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中國 我的心卻和家人同在新疆再教育營

口述: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爾/紀錄:林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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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註定跟東突厥斯坦(新疆)的抗爭脫離不了關係,1962年6月我出生在伊犁鄉下,在此前幾天發生了「伊塔事件」,中國稱「伊犁、塔城邊民逃亡事件」,當時因為三年天災而造成饑荒,尤其城市裡糧食定量供應,伊犁的飢民要求開放糧倉卻被政府拒絕,還被機槍掃射鎮壓,大批維吾爾、哈薩克飢民因此跨越伊犁、塔城邊境口岸逃亡到蘇聯尋求庇護。

當時在哈密鐵路局工作的父母,住在鐵路區,也面臨食物短缺的問題,因為時局很亂,因為鄉下的農糧比城市要充裕些,母親便回到伊犁鄉下老家生下我,並把我留下來讓祖母撫養。很巧的是,在我出生前兩天,祖母也生了一個女兒卻夭折,所以我被祖母奶大,喊祖父母爸媽,一直到七、八歲才知道父母另有其人。

上小學遇上毀滅維吾爾文的新文字

我在伊犁住在一個非常美麗、依山傍水的山裡小村莊,到了上學的年齡,祖父母把我送到維吾爾語文學校。當時有分維吾爾語學校及中文學校,但是中共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把維吾爾文廢除,改成維語拉丁文,稱為「新文字」,我上維語小學就學這個,到了11歲時,父母覺得我在農村學新文字沒前途,因為中共讓維語學校自生自滅,沒有資源,而且新文字接受度低,加上未來就業不管是政府機關或國企大公司,都要會中文,中文學校的設備也比維語學校好太多,父母因此把我接到哈密鐵路區去上中文學校,在鐵路局上班的大多是多是漢人。當時鐵路局的工資比一般高,所以我的家境還不錯。

我一直到考上大學那個暑假才找老師學習維吾爾文,這是個已經通用一千多年的文字。

中國對東突厥斯坦的漢化政策一直在持續,改革開放之後,本來就自生自滅的維語學校不斷被限縮,還利用教師資格考試來過濾維語老師的資格,要求必須通過漢語八級考試,相當大學水平的中文程度,光這個政策就淘汰掉大部分的維族老師,所以很快的,只有漢族老師才有資格教維語,然後逐步廢除維語學校,最後只剩下每周兩堂課,自2016年陳全國上任維族自治區書記之後,連這兩堂課也沒了。這是中共先毀滅維吾爾語言文化,進而滅族的一系列手段。

參與學生運動成為重點監控人物

讀大學時,我已經懂得思考很多問題,也對中國專制統治產生不滿,開始參加學生運動,例如1985年烏魯木齊「12·12」事件的學生集會遊行,我就組織學生參加。1986、1987年中國民主化運動我也參加了,就被列入黑名單,成為重點監控的人物。

畢業之後我在石河子技術學校教師培訓學院擔任維語和化工講師15年,深刻感受到漢族對維族公開的歧視,例如漢族老師兩年就可以參加進修課程,但維族老師從來沒有這個機會,工資、福利亦不如漢族老師。

我不平則鳴,爭取公平的待遇,引發上級很大的反感,加上我有一些朋友參加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地下組織,雖然我沒參加,但跟他們有往來,在他們被中共抓捕之後,我就被牽連了,曾被抓去審訊刑求多次,尤其1989天安門學運過後,幾個不同組織的成員被捕而且判刑,我也被抓去審訊毆打。

1991年,一個學生參加了組織被政府通緝,他從烏魯木齊逃到我家住了幾天,我知道情況但沒過問,不然我就變成窩藏罪犯了。一個月後他要離開時,我只問他需要錢嗎?他說不需要,就這樣告別。幾個月後警察就把我抓去審問,問我有沒有他的一個皮箱,我說有,警察又問我皮箱裡頭是什麼東西,我說維吾爾人從來不搜客人的皮箱,結果那警察生起氣來說:「你的意思是我們漢族人會搜客人的皮箱囉。」就拿起玻璃杯狠狠的砸破我的嘴,我罵他法西斯,結果他又拿起電擊棒狠狠的從我的鼻樑打下來,馬上把我打暈。

那個案子我被抓去審訊兩次,第一次三天,第二次一週,後來學校把我保了出來。從此我就成為中共當局重點防範的對象。

警察朋友要我趕快出逃

1997年伊犁發生的規模最大的維吾爾人抗議遊行,也就是「伊寧事件」 ,因為政府禁止維族人舉行傳統的「麥西來普」,抓了一些頭人,維族人在2月5日至2月8日上街遊行,要求釋放。中共便出動警察開槍射殺,整個東突厥斯坦風聲鶴唳,接著開始大逮捕。當時有個維吾爾族警察告訴我,中共列了抓捕的名單,我在石河子被列為疆獨頭號處理人物。我不以為意,因為我不過一個小人物,只是嘴巴上罵罵共產黨,並沒有參與組織。

到了2003年春節前,一個朋友在國保大隊(國家政治保衛大隊),專門抓意圖顛覆政府的人,有一天來找我說:「伊利夏提你不要待了,能往國外跑就往國外跑,他們早晚要處理你,已經列在日程上了。」我不信,他接著說:「某年某月某日你去了烏魯木齊,上級本來想搞個車禍把你弄掉,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處理,所以你最好趕快走。」我一聽就信了,於是開始辦護照。

因為我的中文好,常幫維族人辦護照,外事處的警察認識我,有個漢族警察一看到我就說:「伊利夏提,你早該辦護照出國了。」我交齊所有文件,他說:「沒事,你14天就可以來拿了。」14天後他的笑容突然沒了,要我回家等通知,還說好像有點問題,結果又等了一陣子,多次去電詢問,最後他說:「你自己應該知道為什麼。」

於是我到烏魯木齊拜託一個在公安廳上班的朋友幫忙,花了一萬塊,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幾個月後,護照辦出來了,護照裡只有名字,沒有姓,我拿了護照直接飛到馬來西亞,因為當時馬來西亞是唯一接受中國人落地簽的國家。到了馬來西亞之後,馬上就向聯合國難民署申請政治庇護,三、四個月就被核可,2006年被安排到了美國,在此之前我在馬來西亞待了三年。

在中國我被限制出境,所以我不能告訴任何人出國之事,離開前只把住在奎屯的大妹、二妹叫到石河子來一起吃飯,告訴他們我要走了,他們一聽就哭了起來,當時我兒子才11歲,也沒讓他知道,我知道這一走就回不來了。就這樣,2003年10月17日我離開了我的妻兒,先回哈密跟爸媽過了一晚,跟他們說我要走了,父親一聽也哭了,母親還好,她總是鼓勵我。隔天我就經由北京飛到馬來西亞。

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爾過去一直在研究二戰時期德國納粹為何會像野獸一樣把人送進集中營(上圖),沒想到維吾爾人也落到跟猶太人一樣的命運。(維基百科)

一人逃亡全家受害

我最大的遺憾是沒跟弟弟告別,他是家中老么,隔年的10月27日,我整整離開一年的時候,他一個人在餐廳吃飯,幾個漢族暴民一進去就打他的頭,帶頭那人說:「老維族,我非殺了你不可。」接著我弟弟就被捅了幾刀,當場失血過多而死,那年才26歲。我認為這件事是中共為了報復我出逃而下的毒手。當初沒有和弟弟告別,竟成了永別,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10年後我兒子也出逃到了土耳其,當然是花了一番功夫,他當時是大二的學生,學校還向全校師生發了一個文件,編造謊言說有個維吾爾族學生到土耳其參加聖戰,並要求學生要防範身邊的同學,互相打聽,然後向學校報告。

可惜我的妻子沒逃出來,良心的說,她是我出逃之後最大的受害者,她本來也是老師,在我離開10年之後,我們通過電郵離婚,但中共不承認,原本中國的法律可以單方面提出離婚,卻要求我回中國辦理,後來我跟她就聯絡不上了,目前下落不明。

2014年8月我大妹就被抓了,當時假藉我寄錢給她的名義把她抓了,同時還抓了一大批逃亡海外的維族人的親人,我在美國認識的兩位維族記者的家人也被抓了,從那以後除了我母親之外,沒有其他家人再接我的電話。

我父親於2015年4月5日去世,過去我都一兩個月打電話給我的父母,父親接起電話總說:「我們很好,希望你也很好。」就把電話掛了,不容我多說什麼。他去世的一周前,我突然接到妹夫的訊息說我父親在醫院病危,已經電擊心臟好幾回,要我決定是不是該放棄。

十幾年沒見到父親,卻要我做這個決定,真的很痛苦,想了一個晚上,隔天一早打電話請家人把父親接回家,二妹還很生氣的在電話裡說:「你要殺死父親嗎?他每次望著電話希望你回來啊!』我說:「妹妹,我不想讓父親受苦啊。」四天後,二妹同意把父親接回家,隔天就走了。

父親去世之後,母親一個人在家,我打電話回去想安慰她,母親卻對我說:「你還是少打電話吧。」到了八月我打電話回去的時候,我母親就說:「兒子,我們受的苦太多了,因為你的緣故,你妹妹被抓,你弟弟被殺,你父親實在嚥不下這口氣,現在你三個妹妹每個人都有兩個孩子,沒有一個人有工作,因為你,我們全都在艱難中,我做為母親,我祝福你,以後請不要再給我們打電話了。」那是我最後一次跟我母親通電話。

做為兒子,我放心不下,隔年初我再打電話,就沒有人接電話了,再過一年就是2017年,我就不再打了,因為集中營的問題出現了,我擔心會給家人帶來更大的麻煩。

最近我經常夢見我媽媽,有兩次還是很不好的夢,就想辦法託人去打聽,但我母親住的鐵路區現在不讓人靠近,說是裡面住著危險份子,完全打聽不到消息,我母親已經八十幾歲了,讓我非常憂心。

兩個月以前,我到紐約開會,晚上突然有個維吾爾女性傳來一則私訊,告訴我兩個妹妹都在集中營裡頭,而且我的大妹還曾和她關在同一個牢房裡,後來轉移出去兩三個月,回來之後我大妹精神就崩潰了,一直哭一直哭;二妹和她的女兒、丈夫在另一個集中營的不同牢房裡,他們一直被強迫服藥。我問她最後一次見到我大妹是什麼時候,她說是2018年10月。至於我的小妹和她的家人則沒有任何訊息。

前幾天,我看到歐洲電視台報導一位在集中營當過老師的哈薩克族女士,她在伊犁鞏留縣的集中營當過半年的老師,她說有一天集中營裡的警察將關押在裡面的所有女性,大約一千人集中在廣場上,站成一排,看一個女士被七、八個警察輪姦,任何人不能回頭,不能哭,否則會受到逞罰,強迫她們從頭看到尾,她說直到今天一想到這件事,她就會整天的哭,無法控制自己。

從那以後一想到我的妹妹在集中營,就很自責,非常難受,無法去想她們在監獄裡遭受到怎樣的折磨,很多維族家庭都有相同的處境,不知道家人被送到哪一個集中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到哪一家孤兒院。

很多人問我逃到海外有什麼感覺,我只能說,精神上我也跟著家人在集中營裡頭。每一個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都一樣。

維吾爾人的下場是一國兩制統治的範例

我過去一直在研究二戰時期德國納粹為何會像野獸一樣把人送進集中營,沒想到我們維吾爾人也落到跟猶太人一樣的命運。幾年前我看過鋼琴家、辛格勒名單那幾部電影,也流過淚,但我很快轉回我的生活當中,沒想到我今天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我曾在美國國會演講也講這些事,他們問我能做些什麼,我說,請制裁中國,制裁那些官員,並通過人權法案,講出真相,不要被中國單向的宣傳以及模式化的思維所蒙蔽。美國確實也已經有具體行動了,包括對中國企業及官員的制裁。

今年五月我來台演講的時候曾說,維吾爾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統治的範例。可能一部分的人認為,維吾爾問題離台灣很遠,但事實上離台灣很近,如果國際社會無法阻止中國對維吾爾人的血腥屠殺,下一個可能面臨類似情況的地方會是香港,再往下走就是台灣了。

我的話剛講完,香港在六月就掀起反送中的大規模抗爭,至今尚未平息,已有數千人被抓,幾十個人被跳樓、跳海,死得不明不白,年輕女孩被警察性侵,手法跟在集中營裡一樣。而且最近也傳出風聲,港府已撥款興建「綜合性反恐警察訓練設施集中區」,就像設在新疆的再教育營。

香港人不久前一定不會想到今天這個樣子,台灣人也一樣,如果能對維吾爾人伸出援助之手,在媒體上多發聲,在國會通過人權法案來救援被打壓的國際政治受害者,從長遠來看,也是在幫自己,免得落入東突厥斯坦以及香港的覆轍。

※伊利夏提·哈桑·柯克博爾為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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