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評論】每逢六四北京必嚴封網路，不只防外敵更是防「內憂」
台灣人在北京生活大不易，特別是「VPN 翻牆」，可謂一年四季都會面臨的戰役。這裡的人通常會笑稱，翻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冤業隨身，終須還帳」的循環問題。
而在北京，每逢六月的第一週，隨著天氣已邁入酷暑，筆者往往就認命地選擇齋戒沐浴、放棄 VPN 網路翻牆，避免用網路處理重大公事，放自己一個「六一假期」──因為在這短則 4 天、長則超過 7 天中，當局的「網路管理」必然遠較其他時候更嚴，能夠翻牆成功的超低機率，大概只有「兩會」時可比擬。
歷史上的柏林圍牆已倒，北京構築的網路長城卻無遠弗屆。
而長城之內，中國「九Ｏ後」世代普遍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沒有集體的歷史記憶，卻對鎮壓之後換來的中國經濟起飛感到「與有榮焉」。
不能明講的「六四」之前：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暴
每年六月第一週，北京當局的網路管理為什麼要那麼嚴謹？許多人解讀為用資訊管控，避免外媒報導拿六四做文章，藉機傳遞民主自由的價值，影響「牆內」人心。
但據筆者觀察，這些在 6 月 4 日前後必執行的「維穩」做法，與其說是對外「防敵」，不如說更是慎防「內憂」。而這一切，要從天安門血腥鎮壓背後，北京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經歷的政治風暴說起：
當時，中國已歷經「改革開放」後十年歷程，社會面臨變遷與適應的困難。官員的貪腐與共產黨的統治失靈，讓經濟上通貨膨脹達到新高，政治上「保守派」與「自由派」的爭權，亦到接近白熱化的地步。
當中，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無疑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央力推「廢除領導人終身制」、「打擊太子黨貪腐」等措施；接著卻於 1986 年中國爆發學運（八六學潮）時因「縱容」學生遭到黨內批鬥，黯然失勢下台。
1989 年 4 月，胡耀邦因心肌梗塞猝逝。北京大學生們便以「紀念胡耀邦」為由，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持久不退，間接地燃起全國「反革命」的遍地烽火。
北京大學學生先是在校園內舉辦一場民主沙龍，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抗爭」的訴求，以罷課爭取民主。但隨後廣場上的學生也產生領導與決策上的矛盾──鑑於歷次學生運動失敗被歸咎於「無強力的領導」，北京各高校的學運領袖以廣場學生的支持為後盾，宣布廢除北大學生會，並成立籌委會協調各校的「團結協會」──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最大一次的群眾聚集，北京宣佈戒嚴在即。
廣場內外，均有「路線之爭」
但在當時，對於如何「處理」天安門學運，中南海高層們意見其實並不一致：舉例來說，胡耀邦的繼任者，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代理總書記趙紫陽，就相對同情抗議學生，並曾公開表示反對武力鎮壓。而「保守派」則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為代表，主張強力鎮壓。
同時間，在天安門廣場上，所謂的「學運領袖」們其實也不同調：有人主張與中共當局的「自由派」和談促成漸進式改革；有人則堅持趙紫陽和李鵬雙雙下台，並開放民主選舉。當時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設立的學生廣播站，於是成為學潮各派系「內部政變」與「搶奪發聲權」之地。
結果，隨著學運越演越烈、一般民眾也加入響應，李鵬悍然宣佈戒嚴，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發戒嚴令。學生領袖與李鵬見面的結果，亦是不歡而散，總體發展態勢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開始大為不利。
而此時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趙紫陽，對學運「公開表示同情」的態度，更掀起共產黨內部的路線矛盾之爭──危機關頭當下，黨國大老們只好請出「老大中的老大」，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作出最後裁示。
結果是，趙紫陽被解除所有職務（隨後被軟禁至 2005 年過世），武裝軍隊進入天安門鎮壓，可謂「維穩」壓倒一切。
「假反右，真防左」的六四後政局
六四事件血腥鎮壓的結果餘波蕩漾。不僅使北京當局在國際情勢上面臨困境，經濟改革的推進也受到延遲──直到鄧小平南巡談話，才繼續維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
而中南海政治領導班子因此事大幅換血，當中更有太多故事：舉例來說，多數分析都認為，其實大權在握的鄧小平，為推行經濟改革，是相對支持黨內「自由派」的。但因 1986、1989 年兩次學運，為了「維穩」，他先後折損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位「改革開放」的大將；於是為了制衡日益坐大的「保守派」勢力，鄧小平刻意選擇當時的「中南海圈外人」、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接替趙紫陽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
而從當時國際情勢觀之，1989 年適逢社會主義國家尋求民主化的「蘇東波」動盪：如波蘭的團結工聯剛好也在 1989 年 6 月 4 日當天取得執政權，推翻了共產體制。之後東歐各國更前仆後繼發生「和平政變」，兩年後終至蘇聯戲劇性地宣告解體。
換言之，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局的最大特徵，北京當局其實是「假反右，真防左」：一方面禁聲所有改革聲浪，避免「蘇東波」危及政權；二方面其實仍默默地推動經濟改革開放，藉以制衡再次坐大的老「毛派」保守勢力。
這樣的政治盤算，也造就了此後中國走向極為「特殊」，所謂「政左經右」的政經格局：即政治上仍採行共產主義一黨專政，但經濟上卻幾乎完全採行資本主義。
在中國，這樣的制度，有一個全球獨有的稱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若用白話文來翻譯，即為：只要低頭別談政治乖乖聽黨的命令，你要怎麼賺錢都可以。
兩岸政權在 90 年代的分水嶺
如今回顧那場 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暴，起因是弔唁去世的「胡耀邦」，死滅的卻是「趙紫陽」的政治前途，賠上的是「民運世代」的青春年華。六四事件可說是 1949 年中共建政以來最嚴峻的政治衝擊，卻也就此底定了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往後 30 年的發展路線。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起因是「學運」，但這場學運卻不被今日的共產黨視為如 1919 年「五四運動」那般具正當性甚至神聖性；反倒被定調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再起」──文革的起因，按照現行的中共定調，是源於激進左派的興風作浪、鼓動學潮，造成紅衛兵迫害黨國大老，也是毛澤東主席的「少數錯誤」。
而在 1989 年海峽彼岸的台灣，六四事件因血腥鎮壓導致的國際制裁、內部紛爭，亦在某種程度上警惕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特別是在隨後「野百合學運」（1990年3月）的處理上。
當時，面對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上傳來陣陣「廢除國民大會」與「進行民主改革」的訴求聲浪，國民黨政權內部亦有「鴿派」、「鷹派」不同意見，最後採取了「緩和學運」與「參採意見」的合謀策略，並未使風波繼續擴大失控──兩岸的大規模學運事件，彼此連帶甚深，但結果和境遇卻大為不同。
兩場學運的交錯，反映了兩岸執政當局，於特定時空環境下所為決策的認知。也造就了不同的政治圖景：六四民運的時勢造就了江澤民時代；李登輝則因野百合學運更成功地穩固「本土派」政權。
香港風險急遽上升，仍不忘為六四犧牲者點燃燭光
今日，北京當局對六四事件的評價，看似輕描淡寫，但每年的春夏之時，中南海政治中樞所在地卻頓時成為「北京圍城」：每逢 6 月 4 號，北京在這個敏感的日子必定封鎖天安門廣場、並全面嚴控封鎖網路。
由此顯見，六四事件「由下而上」的政治意義，影響其實十分深遠，也是北京當局至今仍不願觸碰的敏感議題。
但更重要的是，它絕非僅如部分民運人士與所謂自由派學者口中的「中共暴行」、「邪惡證據」如此簡單：1989 年的六四天安門，並非單純且真空的孤立事件。過於簡化此一事件的脈絡，並單純視之為「共黨全體一致的暴行」，亦無助於認識其中複雜與不斷變動的真相，遑論「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事實上，在 1989 年，時值法國大革命 200 週年、中國「五四運動」 70 週年、中共建政 40 週年，當時的全國人大會議，就有提出將「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與經濟改革融合，「朝中」早有醞釀政治改革的動能──總體來說，六四的起因或許突發，但背後有深遠的時代刻劃因素。
回到現今的時局：香港近年來成為美中新冷戰的熱點，北京人大透過新設立的「港版國安法」，劃定：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等四條紅線，香港問題風險急遽上升，甚至可謂朝不保夕。
但過去數十年來，香港民眾仍年年持續群聚在維園，進行和平燭光守夜，高呼「毋忘六四」、感動落淚。
只是在今年格外敏感的 6 月 4 日，港府當局以「防疫期間限聚令」為由，首次駁回了民眾團體在維園聚會的申請。香港群眾則打算各自聚集，持續以包括「電子燭光」等方式弔念這場運動。
在山雨欲來的詭譎國際氣氛中，如今無人能斷定香港、乃至海峽兩岸和中國本身的命運。
但唯一可以確知的是：在中國，當年走過六四年代的人們都已逐漸「選擇性」地淡忘了此事；而在香港弔唁的民眾，卻仍年年為六四亡魂點燃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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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台北出生、高雄長大、北京委身。專長為私募股權基金研究，曾任職政府產經智庫及外商顧問諮詢，就讀過台大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北大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清大經濟學系博士班，兼讀過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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