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動世局中的台灣安全困境

2017年12月28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中共駐外使節工作會議上說：「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從「變」的角度看今天的世界局勢，確實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但他可能沒有料到，一場新冠肺炎，居然會成為世局變化的關鍵。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資深研究員柯恩（Ariel Cohen）日前撰文指出：「此波疫情引發典範轉移，將對21世紀全球化格局造成劇變。」

一般認為，因疫情未歇，新的典範尚未形成；但在此之前，美國副總統彭斯就已提出「新冷戰」的說法，即中共已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政府5月20日發表《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作法》報告，直接將中國視為經濟挑戰、價值挑戰和安全挑戰。由此可見，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不同，中美將進行一場長期的、全面性的對抗。

首先，疫情使美國的世界領導角色受到挑戰，也削弱了美國與傳統盟友的關係。《紐約時報》認為，新冠肺炎大流行動搖了「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基本假設，美國不僅無法領導世界，還辜負了自己的人民。與此同時，中共則藉著「捐贈外交」擴大對外影響力，以非洲為主要目標，拉攏美國在歐洲及亞洲的盟友，甚至劍指「美國後院」的拉美地區國家。

其次，疫情後中美都面臨復工復產的問題，這是一場涉及治理能力的競賽，不但影響習近平的「延任」，也影響川普的「連任」。經濟一向主導美國總統選情，受疫情影響，目前美國失業率突破20%，預測今年首季GDP成長率為-4.8%。川普為轉移內部對其防疫失策的注意力，已打出「中國經濟脫鉤牌」。

最後，由於疫情自武漢地區爆發，病毒的起源引發爭執，也導致一場涉及種族和價值觀的文明衝突。2019年4月29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畫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智庫「新美國」舉辦的論壇中，即已把美中對抗形容是「全然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抗」，是「美國首次有一個非白種人的強權競爭對手。」斯金納的言論引發爭議，但也有人為她緩頰，認為她只是說出「隱藏在道德面具背後的許多美國政策菁英，不敢公開言明的一項事實」。

在上述中美對抗的各個領域之中，台灣都面臨「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困境。例如，蔡政府想隨馬政府的「和陸親美」，也採「親美友中」政策；但因民共缺乏九二共識的互信基礎，對中共而言，蔡政府的「親美」，就成了「挾洋自重」的代名詞。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高調祝賀蔡英文就職，引起對岸國台辦、外交部和國防部的「三箭齊發」。目標雖是美國，但台灣也遭流彈波及。誠如前「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所說，華府意在刺激北京，但令台灣更容易受到懲罰。

台灣受制於地緣經濟環境，不可能走「逆／反全球化」的道路，故沒有脫鉤的本錢；台灣必須在中美經貿對抗中，做出「利己而不損人」的困難選擇。至於種族對立的問題，台灣的角色更為尷尬，因為「認同危機」始終是腐蝕台灣內部團結、傷害兩岸良性互動的「阿基里斯之踵」。

蔡總統理解疫情對當前國際政經情勢造成的衝擊，也認清「兩岸關係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所以她在520就職演說中，把外交和大陸政策放在國家生存發展策略的「國家安全」面向。在外交方面，蔡強調「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即以區域多邊主義來拓展台灣的對外活動空間，而沒有突出台灣和美國的特殊關係；在大陸政策方面，她以「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八字箴言」，希望能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

由於影響台灣安全環境的許多變數，皆屬於「非操之在我」的範圍，我認為蔡總統在面對中美關係的典範轉移過程中，採取的是「模糊過渡」（Muddle Through）的策略，即「摸著石頭過河」；她希望藉機行事，以冒最低的風險，求取台灣的最大利益。這個策略執行起來有相當難度，但除此之外，也看不出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