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本色 拒絕籌設西北墾殖銀行

編纂者/胡故上將紀念集編輯委員會 作者/徐先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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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先生的觀念裏,軍人就只能做軍人所應當做的事練兵、打仗不應該旁騖其他;更不應該在牽涉「錢」的問題上費腦筋,所以他戍守西北的十多年中,除了專心致力於建軍有關各項工作之外,其他的事,非奉中央特別授權或臨時指示,他是決不會越權過問的。

其實這在胡先生自己看來,完全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他之所以不願預先把自己的行動告訴人,並不是故意要造成自己的神秘性;而是不便因他個人的行止,無端給人以不必要的煩擾。尤其是到各處校閱部隊的時候,更不應該將自己的行蹤,預先洩漏出去,致使各受校部隊,有臨時作偽,或偏重表面工作的流弊。至於其他公務旅行,如果預先發表行程,依胡先生的見解,那無異是一種「招搖」。其影響不僅使得對方「勞師動眾」,平添「迎」「送」的煩累;甚至令人有不堪「接風」「餞行」酒席酬酢之負擔。像這樣浪費時間與金錢的友情,乃是胡先生所不肯接受的。

記者背信 造成陰影

又因他所要去的地方,都有預定的任務或特殊的使命,其活動日程,都配當的十分緊湊,也很少有寬裕的時間來作私人的拜訪與公務以外的接觸。所以他為了確實控制時間,有效配合其活動日程與專心一意處理他的公務,不得不儘可能避免或減少一切不必要的聯繫,當然為了軍事上的保密與行動的安全,使他不能預先公開他的行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其次,說他神秘的,是指他不大願意接近新聞記者。其實胡先生並不是不願意接近記者先生們,而是他持有一種和別人不盡相同的觀念;他覺得在記者先生們面前的一言一行,都會留下一種痕跡來,都會於有意無意間將自己形成一個大眾所注視的目標。他為了嚴守他「多做事少說話」,及「只做不說」的原則,為了避免招致「自我宣傳」的批評,所以很少正式的舉行記者招待會或輕易向記者發表談話,他更少在旅途中接受記者先生們的訪問,也很少讓記者先生們替他拍照。記得在抗戰期間,有一位和胡先生相識已久的記者朋友,從遠道到西安去看他,彼此長談之後,那位記者朋友在臨別時硬要替胡先生拍張照片留念,胡先生對於這一要求,因礙於友情,不便固卻,遂讓他的記者朋友拍了一張照。那位記者朋友,並且當面保證那張照片,只留作紀念,決不向外發表;可是,隔不多久,那一次的「訪問記」和照片,都一齊在某畫報上登載出來。胡先生發覺之後,大為不快,並深以那位記者朋友的「背信」為一大遺憾。他以後之所以很少和記者先生們接觸,大概與那次不愉快事件,有多少關係。

「西北王」大權獨攬?

我們明白了箇中原委,對於胡先生當年在西北時為了免得朋友們浪費時間,破費金錢,去接他,送他,招待他,而在旅行方面所採取的「悄然」行動以及為了避免招致「自我宣傳」的批評,而不得不減少自己和記者先生們直接接觸的種種苦衷,不但不應當再誤會為「神秘」,而且應該對這種體貼別人,謹嚴自處及「公而忘私」的軍人本色,致其崇高之敬意。

三、胡先生是「西北王」嗎?

在胡先生駐節西北的時期,有些報刊雜誌,往往在他們有關西北報導的「專欄」或「特寫」裏面,愛用「西北王」三字來稱呼胡先生。這一顯赫崇高的「封號」,就社會一般的感覺而言,總認為是多少帶有一點諷刺性或甚至是一種「不友好的恭維」。因為在這個「尊號」的裏面似乎有意無意的含有「大權獨攬」「獨斷專行」或「封建色彩」等意味,顯然以為西北方面的黨政軍一切大權,都統統掌握在胡先生的手裏,以為西北乃是胡先生的「勢力範圍」,是胡先生的天下。其實,這種看法與想法,不僅是對胡先生的為人與風格及其處世的嚴謹態度不太瞭解,即對西北的情形,亦不夠深入,胡先生在西北十多年,從不曾集西北地區的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連他駐節所在地的陝西省的黨政事務,亦很少預聞,陝省黨政機關的人事,一向都是由中央直接遴派,而由胡先生保舉的,都不見多;即就西北地區軍事範圍內的權責而論,亦並非全由胡先生一手包辦;除西安設有軍委會委員長行營外,蘭州還有第八戰區長官司令部,胡先生所直接節制的部隊,在抗戰期間,只限於第一戰區的管轄範圍;抗戰結束後,亦只限於西安綏署的建制部隊,而且戰區與綏靖區的一切大政方針,與重要措施,都完全惟中央之命是從,以領袖的意志為意志,絕無獨斷專行之事例。

胡先生對於軍事方面的權責,既然分辨得如此清楚,對於軍事以外的事,更是有分際,更是謹小慎微,不敢稍涉逾越。記得有一個時期,胡先生所轄部隊都對經費感到嚴重的困難,許多要辦的事,都無錢去辦,尤其是他所主持的幹四團和七分校,往往連學生的伙食費都接濟不上,那種艱苦支撐的情形,簡直與黃埔創校初期的窘況,毫無二致。當時胡先生幕下有幾位研究財經的專家,建議胡先生向中央申請在西安籌設一「西北墾殖銀行」,發行紙幣,藉以靈活西北的金融,紓解軍中經費的困難,用意雖屬至善,但未為胡先生所接受,他並對那幾位「獻策」的幕友們說:「我們是軍隊,我們的責任是如何想辦法去發掘兵源,充實戰力;而不是,並且也不必由我們想辦法去發掘財源,如果當軍人的人,也要辦起銀行來,那裏還有心思去打仗?」

我們從他這幾句簡單的談話裏,便可以看出他特有風格,便可以證明他是一位如何尊重體制,分辨權責,謹守範圍的軍人;便可以體會到什麼是「軍人本色」?在胡先生的觀念裏,軍人就只能做軍人所應當做的事練兵、打仗不應該旁騖其他;更不應該在牽涉「錢」的問題上費腦筋,所以他戍守西北的十多年中,除了專心致力於建軍有關各項工作之外,其他的事,非奉中央特別授權或臨時指示,他是決不會越權過問的。徐先麟(民國五十一年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