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劇院能否生存下去？——開創日本電影文化的「個性派」影院的成就和未來

隨著疫情蔓延，佔據日本電影文化半壁江山的小規模電影院，即「迷你劇院」正陷入困境。2022年7月，作為該領域的先驅者「岩波館」為其半個世紀的歷史拉下了帷幕。筆者採訪了40年來一直在東京澀谷，放映從新人到巨匠、國內外個性各異的導演作品的「歐洲空間（Euro space）」的總經理北條誠人，詢問了關於迷你影院的現狀及其未來前景。

失去的不是場地而是「理念」

1968年，岩波館作為一個多功能廳在神田神保町開館，並於1974年發起了「Équipe de Cinéma」（電影之友）「運動，將埋沒在世界各地的電影傑作帶到世人面前。期間，放映了種類繁多的電影，從薩雅吉·雷伊（印度）、安德烈·華依達（波蘭）、泰奧·安哲羅普洛斯（希臘）、日本的小栗康平和羽田澄子等導演的作品，到第三世界的經典名作，應有盡有。

岩波馆的入口。放映的最後一部影片是德國導演韋納·荷索的紀錄片《流浪者：追随布鲁斯·查特文的脚步》（Nomad: In the Footsteps of Bruce Chatwin），2022年7月29日（时事）

岩波館總經理岩波律子在放映最後一場電影前向觀眾致詞時，回顧了該館的歷史，她表示：「已經放映了來自66個國家和地區的274部電影。」

歐洲空間總經理北條先生說：「我再次被深深地感動，意識到岩波館就像是在地球的橫軸上捕捉電影。」「我自己則一直是採取以作者為中心的縱軸。通過甄選巨匠、中堅和新人導演的影片，有意識地從外國和日本電影中挑選出一些影片陣容，以投射出電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如果把縱軸和橫軸結合起來，觀眾便可以獲得一個更廣泛的電影體驗。我感覺，這就是東京的迷你劇院的實態。可是，現在這個橫軸已經丟失了。我為銀幕上失去了一種『思維方式』而深感悲哀。與其說我們失去了一個場地，不如說我們失去了一個從反覆試錯中獲得的理念。」

銀髮族難回影院

2020年4月，由於疫情，政府第一次宣佈進入緊急事態宣言後，歐洲空間被迫停業了一個月。之後又不得不靠縮短營業時間等方式勉強維持。

停業期間的歐洲空間，2020年4月23日（時事）

「據說我們館原來就比其他影院擁有更多的年輕觀眾。現在，年輕觀眾基本上已經回來了。但老年人並沒有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觀眾數量減少了約25%。」

很多迷你劇院大多瞄準的是老年觀眾，特別是女性老年觀眾，放映的電影也有所偏重。長期以來得到女性常客支援的岩波館決定閉館，原因是觀眾的高齡化以及疫情導致經營狀況惡化。處於同樣狀況，各地的迷你劇院的困境也時有報導。作為代表大阪的「梅田劇院」也於2022年9月底結束了其32年的歷史。

「迷你劇院的時代」

在日本，不受大型電影公司的直接影響、擁有少量座位的獨立電影院被稱為「迷你劇院」。 根據北條先生的說法，以岩波館和歐洲空間為首的「電影俱樂部（獨立放映）類型」就是迷你劇院的先驅。

「獨立放映是由一群電影愛好者發起的，他們希望『向盡可能多的人展示他們喜愛的影片』，並『一起討論這些電影』，結果就開設了電影院。那就是最初的迷你劇院。」

歐洲空間於1982年開館，率先介紹了Leos Carax（法國）、Abbas Kiarostami（伊朗）和François Ozon（法國）等在日本還不為人知的電影作家。1987年原一男導演的《祭軍魂》（Yuki Yuki, Kamigun）在票房上大獲成功。這是一部有爭議的紀錄片，講述了一位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提出了天皇負有戰爭責任的故事。該館的特點是，不僅放映電影，而且還參與了發行（購買電影）及製作。

大廳裡張貼著放映過的電影海報。擁有兩個放映廳（分別為92座和145座）

自20世紀80年代起，電影俱樂部類型的電影院在地方城市陸續興起，如「名古屋劇場（Nagoya Cinematheque）」「Cinema Clair（岡山）」等。此外，大企業東急娛樂公司（Tokyu Recreation Co., Ltd.）開設了東急影院廣場（新宿），作為分銷商的日本世存集團（SAISON GROUP）開設了六本木Cine Vivant。直到2000年代，該行業經歷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因此被稱為「迷你劇院的時代」。

拯救迷你劇院！

近年來，由於影院綜合體的興起、娛樂的多樣化以及視訊媒體服務的擴大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迷你劇院的生存環境日趨嚴峻，出現相繼消失的狀況。2020年的疫情更是雪上加霜，為了拯救迷你劇院，以電影專業人士為中心，其中包括是導演枝裕和以及演員井浦新等人，率先發起了「SAVE THE CINEMA」的計畫。北條先生也是為該計畫的呼籲人之一。他們向政府和議員們發出了支援的請求，並收集了9萬多個支持者的簽名。

同時，導演深田晃司和濱口龍介發起了眾籌「迷你劇院援助基金」。籌集到了超過3.3億日圓的援助資金，並將其分配給了118家影院103個團體。

北條先生說，對迷你劇院的巨大支持「首次被可見化了」。「籌集到這麼多資金證明人們對此抱有期待。我們都不希望劇場從城市中消失」。

熱門電影《大家的假期》

在疫情之前，北條先生就一直在尋找迷你劇院的理想運作方式，但他對放映計畫排擋的基本思路並沒有改變。他專注於從巨匠到新人的作家，當涉及到新人時，特別重視具有「強烈畫面感」的作品。

「我們認為，正因為我們是迷你劇院，所以我們可以編排一些有風險的節目。即使有的電影不容易被理解，我們也會通過與導演對談等活動，努力加深觀眾的理解。正因為是小劇場，我們才能構建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的交流平臺。」

他表示，存活的關鍵是擴大年輕觀眾，而不是以老年人為目標。「如果不是一個能夠吸引年輕人來的場所，那麼放映電影的一方也沒有動力」。在疫情下放映的一些電影是出乎意料的熱門。比如Guillaume Brac導演的《大家的假期》。此部描述3個年輕人「旅途奇遇」的群像劇，以其微妙的幽默和輕鬆的氣氛讓人治癒。

「這是第4次放映Brac導演的電影。入場觀眾的數量超過了我們基於以往經驗的預期。觀眾中不但有鐵杆影迷，還有一些平常不會光顧我們劇院的人，如大學生情侶和朋友結伴而來。本部作品自然地傳達了人與人的溫暖和善意，沒有侵擾性。這讓我意識到，即便是年輕一代現在也在尋找溫暖人心的『治癒系』電影。」

我們希望與每一位作家都有長期的合作關係，北條先生說。

「假設一個發行商購買了在海外電影節上上映的新晉導演的處女作，並將其安排在我們的影院放映。 此後，我們就會努力與發行商協商，爭取持續放映該發行商購買的其他影片。《大家的假期》就是以這種方式完成的一個成功案例。」

日本的新晉導演有時會在其處女作放映之後，要求我們對其下一部的劇情（腳本）進行回饋。在根據北條先生的建議進行修改後，完成的影片將在歐洲空間放映。春木雄二郎導演的《由宇子的天秤》（2021年上映）就是這樣一部電影。該片大受歡迎，還在東寶電影院上映，目前導演正在準備第3部電影。

如何說服政府支援影院

自從「SAVE THE CINEMA」以來，北條先生一直呼籲政治家及經產省、文化廳支援迷你劇院。最近，他從更長遠的視野出發，呼籲有必要為電影院提供制度上的支援，如引入公共補貼等，但他詛喪地表示，這些呼籲沒有得到認真對待。

「享譽世界的是枝和濱口這些名導演，都是當初在迷你劇院看電影學習的一代人，同時，迷你劇院也是他們的電影被放映的場所。如果沒有迷你劇院，就不可能培養出世界級的導演。我意識到用這種方式向政府呼籲是沒有說服力的。甚至他們對我說，這就好比要求別人『支持那個魚販子，只因為他賣的是好魚』是一樣的。」

「當奉俊昊執導的《寄生蟲》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時，韓國人一定很高興，並為他們的電影文化感到驕傲。同樣，如果日本電影得到認可，也能成為日本國民歡樂和自豪的源泉。可是，當我們拼命宣傳這是一個擁有巨大價值的行業時，我們的意見卻並沒有受到政府的重視。」

問題在於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對電影進行管轄。文化廳管轄電影保護和補助金相關事宜，經產省和總務省也根據「Cool Japan」政策提供各種津貼，總務省還負責電影放映。另一方面，法國有電影振興組織國家電影中心（CNC），韓國有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這都是統括電影行業的窗口，他們除了有比日本更充裕的文化預算外，還制定有將部分票房收益返還給電影業的制度。

「一旦建立了公共支援系統，我們的意識就會改變。我相信，它將創造出使我們值得支援的行動和思維方式。」

北條先生正在尋找一個能打動政府及公眾的「措辭」。他認為迷你劇院原本和藝術博物館一樣，作為當地的學習場所，具有公共作用。「例如，可以與當地學校合作，為兒童提供電影課程，以及為少數群體的人放映電影等，我們正在摸索如何為當地社區做出貢獻。」

2003年，文化廳彙編了12項建議，包括「支持向海外發展」和培養人才的舉措等。他正考慮與文化廳接洽，為推廣日本電影的振興提出新的政策建議。

「20年前，日本電影處於低潮期，外國電影佔據了大部分的銀幕。既沒有培養電影新生代，還面臨著拍攝現場高齡化的問題。該提案就是基於這樣一種情況。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日本誕生了許多本土電影。另一方面，電影片場騷擾行為和惡劣的工作條件等問題也浮出水面。現在是與文化廳一起制訂新建議的時候了。我們希望將對電影院的支援也納入其中。」

標題圖片：1982年，歐洲空間在澀谷區的櫻丘開館，2006年遷至現在的丸山町（nippo.com）

板倉君枝（nippon.com） [作者簡介]

曾供職於出版社、報社，現為nippon.com編輯部在職作者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