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棄用Twitter成風潮:讓它成為工具,而非接管一切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騰訊傳媒,36氪經授權發佈。

大洋彼岸,正在刮一股「記者棄用Twitter」的風。

K.Austin Collins曾是體育媒體The Ringer的員工,自今年年初以來,他就沒有再發過Twitter,並刪除了過去的推文。不過他仍在使用Twitter的搜索功能,並保留了一個匿名的私人帳號,以保持對Twitter上熱點信息的知悉,但他查看Twitter的頻率已經顯著降低。

起初,像Collins這樣棄用或減少Twitter使用頻率的記者數量並不多,但過去兩年不斷增加,在今年引起了比較大的業內關注和討論。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刪除了過去的推文,並不再發佈新的推文;一些人則註銷了自己的帳號,清除了自己在這一網站上的所有足跡;還有一些人甚至直接卸載了APP。

然而必須承認的是,Twitter對新聞工作者來說,的確能成為一個輔助工具。許多記者通過Twitter聯繫到他們原本可能無法接觸到的信源、爭取更高流量和關注度等等。過去幾個月裡,在接連遭遇大流行病和種族歧視抗議活動的美國,Twitter成為了記者們評估事態發展、呼籲大家關注議題的寶貴平台。

但是,儘管有種種益處,記者們也可能成為Twitter「陰暗面」的受害者。他們可能會被捲入複雜議題的混沌爭議中,可能會面臨來自匿名用戶的惡意攻擊,可能會被持續不斷的話題擾亂而導致無法專注於更緊迫的問題……現在的Collins是《名利場》(Vanity Fair)的影評人,他決定逐漸棄用Twitter的原因是,長期以來,他都感覺到Twitter並不能給他帶來情感和理智上的健康。

當然,如果說新聞工作者正在集體遷出Twitter,那就有點誇張了。The Poynter最近採訪了一批實踐了「逃離Twitter」行為的記者,在與他們的交談中,沒有一位記者說過他認為「所有的記者都該離開Twitter」,也沒有哪個人說他「完全不喜歡Twitter」,或者「Twitter這個平台沒有任何優點」。

不過,這些記者的行為的確引起了新的思考,例如構建另一種媒體生態的可能性——在這個生態中,我們需要更加批判地看待Twitter這種作為分享、討論甚至生產新聞的中台媒介的角色。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精編The Poynter的這篇報導,帶你探究一批批記者棄用Twitter背後,他們所期冀的是一個怎樣的媒體生態?新聞工作者與社交媒體之間,又該保持怎樣的健康關係?

Twitter之於記者:流量是把雙刃劍

信源、知名度、職業機會……

許多記者將他們的職業成就歸功於他們在Twitter上建立起來的人際關係。

本世紀剛剛進入第二個十年時,Collins還是一名研究生,他從那時起開始使用Twitter。在《洛杉磯書評》上發表了一篇針對斯派克‧李的《芝拉克》(Chi-Raq)的影評後,他獲得了第一批粉絲。而The Ringer的一位編輯看中了那篇文章並在Twitter上關注了他,一個月後,Collins成為這家媒體的特約撰稿人。

Collins認為,如果沒有Twitter幫助他們這些人吸引編輯們的注意力,他們可能永遠都沒有機會讓自己的觀點被看見。

而對於那些沒有全職工作的作家來說,Twitter的作用更加明顯。Rawiya Kameir是一家媒體的特約編輯,她從2008年開始使用Twitter。幾年後,由於腳踝受傷,她賦閒在家,開始在Twitter上發表自己對音樂的看法。沒過多久,她就有了可觀的粉絲數,編輯們開始聯繫她,向她約稿。

在《連線》雜誌負責社交媒體和用戶參與業務的Kam Burns從2017年大學畢業開始就通過Twitter來尋找工作機會。在Burns看來,那些生活在小城鎮的、屬於邊緣化群體的記者們無法與其他邊緣群體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但通過Twitter,他們可以互相聯繫,建立起有價值的社區。「我認為這是這個平台值得加入的原因。」Burns說。

曲解、網絡暴力、思維定式……

然而另一方面,Twitter也在傳遞、放大一些不和諧、不健康的聲音。

2011年,在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教授本科生新聞課程的自由撰稿人兼編輯Julie Bien為一家猶太刊物撰寫了一篇評論。在Bien把評論鏈接發在Twitter上之後,一個她不認識的人以宗教信仰為由猛烈抨擊她的文章,甚至開始聯繫她的親朋好友。

「這真的讓我很吃驚,只是一篇評論推文而已,甚至不是正式的專欄文章,」Bien說,「居然有人因為一篇推文對我說,『你下地獄去吧,你去死吧』。」

從2013年開始,Bien就不再使用她的私人帳號了。

2018年,國際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作為研究對象的共750名Twitter使用者(來自美國、英國的女性記者和政治家)收到的推文中,有7.1%是「有問題的」(problematic)或「辱罵性的」(abusive),並且,黑人和拉丁裔女性收到此類推文的比例比白人女性高得多。

前段時間,幾名跨性別記者在Twitter上批評了一封譴責「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的公開信,隨即在網上早到了暴力威脅。這封公開信是由幾名曾發表過反跨性別言論的名人聯合簽署的。

「對於在跨性別光譜上的人來說,Twitter從來都不是一個好地方,只是現在,它變得越來越具煽動性、越來越危險。」Rininsland在《金融時報》從事互動數據新聞工作,在看到這封公開信之後的幾週內,他主動減少了Twitter的使用。

Bien也認為,如果女性、有色人種和性少數群體知道他們將在Twitter遭遇仇恨言論和生命威脅,很可能會被「勸退」。

「這說明新聞業存在很多固有的偏見——我們要求最弱勢的群體讓自己變得更加弱勢,還要求他們謹小慎微地去表達。」Bien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

Corey Atad是一位住在多倫多的文化作家,他在今年早些時候註銷了自己的Twitter帳號。他認為,在Twitter上待得太久會讓作家們產生一種思維定式,以為自己的主要讀者群就是同樣也在玩Twitter的那些人。同理,如果一個記者的粉絲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其他媒體人,這就很成問題了。

另外,像Twitter這樣的社交媒體平台可能會削弱記者區分事實和虛假信息的能力。疫情暴發初期,幾位知名記者轉發了一個虛假帳號的內容,該推文謊稱一位電影明星感染了新冠。未來研究所的一項研究也表明,80%的記者表示他們曾在網上錯信過虛假信息或者虛假報導。

使用社交媒體,是記者的必要任務嗎?

很長一段時間裡,多數記者都感受到一種必須使用Twitter的迫切任務。Jarvis認為,記者使用Twitter,的確能夠增加媒體與公眾之間的信息透明度。

而已經棄用Twitter的Burns表示,他在《連線》雜誌的老闆從未要求他在下班後也繼續維護個人的Twitter帳號或監控該平台。但他發現,有時在刷Twitter時看到的梗的確能夠幫助他更好地運營《連線》的Twitter帳號。

基於相似的原因,仍有編輯和其他管理人員堅持讓記者使用Twitter。

早在2012年,The Cut的編輯部主任Stella Bugbee就曾在一次會議上被主管要求加入Twitter,以分享自己的工作,培養粉絲,從而轉化為自己的讀者。

有一段時間,Bugbee的確感覺到,在Twitter與人們分享自己的想法很有趣。近些年來,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Bugbee覺得自己有義務參與那些有爭議的、甚至有煽動性的評論的對話。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Bugbee在某一天突然刪除了她所有的推文。儘管目前她已經是The Cut的主編,仍然時不時關注著她的Twitter信息流,但她已經想明白,「Twitter僅僅是反饋來源中的其中之一。」

今時今日,也有許多年輕記者在領導或導師的鼓勵下,保持著社交媒體的運營,以獲得編輯和HR的注意。

「編輯們通常會根據Twitter上的熱門話題和競爭對手或信源的言論來約稿。對於記者們來說,編輯們的期待會是,他們希望記者能夠時時瞭解競爭對手和信源在Twitter上的一切動向。」

一些記者的確認為自己有「使用Twitter、觀察動向」的必要性,但Charity卻對此表示出擔憂。在他上大學的時候,新聞業的無薪實習開始成為禁忌。「現在,實習生們有了更好的條件,不再需要犧牲薪酬,但是,他們需要付出自己的身份和個性,在Twitter上建立起一個『新聞品牌』。對我來說,這像一種倒退。」

Charity說,「新聞工作者在平台上投入了很多自己的東西,但Jack Dorsey(Twitter的CEO)並不會為此支付報酬。我認為,這就像一個騙局。」

遠離不是徹底否定,棄用不是永久停用

與Twitter保持距離並不意味著完全忽視這類社交平台在現代社會信息傳播中的重要性。

在接受採訪的記者中,Charity精心挑選了一些個人帳號,他可以通過這些帳號來瞭解Twitter上某個問題的討論熱度;Bugbee現在主要關注的是出版物的製作過程;Rininsland則回到了開源平台Mastodon,該平台自稱是Twitter的一個更友好的替代品;而在過去的幾個月裡,Quartz的記者Karen K. Ho每天都會在Twitter上提醒她的粉絲,讓他們打破「悲劇搜索」(doomscrolling)的壞習慣。

(*doomscrolling,也稱doomsurfing,是指在互聯網上搜索有關悲劇或災難性時刻的行為。)

離開Twitter也不一定是永久性的。Atad幾週前重新激活了他的帳號,幫助一位離開新聞行業後正在找工作的朋友。而且,他發現這個平台對於追蹤一些社會活動很有用,僅僅依賴新聞中的描述可能是不準確的,畢竟這些描述可能會遺漏重要的背景。

他說,長期停用Twitter幫助他與這個平台建立了更健康的關係。他可能會在不久之後再次停用。「人們必須有意識地把Twitter作為一種工具,而不是讓它接管我們的生活。」

Collins則認為,Instagram較慢的節奏和更強的視覺吸引力是比Twitter更好的選擇。他打算在Instagram Stories上分享他的文章和他推薦的電影片段。

棄用Twitter後,那些曾讓Collins很惱火的事情他都看不到了。他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完全放棄Twitter,但他認為,如果能夠控制使用頻率或者有意識地降低自己的社交媒體依賴度,對記者來說會是一件好事。

「我不認為我在知悉任何大事件方面很遲鈍,例如新冠疫情、名人死亡等。當然,我也想第一時間瞭解諾蘭新電影的定檔時間,」Collins說,「但我並不覺得我會因為棄用Twitter而錯過這些。」

原文鏈接:

https://www.poynter.org/reporting-editing/2020/a-growing-group-of-journalists-has-cut-back-on-twitter-or-abandoned-it-enti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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