體系,真正的「少數」是校方(資方),尤其是在私校的財團、董事或家族不當介入校務時。可是大學中學者的「獨善其身」,和工作權面臨威嚇,卻使眾多文人用「不關我的事」,或「順服」來保持「沈默」,這使得原來應該被討論的校園政策,無法公開討論,與資方不同意見者,被貼上了「少數化」的標籤,校園中從「騷動」到逐漸被「噤聲」。這其實就像「裝瘋十日記」中顯現的,被貼上「標籤」的「正常人」被視為「患者」,但真相卻是醫護官僚體制才是「瘋狂」的肇因。

根據媒體報導,2012年時高教工會創立,其首任理事長戴伯芬曾說,高教工會要團結全台高教第一線工作者,不但要爭取師生權益,而且要推動高教改革「真的要站出來,不想再沉默了。」 而當年的教育部高教司長何卓飛也指出,大學教授依法可成立工會,工會能對高教建議、監督,對高教有幫助。

筆者要呼應當時的高教工會理事長戴伯芬,和高教司長何卓飛的看法,工會其實就是勞方和第一線工作者的「團結」,希望以集體的力量,建議、監督高教,並爭取維護師生權益。歷經多年再回顧,高教的環境,尤其是私校面臨的「官僚化、商業化」,比當時高教工會成立時所指陳出來的更加嚴重了。所以,大學中的文人學者,筆者的同儕們,以及台灣社會中能體認這些問題的公眾,「我們不能再『沈默』了!」

眾人的沈默,其實是助長真正的「少數者」(不合理的資方或濫權者),去威嚇他們口中的「少數者」(勞方)。短期來看,「沈默」看似明哲保身,卻是不合理環境的最大助力,長遠來看「覆巢之下無完卵」。這也正是為何在眾多勞資衝突的事件上,資方會拼命「少數化」、「分化」勞方,一遇到要討論時就用各種行政程序或會議手段「滅火」。他們心中其實深深地知道,種種的巧門和不合理之下,他們才是真正的「少數中的『極少數』」,只是不能面對公眾「挑明了講」!才會用威嚇的手段去壓制公共事務上「不同的意見」,以便「自欺欺人」。

娜麗.布萊是一位記者,她本身並沒有力量去改變精神病院的體制,但是她對社會「挑明」了病院裡種種不合理的制度、對待、漠視和殘酷。這種「挑明」最終引起了美國社會對精神病院體制和管理的關注,使得醫生和管理者必須面對公眾討論這個議題,也就是最後公眾參與和社會對此議題的關注,才逐漸地使得行政層面必須投注更多經費或更多努力,去改善精神病院中的狀況。

此外,筆者要支持和建議高教工會,以及其他所有與高教相關的工會或NGO組織,暨高教第一線工作者:就像傳奇記者娜麗.布萊進行調查報導時的心志一般,我們應該致力於把更多的高教問題拋出來,對這個社會「挑明了講」!我們本身力量微小並不能真的改變體制,但是,「公開」和「挑明」才會讓應該被檢視的問題,終究有被關注和解決的機會。

娜麗.布萊的調查採訪不盡然受到所有她同時代者的支持,但她的報導點出了問題,引發了眾多關注卻是不爭之事實。長遠來看,她展示出的勇氣和決心,對社會「挑明」了真相,一方面開創了調查式報導的新頁,另一方面協助改善了美國早期對精神病治療的體制和環境。

根據媒體報導,台灣大專院校受雇者,包括約6萬名專任與兼任教師,3萬名職員,以及12萬名以上的教學研究助理與工讀生。如此為數眾多的高教第一線工作者,共同面對著「官僚化、商業化、家族化、財團化」愈加嚴重的環境。…,筆者要呼籲的是,所有和高教牽涉的個人或者是團體,我們應該要更加關注高教的種種公共議題,促進積極地公開討論和公眾參與,因為──「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再『沈默』了!」(推薦閱讀:觀點投書:從「破窗效應」看「容忍漠視」所造成的高教亂象!

*作者為私立大專院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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