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台商」的原罪?疫情之中,那些我們更難擺脫的負面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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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永苓 Sandy Yang/一路上 On the Road

隨著疫情蔓延,從一月底持續至今,我陸陸續續接到許多親友的關心,問我是否還在上海、勸我不要回去,或是打探對岸防疫的情況,是否如同新聞報導一樣混亂、恐慌?

2003 年,我在台北的求學期間經歷了 SARS ; 2016 年,曾經在茲卡病毒與登革熱傳播期間去過巴西里約;去年,雖沒有大規模的傳染病,但我也在香港示威最嚴重的期間多次進出。對於此次上海的疫情傳播,我的理解是:實際在上海當地的生活情況,確實有諸多不便,但不會像部分媒體報導渲染的那麼誇張嚴重(例如「全面封城」等)。然而,疾病面前我亦不敢輕忽,在諮詢了上海的朋友、台灣的家人和公司分佈各地的同事與主管意見後,我選擇留在台灣,等疫情稍微緩和之後再返滬。

從原本即安排了過年返家的計畫,到疫情爆發至今,我的經歷其實非常的幸運:首先,我的工作原本就是遠程在家辦公加上大量出差,因此很早之前就安排提前回台在家辦公,錯開中國春運的高峰,也因此避開了疫情爆發之後通行的不便、以及需要在家隔離的困擾。再者,因為工作的彈性大,我也不用急於在開工之後立刻返回上海,甚至因亞太區疫情的散播,還減少了我差旅的行程,讓我能在一地好好休息。更重要的是,我身邊的家人、朋友,對於我這麼多年來在中國工作的情況都非常了解、體諒,我沒有受到來自周遭的任何歧視、質疑,反而得到許多久未蒙面朋友們的問候與關心,讓我覺得非常溫暖。

但,其他許多「台商」們,卻不如我一般幸運

最近在新聞媒體當中,因為疫情相關的消息,經常看到「台商」這個詞。像是最早確診的「武漢女台商」,以及已故白牌司機的可能傳染源「浙江台商」。我這兩天還和朋友半開玩笑說,如果我真的不幸中標(確診)了,新聞大概也會報導我為「上海女台商」吧?

然而,近來真正影響最大的「台商」新聞,應該是武漢包機事件──也因為這次事件的過程與結果,影響了(或加深了)許許多多在中國大陸工作,或生根立業的台灣人,在台灣本島被看待的眼光。近年來相對低調,並且不太受到關注的赴大陸工作者群體,對於此類的新聞,更是無地置喙。

「我們」在台灣社會中的存在,恐怕早已因朝野對立、兩岸關係緊張等故,在近年來備顯尷尬。如今因疫情之下的武漢包機等事件,許多針對這個族群的刻板印象、批判甚至公開謾罵,更一一浮上檯面。此時此刻,身為「台商」,第一反應是如同以往(面對任何「選邊站」的敏感話題時)一般保持沉默。但我個人覺得,一個進步而多元的社會,應該要加强不同群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因此希望以這篇文章,和大家談談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組成的演變,也分享一些與我一樣生活、工作在對岸的,「台商」們各自不同的想法。

大家口中的「台商」,其實已遠不只一、兩種

首先,關於「台商」這個詞,最初是指在海外各國(包括中國)經營生意,本身擁有企業股份或資產的商人。這個詞從 1990 年代台灣資本大量湧入中國大陸時,更被大量使用至今: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若不是「台商」,就是為台商老闆打工、外派過去的「台幹」──這是因為早期中國大陸並沒有太多來自其他地方的外商進駐、亦沒有太多其他的工作機會開放給台灣。

儘管如今至少已有 70 萬以上的台灣人長期在中國大陸工作或生活,組成也早已與 1990 年代大不相同,台灣人在大陸的稱號,仍多就此停留在「台商」或「台幹」的二擇一之間。

而早期在中國大陸的台商與台幹,名聲就十分兩極:部分商業財經媒體和輿論,將他們視為勇於冒險的「先行者」、「開拓者」;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對他們有著貪得無厭、欺壓弱小的印象──當然這些批評並非空穴來風,排除個人因素,多數也和當時中國生活環境相對台灣落後、員工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管理者因此經常有著優越感、或習慣以高壓領導有關。

此外,當時的中國政府雖對港台的投資者敞開大門,但許多市場規章尚未落實法治化,造成檯面下有著許多不為人知的交易和利益糾葛,也因此讓「台商」這個詞,除了代表這一群來自台灣的商人之外,也難免被貼上許多負面的遐想。

然而,隨著 2000 年代末,中國經濟在世界舞台的崛起,尤其 2008 金融海嘯後全球主要市場多在萎縮、唯獨中國一枝獨秀的情況下,台灣出現越來越多的年輕專業人士(young professional)選擇西進:他們既不是「台商」,也不是傳統概念中的「台幹」。

這些人中,有的在中國大陸做著基層的工作、著眼的是未來整個產業的快速成長;有的人用來自台灣、中國大陸或其他國家的資本嘗試創業;也有人在快速進駐中國市場的他國外商中擔任管理工作⋯⋯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角色,較過往多元了許多。但大家習慣的稱謂,仍停留在當初的那兩個詞:台商和台幹身上。

如今,我們固然可以把「台商」的定義擴大解釋為:在中國大陸從事商務活動的台灣人(以下將用此定義稱呼台商),但大家對「台商」的刻板印象──包括為了利益可以犧牲其他人,有許多檯面下的勾當,不公開透明的形象⋯⋯等,卻很難在短時間之內被抹去。

「台商們」難以擺脫的刻板印象

而對新一代赴大陸工作的台灣人來說,就算逐漸擺脫了「奸詐狡猾」、「走後門」、「包二奶」等負面形象,隨著台灣外有兩岸關係變局、內有藍綠對立嚴重,迎面而來的是另一種新的刻板印象與道德評價:到中國大陸工作的人都是「只愛人民幣」;待久了都被對岸青年同化、「狼性」滿滿⋯⋯等。

近年來,台灣輿論更經常出現讓人無言以對的強烈指控,如:長期在中國就是「支持統一」、就是「舔共」、就是「不愛台灣」等等。

但若是稍作了解(長年在中國大陸工作的人應該都知道),你會驚訝於有多少「深綠」、「支持台獨」的檯面人物,都在中國擁有投資或直接、間接經營事業;同理,許多在中國大陸工作的人,其實完全不認同當地的政治制度、遑論兩岸統一。此外,「台商」如今也早非傳統印象中的都是「高階主管」、「既得利益者」,尤其許多相對年輕、從事基礎工作的人,賺的薪水雖然比台灣多一些,但扣除日益昂貴的生活成本,其實並沒有比在台灣好多少──他們圖的,無非是在相對台灣更大的發展中市場,能有更多向上爬的機會而已。

我以時間推演,製作了一個簡單的表格,雖然因為各方統計方式的出入,沒能精確地計算實際的台灣人赴陸數量或比例,但大致列出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組成與轉折──在表格當中,你會清楚的看見,也許在 10 年或更早之前,那些對於「台商」的刻板印象(無論好壞)都還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自 2008 年左右,台商的組成早已非常複雜,再也無法用單一的標準去看待、衡量這一大群人了。

2000-2019 年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組成與轉折概略。圖/楊永苓 提供
2000-2019 年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組成與轉折概略。圖/楊永苓 提供

「台商們」對兩岸防疫的第一手觀察與看法

雖然 2003 年的 SARS 期間,已經有不少台灣人在中國大陸,但當時兩岸的經貿、人流往來不若近 10 年頻繁;同時,兩岸的網路和社群媒體等資訊流,亦完全不比今日的快速與發達。因此在疫情期間和結束之後,對於在兩岸遊走的「台商」工作者們,似乎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但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卻給眾多赴陸工作者們另一層思考,甚至讓一些已經在中國大陸多年的台商,動了回台生活的念頭:

我隨機訪問了幾位身邊的台商朋友,詢問他們對這次疫情處理方式的看法。儘管他們比大部分未曾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更能「理解」中國的處理方式,也明白管理 2300 萬人和管理 14 億人的差異,但我們一致的意見都是──對岸的政府處理方式不及格,而台灣政府的防疫之仗打得非常漂亮。

不過在同時間,許多朋友也提到了,中國人民的自我組織和「自救」能力,讓他們印象深刻──透過中國大陸的社群媒體平台,我們看到了許多由民間自發的,因為抗疫而衍生的社會行動,讓人動容。

其中,最受關注的,莫過於「吹哨者」李文亮醫師去世的消息。這個消息,引發廣大的大陸民眾不顧中共政府日益緊收的言論空間,仍紛紛用平靜或激烈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這一系列對於爭取言論自由的行動,至今仍在持續,甚至上升到「挑戰今日共產黨政權」的高度。如此大規模、高強度的人權運動,是我在中國大陸近十幾年來,從未見過的情景。

看在我們這一批「台商」的眼裡,除了震驚,也不禁為這些中國大陸人民不畏強權的發聲,感到欽佩與感動。

令人尷尬而無奈的「武漢包機」

在疫情發展中,另一件讓我們印象深刻的,便是結果差強人意的武漢包機。對於我們這一群在中國大陸生活多年的台灣人而言,看到包機抵台最終的結果,其實並不驚訝。「不驚訝」不代表我們「認同」這樣的模式,而是因為了解對岸的管控與政治生態,了解其中可能會發生訊息不透明,因此了解在每一個環節中只要出現一點溝通問題,初衷跟結果就會大相徑庭。

更令我感到遺憾的是,隨著包機本身出現諸多爭議後,在台灣更衍生出許多「案外案」,甚至造成不少台灣網友在激情之中,再次點燃了對「台商」和「在大陸居留」的台灣人反感,導致標籤化、概括地批評所有台商群體,在各大網路論壇、甚至媒體新聞標題中層出不窮、越演越烈。

「出事了才回來用健保」?當「工作地點」成為我們區分彼此的標籤

如同前文所述,在中國大陸工作,並不等同於「賣台」或「舔共」。多數的我們,或許因此學會理解和適應對岸的生活與政治狀態,並且知道這個世界不只有一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理解」,從來就不代表我們對此全盤接受與認同。

多數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需要去面對、談論所謂「台獨」或「統一」這類型的議題;多數的我們,對於兩岸真正的權力結構,並不構成任何的影響力、也沒有任何的危險性;多數的我們,只是一群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條件(也擔負相應的風險),努力在外地拼搏的平凡人。

也如同前文所述,在這一群人當中,其實存在著非常不同的意識型態。我遇過極端的統派、也遇過極端的獨派。有人始終對政治保持高度的興趣,但更多數人對於政治和意識型態相對無感,或刻意地保持距離。

然而,大規模災害的發生,總是會影響人對於生活重心的看法。就我所知,如今有遠較過去更多的台灣人,因為新冠肺炎而動起遷居回台的念頭──但與其說這個想法是因為新冠肺炎而萌芽,不如說,新冠肺炎只是澆灌、助長這個想法的催化劑。

談到這裡,可以預見有人會譏諷「在中國(或海外)的台灣人現在希望搬回來,還不就是因為健保?」有部分台灣人更認為,健保的醫療資源不應該「浪費在」沒有長期居住的台灣人身上。

但這個刻板印象,是否真的正確?至少當我訪問身邊的朋友們時,大家並不覺得「醫療資源」是他們希望回台的主因。大部分最近開始傾向或決定回台的朋友,主要的理由如下──

● 政府訊息透明度:通過本次抗疫行動,台灣政府的處理方式公開、透明,並且讓民眾感到高度的安全感。反觀對岸政府,卻相當令人失望。

● 生活重心的轉移:在「疾病」的影響之下,許多人不再覺得事業上更好的發展,是生活的重心。他們反觀自己應該更專注在家人和環境當中,而不是一味追求高薪與升職空間。

當然,也還是有些朋友對於搬遷回台持保留的態度。而他們的主要考量是——

● 事業發展:雖然中國經濟情況放緩,但整體的職業發展與薪酬待遇還是有所差異。

●在對岸親友的羈絆:許多人在中國大陸生活多年,已經有很穩固的生活圈、家庭甚至是寵物等。回台與否的考量不僅是個人價值取捨,也必須要考量對生活整體的影響。

一再劃分你我的差異,會讓台灣更美好嗎?

有一次,我曾非常坦然地對朋友說,我是一個兩岸現行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我知道自己在「剛好」的時間,在台灣人仍擁有少部分相對優勢的條件時,選擇來到中國大陸的外商工作。也知道就算不論學經歷等所謂優勢條件或職場上的機遇等,光是能擁有「選擇」的本身,便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

我也不斷地提醒自己,順勢之時需要未雨綢繆;同時,也應隨時在能力範圍內盡自己的心力,將所擁有的回饋給這個世界更需要幫助的人。

而「台商」這個名稱,之所以經常伴隨著負面評價,當然「我們」可能也都需要自我檢討──是否因職涯的順遂、無意間流露出高人一等的態度?又或者因習慣了中國大陸的激烈競爭氛圍,導致較容易表現出相對咄咄逼人的行為?

又或者,其實無論如何,在做出西進選擇的當下,已經註定要被貼上「機會主義者」的標籤?也因而必然得面對道德上的質疑或負面評價?

我絕對無法代表所有「台商」,但如果你問我的個人意見,我會說事情其實沒有那麼複雜: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和包袱,也都走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如果真的要在這麼多彼此差異甚大的台商群體中「異中求同」,那麼在這裏,我想衷心地為自己所認識的、同在中國大陸打拼的台灣朋友們說幾句話:

多數的我們,其實都希望脫離意識型態的束縛和綑綁;也都願意以開放的眼光,接受這個世界上不同的標準與價值。

多數的我們,也都因為離鄉背井,見過了各式不同的社會與人群,吃過了苦。因而較過去更珍惜、疼愛台灣這片土地的美好。

這一次的疫情,固然對全球人類造成巨大的衝擊,但疫情的爆發,也像是為這個社會裝上了探照燈──把許多人們過去忽視、或不願意面對的陰暗角落點亮。儘管在短時間內,我們所看到的往往是缺憾與不足,但這未嘗不是一個公民社會進步的機會。

始終相信,台灣的美,從來不是源於一再劃分不同類人的差異、彼此撻伐;而是在於透過彼此的尊重、理解與溝通,讓這些差異彼此融合或激盪,譜出更優美的旋律、擦出更耀眼的火花。

祝願大家健康、平安。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身為「台商」的原罪?──疫情之中,那些我們更難擺脫的負面標籤》,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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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永苓(Sandy Yang)東吳大學政治系畢業,只因為覺得去北京工作可以看奧運很酷,在 2006 年投入中國職場,從出版跨足公關、行銷、旅遊和諮詢行業,又誤打誤撞地經歷了三屆夏季、一屆冬季奧運會的籌辦,並親身參與了 Formula 1、FIFA世界盃等各類體育賽事。熱愛旅行與結交朋友,喜歡研究跟說教。目前定居上海,在國際飯店集團擔任亞太區市場行銷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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