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轉的東亞史】原始百越部落女性絕不肯與逃兵成婚 吳越以後樂意與「科舉英雄」結親

劉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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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百越武士以驍勇善戰聞名。隨著吳越滅亡以後,漢人文化中的「士大夫」階級自此紮根,與中古時期越人好戰的形象大相逕庭,更成為溫文儒雅的士大夫典型案例。祖先在戰場上是不容許失敗的,但成為士大夫以後,可以雖敗猶榮,「征服以後仍然是有面子的」。以前的百越女性是絕對不會與逃兵成婚的,但身分轉換成吳越的「大家閨秀」、或是平民階級的「小家碧玉」時,「是很願意嫁給一個科舉英雄的,即使這個科舉英雄伺候的是他們的征服者」。

從英勇的戰士到嬴弱的士大夫

我們要注意,上古時代乃至於中古時代的吳越還是沒有士大夫階級的。近世以來— 就是吳越國滅亡、趙宋征服吳越以及最典型的明清兩代作為吳越人名片的士大夫階級,實際上是在北宋中期以後才產生出來、在南宋才得以嶄露頭角的。上古時期的越人是以極其好戰著稱的,中古時期的越人同樣以好戰著稱,和占據了南京的江東拜占庭政權是處在強烈對立的狀態的。他們在宋以後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其實與統治和殖民的結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士大夫文化本身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帝國文化,它是反民族的。吳越之所以會被認為是士大夫的典型,其實只是因為他們產生出來的士大夫數量最多,品質最高。論性格上來講,明清時代的吳越士大夫和成都平原的士大夫沒有什麼區別,和全世界各地的士大夫都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他們人比較多,其他士大夫比較少的地方就把士大夫當成是吳越的特徵了。

士大夫文化的本質是什麼呢?就是一種虐戀(SM)關係。作為被虐的一方企圖在被虐的狀態之下還能夠保留自己的尊嚴,所以就發明了溫文儒雅的士大夫文化。而且由於士大夫文化創造出來的文化價值本身還是真的,所以他們能夠在政治上喪失自由、被奴役的狀態之下,仍然可以幻想自己是殖民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最佳助手。而且他們創造出來的文化財富和經濟財富並不是騙局,足以給他們找回自尊心。他們的祖先在還是百越武士的時候,如果在戰場上失敗了,在他們自己的女人面前是沒面子做人的,只有死路一條;但是等他們變成士大夫以後,他們在被征服以後仍然是有面子的,仍然可以通過在宋人的統治下編著《太平廣記》,在滿洲人的統治下編著《明史》,做各種各樣的文化事業,他們在自己的鄉親們和自己的女人面前仍然是很有面子的。原始的百越部落女人像蒙古部落的女人一樣,絕對不肯嫁給一個逃兵,哪怕這個逃兵以前是她的情人或者丈夫,一旦做了逃兵或者敗將,也肯定會被拋棄;但是吳越的大家閨秀,更不要說是平民階級的小家碧玉,是很願意嫁給一個科舉英雄的,即使這個科舉英雄伺候的是他們的征服者。

這樣一來,士大夫階級就發揮了雙重作用:一方面,他們給吳越的民族精英提供了一個打了敗仗還不用死、還能夠有所創造的體面機會;另一方面給本土的草根階級提供了一個在被征服和被殖民狀態當中既受奴役、又在奴役中能夠得到一定程度保護的這種緩衝的中間層。士大夫階級的文化特徵就完全是由此而形成的。他們提倡的文化價值就是今天我們所謂的普世價值,企圖創造一個沒有武力的世界。因為武力是使他們和征服者不能平起平坐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們就想要用文字來馴服征服者,使他們跟滿洲和蒙古征服者以及其他征服者同殿為臣,都變成帝國秩序平等的維護者。而這個平等的維護主要依靠文化的價值而不是依靠軍事,他們作為文化的價值的所有者,就可以使自己不但在法律上和權利上平等,而且在事實上還可以享有很多的優勢—儘管這一點從來都不能成功。

他們所做的努力其實和笑話書裡面的那位企圖發明一種不用給驢子餵草就能使驢子活下去的技術哲學家一樣。那個故事是這麼說的:哲學家企圖研究一種技術,不用給驢子餵草,還能夠讓驢子拉磨。他的辦法是,每天都減少餵驢子的草料,先是減少到每天只有三根草,然後再減少到每天只有一根草。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可惜驢子就在這個時候死掉了。他還很惋惜地說:「哎呀,眼看就要成功了,它已經進化到只吃一根草就可以活的地步了,再進步一下不就可以不吃草還可以活了嗎?」

吳越士大夫馴化內亞征服者和殖民者的方式與這位哲學家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成功地誘惑征服者一點一點地放棄武力,眼看就要成功了,但是政權始終是靠武力來維持的。等到原來的殖民者眼看就要完全失去使用武力的時候,他們也就沒有能力維持統治了,此時新的征服者就來叩門了。於是,原先的馴化遊戲又必須從頭開始,又必須從十分野蠻而尚武的統治者開始,從頭開始馴化。沙陀人作為當時中古時期的「共產國際」征服者,而趙宋王朝作為當時的山東老幹部,被馴化到差不多的時候,就該輪到靖康恥、欽徽二帝北狩的時候了;然後金人被馴化得差不多的時候,蒙古人又來了;蒙古人被馴化得差不多的時候,天下又大亂了;然後滿洲人又重複了一遍類似的經歷;現在他們又在用同樣的辦法對付可憐的山東老幹部了,結果也只能是一樣的。他們的成功就是他們的失敗,他們只有在失敗的時候才能維持成功的虛假希望。

但是,吳越士大夫顯然不是吳越種族的產物。從種族上來講,吳越人和百越其他各分支是沒有什麼區別的。他們在近世以來產生士大夫文化,本質上來講是內亞征服者對東亞和東南亞實行雙重殖民的結果。東南亞的市民階級和東亞的順民階級不一樣:東亞的順民階級只接受內亞人或者東北亞人的單次殖民;而吳越人作為東南亞殖民地的代表,他們經常要受內亞殖民者及其東亞苦力的雙重殖民。這種模式導致了作為性虐戀結構一部分的吳越士大夫的產生,而且由於他們在財富和文化方面的成就很大,使得他們可以抱有例如南粵人、贛越人、閩越人這些親戚所不能抱有的幻想: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和財富進行反征服。

當然,這只是中世以後社會生產力和文化財富空前發達以後才能有的事情。上古時期和中古時期的越人,他們的精英階級仍然是武士,他們的民族性格仍然是貴族武士的民族性格。越王勾踐和百越諸越君和楚人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始終沒有被征服。只有在秦人滅楚、我們所熟知的中國殖民主義模式以郡縣制的方式向吳越的核心地帶鋪展開來的時候, 吳越民族才真正面臨了生死存亡的較量,這就是秦始皇發動的那一次戰爭。這次戰爭結束了吳越人民作為自由蠻族的時代,使得內越和外越的政治對抗變成了影響東南亞各殖民地幾千年的政治實驗室。

作者簡介

劉仲敬

長於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以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致力於用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最新著作為「民族發明學的世界史」系列作(《叛逆的巴爾幹》、《歐洲的感性邊疆》、《中東的裂痕》),此系列透過劉仲敬獨特的民族建構理論,深入分析中歐、東歐、巴爾幹以及中東等地區,是如何從帝國或封建王國的體系演化成近代的民族國家。

另外,尚著有「近代史的墮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此系列透過近代東亞地區重要歷史人物之生平,闡述東亞文明的歷史特性;《經與史》、《遠東的線索》為重新解釋內亞和東亞古代歷史關聯性、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格局與演變的經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則是關於「阿姨學」的思想脈絡、及對世界各種文明和歷史的探討。

除了著作等身,劉仲敬還譯有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英國史》、湯瑪士.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麥考萊英國史》等西方歷史學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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