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我的朋友星雲大師

柏楊(右)、張香華(左)與星雲大師因「國際特赦組織」結緣。(本報資料照片)
柏楊(右)、張香華(左)與星雲大師因「國際特赦組織」結緣。(本報資料照片)

他被稱為「宗教家」、「教育家」、「慈善家」、「國士」……他頂著這些光環,我卻直接稱他為朋友,實在是甘冒世上的大不韙,其他的人會覺得我不自量力,或者自我膨脹,我卻以為「朋友」是中國倫理重要的五倫之一。稱得上朋友的人都是用心培植、至尊摯愛的人,不一定記得年、月、日結交的日期,卻永遠記得感人的事蹟。

拜見星雲大師是在柏楊出獄之後。每每聽到柏楊訴說他繫獄之後,總有一個由英國法律界人士發起、來自倫敦的體制外民間團體「國際特赦組織」專門從事外國的政治犯營救工作。柏楊就是被營救者之一。柏楊本人和他們沒有任何關聯,不是英國人,也不是英國殖民的人民,卻得到他們持續的關注;他們不斷寫信給台灣政府和新聞局,造成不小的壓力……。柏楊出獄之後,生活安定下來開始翻譯《資治通鑑》,有一天有兩個外國人來訪,聲明是來自「國際特赦組織」,他們認為台灣可以開始傳播人權理念,希望能開始發展「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徵求柏楊的意願,柏楊一口答應。事實上,柏楊忙著《通鑑》的翻譯,根本抽不出時間來,我在一旁怯怯地問:「我可不可以替他參加?」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當然可以啊!」

就這樣,我開始了「台灣國際特赦組織第二組的組長」展開工作:招募會員、籌款、辦展覽……「國際特赦組織」辦活動需要場地、經費……我第一個就想到星雲大師,希望以他開闊的眼界,看看能否破除台灣社會一般人的顧忌,認為政治的事不要管,吃齋唸佛就了事。大師明白了「國際特赦組織」的宗旨,慷慨地提供場地、捐款……。

我不是信徒,根本是佛門門外漢,但和星雲大師相談,只見他笑口常開和顏悅色,我也就把他當作長輩知己,絮絮叨叨和他閒話家常,這是我和星雲大師交往的經過。辦活動之外,佛光山提供了很多的幫助,也從不干涉我們活動的內容。那有這麼好說話的朋友?

我在南斯拉夫無意中結識了一位佛學研究者:「睹山巴引」,也來台會見大師,大師讓他在佛光山進修了一段時候,我因而結識了大師的弟子鄭羽書,自然在鄭羽書的出版社翻譯了「睹山巴引」的詩集《溫馨的邊緣》,羽書常常跟我說:「星雲大師說張香華很辛苦的,妳要多幫忙她。」

有一年過年,大師邀我跟柏楊到高雄佛光山過年,柏楊上台致詞時,下面的信眾根本搞不清楚柏楊是誰?講的是什麼法?信眾們一面用餐一面聊天一團歡喜,我在前排急得滿頭大汗一面打手勢叫他結束談話,星雲大師站在一旁開懷地笑著,他滿臉的溫馨寬容又和善。

大師年事高了,我也離開了「國際特赦組織」,我自己也並且老了,沒有機會再和大師見面,像所有的朋友一樣;我懷念大師的友情,想起他的圓寂,他不計掛自己有多少舍利子,只記掛要散財於大眾。我像送別一位朋友,懷念他的過往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