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青龍觀點：新冠病毒疫情下的人性考驗與生命思索

從2019年12月8日中國官方確認首例「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簡稱「新冠病毒」，原俗稱「武漢肺炎」）以來，至今不僅中國大陸各大重要城市皆已淪為疫區，甚至全世界所有國家都陸續傳出疫情，台灣鄰近的日本、韓國等國家也開始有社區感染的跡象。截至目前為止，台灣雖然尚未有大規模爆發的危機，但防疫措施一刻也不敢鬆懈。為何各國對此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措施如臨大敵？因為這是從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來，最有可能演變成全球性的感染事件，而在距今100年前的那一次全球大感染事件中，至少有5億人受到感染，5千萬到1億人死亡，其死亡人數竟然超過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場戰爭。

這次新冠病毒的疫情幾近失控，除了原先中國大陸對疫情的隱瞞與掉以輕心之外，病毒本身的傳播性質亦屬罕見。一般我們常用R0基本再生數（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作為對於傳染性疾病傳播力的評估指標，例如若R0等於2，則1傳2、2傳4、4傳8；R0等於10，則1傳10、10傳百、百傳千，一般流感的R0值約為1.8~1.9；麻疹的傳播能力最強，為18~20。若與2003年爆發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簡稱SARS）疫情相比，SARS的R0值約為2.5~3，而此次的新冠病毒R0值則落在2.39~4.13之間，明顯其感染傳播能力較強。究其原因，雖目前尚無定論，但一般認為，它在宿主體內的潛伏期較長和致死率較低有關（SARS的潛伏期2~7天、致死率約為10%；COVID-19的潛伏期為14天、致死率約2%），將來成為流感化的可能性極高。

新冠病毒橫空出世，降臨在中國武漢這個千年的古老城市，然後，隨著一座又一座的中國城市封城防疫，且一個國家跟一個國家的防疫失守，傳播至今，儼然已是全球性的世紀瘟疫一般，人人聞之色變。面對病毒感染的爆發，立即突顯出了各個國家醫療體系與公衛政策的完備性與否。

如同17年前的SARS期間，和平醫院因院內擴散感染而不得不封院的事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醫師或醫療人員，而是營利醫療體系的結構性因素，強調績效而缺乏人文關懷與倫理思考，過於大意自信的結果讓專業警覺性降低。現今武漢肺炎在中國大陸的失控，不也是如此嗎？就像武漢新冠病毒疫情最早的發現者李文亮醫生（1985-2020），竟被武漢警方要求「不得散佈謠言」而簽署訓誡書，但最終李文亮仍因接診患者被感染而於2020年2月6日晚間10點左右傳出過世（院方「正式公布」死亡時間則為2月7日凌晨2點58分），消息傳出，中國人民群情激憤，體制殺人莫此為甚。

2020年2月7日，香港民眾在街頭悼念最早示警却因為感染新冠肺炎病逝的醫師李文亮（AP）

相較之下，台灣在2003年SARS的慘痛經驗後，似乎就有比較警覺和嚴謹的防疫政策與措施，不過，民間的各類假消息與傳聞不斷，還是造成了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其中諸如民眾對口罩、酒精的搶購，以及衛生紙匱乏的恐慌等，甚至作為高等教育殿堂的各個國、私立大學，對於開學日的喬不定，就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教育部在2月3日宣佈大專校院需延到2月25日後開學以因應疫情。於是台灣各大學紛紛公佈延後開學的日期，有些延後一週到2月25日，有些則延後兩週至3月2日才開學。表面上看來，像是遵守教育部的規定，但實際上卻又有諸多人性或商業上的考量。因為，目前多數國立大學延至3月2日開學，其原因也非全為了防疫，而是因為今年恰逢2月28日的連續假期，所以乾脆延後到這個假期結束再開學，不然就算2月25日開學，也會造成學生和老師們的交通不便；但是另一方面，私立大學卻多選在2月25日開學，這不就與2月28日同一週了，根據過去經驗，有很多學生也會蹺掉第一週的課，那麼私立大學何苦要提前這一週呢？這就是眉角所在之處了，因為台灣的學測在2月25日這天放榜，個人申請的甄試也多安排在4月（有些私校怕招不到學生，還會提前到3月下旬就開始），為了能安排更多老師到高中職進行招生活動（高中職2月25日就開學了），所以私立大學也就同步訂2月25日為開學日了。以筆者熟悉的一所私立大學為例，當教育部宣佈開學日延後時，它第一時間是參考其他國立大學訂在3月2日，但有趣的是，經該校招生處的主管「提醒」後，校長馬上裁示改開學日為2月25日。

綜觀上述國、私立大學對於開學日的訂定，似乎都不是真正為了防疫而設，反而更多的是利益衝突下的折衷考量。其實，若真的考慮防疫，延後兩週開學大概應該是較佳的選項才是。因為目前的病毒潛伏期被公訂為14天，且台灣尚未有大型的社區感染發生，一些零星病例都是境外傳入，所以大學的防疫重心當然就是境外生（或寒假期間有出國的本國生）的檢疫流程了。因此，延後兩週開學的目的，恰好給予學校有隔離檢疫的緩衝時間，亦即境外生仍如原訂開學日到台灣，但一入境就必須隔離檢疫，若14天過後正常，當然就剛好趕上開學日。可惜的是許多國立大學延兩週開學並不是為了這個原因，因為他們並沒有通知境外生如原定日期入境，而是隨著新訂開學日入境，如此一來，絲毫沒有防疫的作用；而私立大學則更荒謬，延後一週開學的用意，根本不知所云，完全沒有任何學理及實際上的防疫作用考量。

走筆至此，我們似乎看到了台灣、中國大陸、甚至世界各國，在面對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的諸多亂象，宛如2011年的《全境擴散》（Contagion）電影情節一般地真實上演。因為，它挑戰的不僅是人類的醫療研究能力及對公衛防疫的認知觀念，它更考驗著人類的各種人性面相，如同《全境擴散》中所呈現的：人們是如何在這場瘟疫的散播過程中，把原本僅是一場傳染疾病的天災，在人類的私心自用之下，逐漸演變成再也無法抑遏的人禍。

因為疫情各學級學校延後開學，圖為國小開學測溫防疫。（高雄市政府提供）

有人說這次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不過2%，不必太過驚慌，但真是這樣嗎？還記得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當年它的死亡率是1%，其結果就是全球約7千萬人口的死亡啊，難道我們真的能輕忽這「區區的」2%嗎？當然，百年後的今天，人類醫藥科技已與1918年不可同日而語，理應不至重現當年慘況才對，可是人類面對COVID-19此種新型病毒，在沒有自然抗體、也沒有研發出任何疫苗的情形下，如果全球大流行（中國大陸已經全面擴散，其他國家也開始有社區感染的跡象，未來全球全面擴散的機會仍高，而且愈是公衛概念落後的國家與地區，其感染傳播更是快速），每個人就只能用自身的免疫力與病毒自然對抗，屆時的死亡人數仍是一個不可承受之重。

如今看來，只能寄望於疫苗的研發，但是疫苗的研發有其時程上的固定流程，通常沒有3-6個月不可能完成，所以現在的情況是：各國社區感染及全球擴散之前，希望疫苗能盡快研發且量產出來，形成了病毒傳播與疫苗研發在時間上的賽跑。如果最後全面擴散勢可不必，那麼現在的所有防疫措施，其實就是在爭取更多的時間，讓疫苗研發能跑在全面擴散之前。

但是，這是在沒有考量複雜人性的情形下，如果真的把人性面考量進去，情況勢必變得更複雜，例如武漢病毒爆之初，就馬上出現口罩、酒精的搶購與囤積現象。未來如果情況繼續惡化，則糧食與飲水的民生物資分配，將再爆發新一波的危機，各種犯罪與暴動亦將隨之而起，到那時，病毒的傳播就不是人類社會的主要問題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由病毒傳播所引發的人性鬥爭才是我們最嚴峻的考驗。就算是最好的情況，疫苗終於研發成功，但疫苗的分配與接種順序，也會產生社會階級之間的紛爭，緊接而來的貧窮、勞動、土地、財富、權力、資源的各種問題，也會隨著病毒的大流行而更加擴大其衝突性，甚至可能會顛覆原有社會階級秩序。

凡此種種，再回顧人類歷史上的各種亂世時期，在在都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人類在面對生存危機時（例如食物、飲水、藥品等基本生存物資匱乏時），真的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啊！

對此，早在1947年，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就已在他的小說《瘟疫》（法語La Peste，英譯The Plague，中譯又為鼠疫或黑死病）裡詳細地描述過這種情景了。不過，要了解卡繆對人性的描述，光靠《瘟疫》是不夠的，而是必須從他的存在哲學三部曲來探討：《異鄉人》（Stranger, 1942）、《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 1943）與《瘟疫》始得全貌。

《異鄉人》的法文為L’étranger，意思即外來的陌生人。故事主人翁莫梭（Meursault）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甚至他的母親過世也毫無感傷（以至後來被檢察官指控他是「道德上的怪物」），最荒謬的是，當他因故殺人而被審訊時，他竟也沒有為自己申辯，直至最後被判死刑，他仍毫不在乎。卡繆在這部小說中真正要表達的是，現代人身處在這個荒謬的世界裡，莫名地面對各種未知的恐懼，如同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所說的「人無端地被拋擲在這個世界且命定地步向死亡」，身處其中但卻又不知為何在此的意義，就像一個格格不入的異鄉人那般地虛無（nothingness）與荒謬（absurdity）。

南韓武漢肺炎確診人數已衝破千人大關，圖為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在首爾街頭進行消毒。（美聯社）

接著是《薛西弗斯的神話》的轉折，薛西弗斯是被眾神懲罰推滾一塊巨石上山，但巨石又會因其重量而滾回山下，如此永不止息地工作。而他的處境之所以成為悲劇，是在於他有片刻的清醒，體認到自己的絕望，也因為他有這份清醒，這份工作才成為一種懲罰。如同《異鄉人》一樣，卡繆慣稱這種處境為荒謬性，但是當他重新省視這份荒謬性，卻有了另一種層次的發現：如果薛西弗斯在清醒時，並非用以感受絕望，而是直視命運的作弄，認清生命本身的荒謬性時，那麼在這瞬間，他便超越了那塊巨石，也超越了命運。如果說《異鄉人》表達的是生命的荒謬性與虛無感，那麼《薛西弗斯的神話》就是要重新喚醒我們的存在自覺與主體性。

有了這兩部曲的省察之後，我們再來看《瘟疫》，便能了解故事所描述的那個受瘟疫降臨的城市，它被孤立於人類社會的那種虛無與荒謬，也才能體會故事主人翁李爾醫生（Dr. Rieux）面對這場瘟疫時，雖然絕望但卻又展現勇氣地真誠態度。所以，故事最後，當人們歡愉於瘟疫退去時（瘟疫無端地出現，也莫明地消散），卡繆反而埋下一句伏筆「誰知道瘟疫下次會在哪個快樂的城市出現！」藉此告訴我們：面對生命的虛無與荒謬，我們既不能解決、也無法超越，唯有以最真實的態度直視生命的無奈。

書中場景早已印證了2003年的SARS，如今又在新冠病毒的肆虐下，再次考驗著人性：當人們知道自己隨時都可能死亡，或是能否活下去都是一個未知數時，我們平時所遵守的法律、道德和規範是否還有意義？換言之，面對死亡的恐懼時，我們將如何看待這時人類所展現出來的善良或醜陋面？一個瀕臨絕望的父親為兒女的存活去搶奪他人的物資或藥品甚至傷害了他人，那麼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呢？假如，道德價值必須重估、善良與醜惡沒有了區隔，那麼人性的複雜，又豈只是善惡二分而已呢！

最後容我引用卡繆在《瘟疫》裡李爾醫生與記者蘭柏的一小段對話作為結束。

原來人性的考量一直都是關鍵。或許面對新冠病毒這場瘟疫，人類終於覺醒並且開始後悔：為何過去我們對人性的思索與關注如此貧乏啊？！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更多風傳媒報導
相關報導》 陳述恩觀點：口罩、包機、小明三亂果然是政治的顯影劑
相關報導》 公孫策專欄：瘟疫和蝗災滅亡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