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動世局中的台灣安全困境

趙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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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8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中共駐外使節工作會議上說:「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從「變」的角度看今天的世界局勢,確實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但他可能沒有料到,一場新冠肺炎,居然會成為世局變化的關鍵。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資深研究員柯恩(Ariel Cohen)日前撰文指出:「此波疫情引發典範轉移,將對21世紀全球化格局造成劇變。」

一般認為,因疫情未歇,新的典範尚未形成;但在此之前,美國副總統彭斯就已提出「新冷戰」的說法,即中共已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政府5月20日發表《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作法》報告,直接將中國視為經濟挑戰、價值挑戰和安全挑戰。由此可見,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不同,中美將進行一場長期的、全面性的對抗。

首先,疫情使美國的世界領導角色受到挑戰,也削弱了美國與傳統盟友的關係。《紐約時報》認為,新冠肺炎大流行動搖了「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基本假設,美國不僅無法領導世界,還辜負了自己的人民。與此同時,中共則藉著「捐贈外交」擴大對外影響力,以非洲為主要目標,拉攏美國在歐洲及亞洲的盟友,甚至劍指「美國後院」的拉美地區國家。

其次,疫情後中美都面臨復工復產的問題,這是一場涉及治理能力的競賽,不但影響習近平的「延任」,也影響川普的「連任」。經濟一向主導美國總統選情,受疫情影響,目前美國失業率突破20%,預測今年首季GDP成長率為-4.8%。川普為轉移內部對其防疫失策的注意力,已打出「中國經濟脫鉤牌」。

最後,由於疫情自武漢地區爆發,病毒的起源引發爭執,也導致一場涉及種族和價值觀的文明衝突。2019年4月29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畫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智庫「新美國」舉辦的論壇中,即已把美中對抗形容是「全然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抗」,是「美國首次有一個非白種人的強權競爭對手。」斯金納的言論引發爭議,但也有人為她緩頰,認為她只是說出「隱藏在道德面具背後的許多美國政策菁英,不敢公開言明的一項事實」。

在上述中美對抗的各個領域之中,台灣都面臨「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困境。例如,蔡政府想隨馬政府的「和陸親美」,也採「親美友中」政策;但因民共缺乏九二共識的互信基礎,對中共而言,蔡政府的「親美」,就成了「挾洋自重」的代名詞。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高調祝賀蔡英文就職,引起對岸國台辦、外交部和國防部的「三箭齊發」。目標雖是美國,但台灣也遭流彈波及。誠如前「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所說,華府意在刺激北京,但令台灣更容易受到懲罰。

台灣受制於地緣經濟環境,不可能走「逆/反全球化」的道路,故沒有脫鉤的本錢;台灣必須在中美經貿對抗中,做出「利己而不損人」的困難選擇。至於種族對立的問題,台灣的角色更為尷尬,因為「認同危機」始終是腐蝕台灣內部團結、傷害兩岸良性互動的「阿基里斯之踵」。

蔡總統理解疫情對當前國際政經情勢造成的衝擊,也認清「兩岸關係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所以她在520就職演說中,把外交和大陸政策放在國家生存發展策略的「國家安全」面向。在外交方面,蔡強調「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即以區域多邊主義來拓展台灣的對外活動空間,而沒有突出台灣和美國的特殊關係;在大陸政策方面,她以「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八字箴言」,希望能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

由於影響台灣安全環境的許多變數,皆屬於「非操之在我」的範圍,我認為蔡總統在面對中美關係的典範轉移過程中,採取的是「模糊過渡」(Muddle Through)的策略,即「摸著石頭過河」;她希望藉機行事,以冒最低的風險,求取台灣的最大利益。這個策略執行起來有相當難度,但除此之外,也看不出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