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被掃除的畸零生命？──談現代性與城市動物

作者：李奕萱（動物當代思潮特約記者）

文明城市的街頭不該有動物存在嗎？──在當今臺灣，浪犬、街貓的數量龐大[註]，彷彿是城市的永久課題。2017年「零安樂」全臺上路後，大城市的收容所經常處在爆滿狀態，於是一些動保人士持續推行TNR（誘捕、絕育、放回原地），希望解決流浪動物越生越多的狀況；有些校園也會有人定期餵貓或狗，將流浪動物變成了「校貓」、「校狗」。

然而這樣的做法卻在人群間產生了正反兩極的意見。不時有民眾、學生質疑：「這些動物為什麼要待在校園和社區？」激動一點的人，甚至會痛斥這些動保人為「毛保」人士，說：「憑什麼逼所有人接受貓、狗進入生活領域？這些動物製造的髒亂、噪音誰負責？」

除了貓狗，其實城市裡的鴿子、麻雀、蝙蝠等，也都面臨了跟過去不一樣的處境。以鴿子為例，幾隻鴿子也許讓街上生氣盎然，但一群鴿子卻可能遭到居民厭惡，當禽流感爆發時，更是讓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讓我們不禁要問：到底這些住在城市裡的動物，跟城市該有怎樣的關係呢？

臺大外文系教授、《以動物為鏡》作者黃宗慧認為，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不妨先繞道來看看所謂的「城市現代性」是什麼──現代性和城市有什麼關係？現代性和動物又有什麼關係？

亮麗外表下的「殘酷排除」

談到城市現代性，往往會追溯到法國巴黎。19世紀末的巴黎交通進步，以致大量的人口從鄉村往城市移動，硬體設施也快速革新，因此讓城市的空間產生劇變，高樓大廈、百貨公司大量出現。百貨公司的興起、奢侈品的普及，從此改變了女性的生活。

巴黎女性於是開始用服飾、化妝美化自己，所謂的「巴黎女性」逐漸成為了「現代女性（modern woman）」的代表。這一切改變，不只使得現在論及城市現代性（modernity）時會追溯到巴黎，甚至定義了現代女性特質（modern femininity）。

巴黎女人們的婀娜多姿，點亮了巴黎的街道，與1889年建成的巴黎鐵塔相呼應，形塑了巴黎「進步」、「劃時代」的印象，也成為藝術作品的主題。法國畫家詹姆斯．迪索（James Tissot）便有一系列以巴黎女人為題的畫作，直到現在，巴黎依然還是時尚尖端的象徵。

在所謂「巴黎女人」促成的美麗街景中，人們對於「怎樣才是完美女性」開始有了定見。現在臺灣女性或許可以不甩臺北市長柯P說的「不化妝就出來嚇人」，然而，換做當時巴黎女性要前往林蔭大道、劇院、沙龍時，恐怕就不能不打扮——當她們走進公領域時，彷彿代表了城市門面，扮相平凡的女性則被限縮在私領域裡，最好不要走到光鮮亮麗的市容中「獻醜」。直到如今，這樣的觀念依然可見於人們對文明城市的定義之中，也因此，越是進步城市的街道上，就越沒有畸零人、流浪動物存在的餘地。

黃宗慧說明：「要成就所謂的城市現代性，往往會訴諸『排他』的手段。」如果符合城市的「現代」、「時尚」，就擁有它的展現空間；不符合的，就會被丟到角落，或只能待在私領域。

然而，人的異質性很高，雖然有些人可以在這樣的社會中如魚得水，有些人卻為了不被淘汰，逼著自己服從這樣的社會氛圍——現代性成了雙面刃，光鮮亮麗的表面下可能滿是壓迫，是為維持完美外表所付出的代價。

城市動物能有生存空間嗎？

到了現在，快速發展的城市裡，人的腳步更快了，行程變滿了，耐心減少了，追求便利、快速、現代的結果，就是人際之間的敵意不斷上升。例如我們去提款機領錢，最討厭遇到的就是前面的人動作慢，即使自己並沒有急著趕去哪裡，也可能會不耐煩。

黃宗慧說：「急著前進的人們不斷地推開他人，深怕被別人『擋了路』。誰跟不上所謂的進步，就可能因為落後而被歧視。所以即使你想『慢一點、不要急』，你還是會被前進的人潮推擠著一起向前。然而，順著這樣下去，看不見的代價會越來越大。」

不過，在這樣以人為中心發展的、快速而殘酷的現代化城市裡，看似格格不入的動物們，真的就不該有生存空間了嗎？黃宗慧並不這麼認為，因為現代性不應該只是追求空間、硬體的革新，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現代性。

「對於傳統、制式的想法能夠有些不一樣的革新，在思想上更具有反身性與開放性，這也是一種現代性的彰顯。」黃宗慧說：「如果你願意這樣來看待現代性，那麼動物與其他弱勢他者，便可以成為城市文明的一部份。」

例如黃宗潔在《倫理的臉：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一書中，就以俄國藝術家阿列克斯．布爾達科夫（Alexey Buldakov）的作品為例，他將城市鴿群停憩之處設計成裝置藝術，讓令人厭惡的鴿糞因為裝置的不同造型，在掉落時成為組字或圖案的一部分，展現了很多人心中屬於「嫌惡動物」的鴿子，也得以成為城市風景的可能性。他用藝術的手法，試圖打造動物與城市現代性相容的空間。

而黃宗慧在《以動物為鏡》一書中所分析的朱川湊人短篇小說〈光球貓〉，也為城市中的人與動物關係，提供了一種不一樣的可能。

〈光球貓〉的主角抱著漫畫家的夢想，從鄉下來到東京，在陶器工廠工作的同時，也不斷作畫。然而，在號稱「有人情味」的下町，他卻沒有遇到太多友善的人。一天晚上，一隻貓追著另一隻貓跑進房間，他趕走了追打的「白貓」，收留了被追打的貓咪，稱作「茶太郎」。

從此之後，茶太郎自由進出他家，有時會隔一段時間才回來。有一天，他看到一隻「光球貓」，以為是茶太郎死了變成靈魂，便摸摸光球貓，雖然那只是貓的靈魂，但他卻在互動中得到了慰藉。

出乎意料地，幾天之後，茶太郎竟然回來了，他追上跑走的光球貓，竟發現了白貓的屍體而無比感慨，遺憾當初未能為白貓做得更多，便幫忙埋葬了白貓。

貓與人的奇妙交會

在〈光球貓〉的故事裡，主角算是城市裡的「畸零人」，努力在殘酷競爭的城市中尋求肯定。在有很高的「鄰近性（Proximity）」的城市中，過短的人際距離，常讓人被迫彼此較量，甚至不經意排斥、排除異己。擁有夢想的主角在一般人眼中，就成為了異類，導致他的原稿，甚至被陶器工廠同事潑了咖啡。

沒有什麼朋友、作品又得不到肯定，正當在人生谷底徘徊，死去白貓的靈魂不只給了他慰藉的力量，當看到光球貓的寂寞時，也讓他卸下防備，開始理解，也許人類——那些對他好或不好的人、還有他自己——也一樣寂寞。

除了訴說動物如何療癒人類，〈光球貓〉也省思了人在面對弱勢他者時，「感性」和「理性」之間的拉扯。在故事一開始，雖然主角知道住的附近有很多貓，但他深知自己沒有能力照顧貓，打定主意不去看牠們。因為他擔心，有情感交流後，如果有天他沒有食物給貓咪，他會承受不了貓咪失望的眼神。

〈光球貓〉主角一開始的這種態度，似乎正是城市人的寫照。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1903年的文章〈大都會與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提到城市經驗對感性的壓抑、對人際關係造成的疏離。

大都會包含了高度複雜錯綜的人事物，為了讓生活順利運作，不造成混亂，人們傾向以頭腦（理性）而非心靈（感性）做出反應，例如預估好每天要坐幾點的車，時間抓得很緊。

外在世界變成了一道道數學題，人們不斷帶入「公式」，解決問題。然而當遇到不能帶入公式的問題時，情感上往往無法承受過多刺激，就容易措手不及。證諸現代城市生活，齊美爾的分析依然適用──對「誤點」抓狂是公式失效的結果；而假裝沒看見賣玉蘭花的人、賣抹布的人、賣手工餅乾的人，甚至用嘲弄、批判來合理化自己的漠不關心，則可能是因為害怕自己承受不了過多的情緒，因而選擇收起自己的情感觸角。

好城市會讓你接受他者，進而去愛別人

「城市經驗讓我們感性鈍化，太想要保護自己，這是很嚴重的問題。」長年協助TNR、送養的黃宗慧，也曾因為擔心幫不了太多動物，選擇關閉了自己的感性，但最後她卻發現，不誠實面對自己的情感，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

黃宗慧說：「我曾經選擇對一隻街貓視而不見，後來卻非常痛苦，到現在都還覺得，我當初怎麼走開了？」

「如果你就是一個會在意的人，不如當下就好好面對，想想你能做些什麼，才不會後悔，因為後悔要付出的代價也很高。」黃宗慧強調，伸出自己的情感觸角、體諒弱勢他者，並非是個「全有或全無」的選擇。

臺灣的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依然在追求整齊一致的穩定，而波蘭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在《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一書中描繪的「好城市」，或許可以帶來不一樣的想像。

包曼認為，同質化的城市空間是貧瘠的，因為人們將無法在其中學習面對各種曖昧、變化與差異。一個好城市應該對於各種「偶然性」（contingency）有更多的包容，讓人們知道怎麼面對跟自己不同的他者，並學習在充滿不可測的社會中仍能以成熟的道德態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好城市不應該是一個無菌、不容一絲混亂存在的空間，因為生命中如果沒有任何需要我們去因應的混亂狀態，其實是不完整的。

黃宗慧最後說：「好的城市會鼓勵人們接受這些他者，成為願意去愛別人的、道德成熟的人。」這句話，或許正是她對於「城市與動物關係」的答案。

[註]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動物保護資訊網統計，2015年全臺灣約有128,473隻流浪犬，大城市如臺北市有2,931隻流浪狗，新北市4,295隻，桃園市8,960隻，臺中市15,028隻，高雄市15,220隻。到了2018年10月，全臺灣收容所共收容7,262隻動物，新北市和臺北市的收容所各收容超過1,000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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