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我最多的愛——鋼琴教育家吳漪曼與世長辭

台灣知名音樂教育家吳漪曼於昨日(10/24)與世長辭,享年 88 歲。

吳漪曼,祖籍江蘇無錫,一名優秀的鋼琴教育家,中央音樂院第四任院長吳伯超先生之女,同時也是音樂家蕭滋博士之妻。長年細心在台灣樂壇耕耘,作育英才無數,包括指揮家呂紹嘉、鋼琴家葉綠娜皆出自門下,更因為待人處事謙和,長年來默默地致力提昇音樂文化,無私且不求回報的奉獻,備受音樂與文化界敬重。

吳漪曼1948年來台,隔年就讀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大學三年級赴美深造,此後負笈西班牙、比利時等地,最後於皇家布魯塞爾音樂院畢業,結束十一年漫長的學習生涯,回台灣深耕樂壇。

吳漪曼對音樂的熱愛與堅持,來自父親——音樂家吳伯超,「父親所指揮的音樂會震人心弦,常常台上台下感動流淚。」她說:「他帶著新的現代觀點回國,從事音樂工作。自傳習所開始13年的苦學,造就他中西兼遍的學養,集結了演奏、指揮和作曲,以民族音樂為己任而努力,一生服務與貢獻。」這段文字出自 2011 年吳漪曼為《MUZIK古典樂刊》所撰文章,字裏行間無不是對父親的思念與敬重。

1963年,吳漪曼結識國際知名音樂學者蕭茲(Robert Scholz),共結連理。蕭茲去世後,吳漪曼創立了「財團法人蕭滋教授音樂文化基金會」,藉以傳承蕭茲對音樂教育的愛和關懷。

吳漪曼離世後,將2000萬捐給了母校台灣師範大學,她生前曾引用蕭茲作品《這裡有我最多的愛》,吳漪曼這麼說:「台灣有我最多的愛。」

音樂、生命與愛

(文/吳漪曼)

上主福佑恩賜我在音樂的家庭成長,父親為音樂教育鞠躬盡瘁,母親生活嚴謹慈愛,讓我得天獨厚。我於1931年出生一個月,父親至比利時留學,小時候母親經常告訴我,父親努力讀書的情形,讓我很喜歡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吳伯超

年幼時父親在家鄉雪堰小學畢業後,考取公費至常州師範學習,隨同音樂家劉天華先生學習二胡琵琶,之後進入蔡元培先生和蕭友梅先生成立的北大音樂傳習所就讀。1931年,父親考取「庚子賠款」獎學金到比利時夏洛瓦音樂院留學,學習和聲和作曲,1933年回到北京,學習指揮,得到和聲首獎,賦格第二獎。當時歐洲二十世紀新音樂思潮蓬勃發展,父親接觸到德布西、拉威爾、史特拉汶斯基、米堯等作曲家作品,帶著新的現代觀點回國,從事音樂工作。自傳習所開始13年的苦學,造就他中西兼遍的學養,集結了演奏、指揮和作曲,以民族音樂為己任而努力,一生服務與貢獻。

1936年,父親返國,大病一場,還沒完全康復,就開始在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教授理論作曲課程,並擔任在南京內政部禮樂編定委員會主任委員,編制有關禮樂的方案,也因為如此,必須經常來回上海與南京之間,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直到中日戰爭爆發,1938年,民國27年初夏,經由滿謙之先生推薦,廣西省政府教育廳聘請父親擔任廣西藝術師資訓練班主任,發展廣西的音樂和教育,培育中小學藝術師資人才,同時創辦交響樂團、合唱團,有成人的,也有兒童的,我那時候是兒童合唱團的成員。我的父親以音樂報國,每天授課、指揮、經常演出,時時寫作,他的作品《中國人》、《國殤-祭陣亡將士諫樂》、《衝鋒歌》、《自由的歌聲》都是這個時期寫的。父親用音樂來救國和報國,為桂林的音樂文化,留下永不磨滅的精神。

他深知交響樂團對音樂發展的重要,1936年11月和音樂同仁組織管弦樂團,抗戰大爆發,1938年在抗戰文化城桂林,1939年組織了桂林廣播電台管弦樂團,演奏曲目有古典、國民樂派,如:穆索斯基的作品。那時重慶勵志社施鼎瑩先生,從四川到桂林聘請我父親評估樂團,我父親前往,但不久後便發現雙方理念不合,所以我的父親失業了一陣子,因此我們在嘉陵江邊的茅草屋住過一段時日。

之後,中央訓練團音樂幹部訓練班第二期邀請我父親擔任主任,當時戰亂轟炸,加上人事紛爭,父親培育音樂人才與師資,實屬不易,在艱困環境下作戰。1941年,父親指揮重慶三大管弦樂團,愛國歌曲千人大合唱,我父親請洪潘先生創辦十八中隊軍樂訓練班,招收十四、五歲少年,學習銅管樂,為中國培養了大批的銅管演奏家。1941年底,父親在國立女子師範大學音樂院任教,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安閒教書生活,因為師資不足,所以父親白天教授多種課程,晚上在油燈下寫作。1943年底,教育部請我父親主持國立音樂院,擔任第四任院長,前三任分別是楊仲子、顧毓秀和陳立夫。1945年成立幼年班,1946年抗戰勝利,父親親自負責將音樂院遷到南京,幼年班遷至常州,負責多項工作,十分辛勞。1949年,民國38年1月27日(小年夜),為勘查遷校可能性,搭乘太平輪來臺灣,經舟山群島海面不幸遇難,年僅46歲。

父親深深影響我的音樂路

父親所指揮的音樂會震人心弦,常常台上台下感動流淚,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激發了最高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操,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偉大信仰,必須奉獻與犧牲,我當時候雖然幼小,但是有幸在那個時代成長。

那時我會跟隨父親在獨秀峰下,嘉慶嘉陵江邊散步,面對著夕陽晚霞的光輝,色彩繽紛,父親寫下了《暮色》女聲四部合唱,我永遠感激,能在當下分享到父親作曲時的心靈湧現,那種至美的剎那,對我而言是永恆的。

由於戰爭的爆發,1941年,我十歲時才正式至女師大附小三年級就學,父親教我讀譜與節奏,常到小學指導我們合唱團,演唱愛國歌曲。1943年,全家隨著父親到重慶,因此我插班到青木關國立音樂院附中初一下學期就讀,因為程度跳得太遠了,可說是我學習的黑暗期。抗戰勝利之後,音樂院遷至南京,1947年,父親和母親買了一架上海裝配的鋼琴,在桂林時期,我已對音樂非常喜愛,有很強的學習意念,我很努力的彈琴讀書,以同等學力考入國立音樂院,入學考成績優異,老師非常讚賞,這段時期,我過得非常幸福,沉浸在音樂中。

1948年底我隨母親來台,1949年以國立音樂院的同等學歷進入師大音樂系二年級下學期,因喪父而穿孝服上學,在班上術科表現都很好,與同學相處融洽,也十分敬愛我的主修老師張彩湘老師。經父親朋友鼓勵,由于斌樞機主教協助後獲得天主教慈母大學獎學金,感謝上主安排,讓我在「愛的教育」中成長。

1955年自慈母大學畢業之後,獲得西班牙政府給中國學生獎學金,於年底赴馬德里,但由於不習慣西班牙的生活方式,而申請到比利時皇家音樂院追隨Eguardo del Pueyo教授學琴,並獲得雷鳴遠女子服務團提供的獎學金。當時指導中國學生的賈彥文神父,關心愛護學生,也是我的精神心靈導師。真正感謝敬佩的總主教、神父和他們崇高的人格。因著宗教的力量,使我得以渡過重重難關和一生路途。

我的教學理念

1961年底,我因頸背受傷,決定回臺灣,應聘至師大音樂系任教,專心致力於鋼琴教學,將所學融會貫通,有系統的傳授給學生,同時也和蕭滋老師共同為音樂和教育努力。我相信,身為老師,對自己和學生都要有所堅持,在克服曲中所有技巧和音樂困難,生理、心理障礙之下,演奏樂曲才能有最完美的表現,同時也必須兼顧到許多細節,如指法、踏辦、演奏風格,都要嚴格要求,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在判斷中的進步「自己教自己」是很重要的事。同時,師生間要有關懷、啟發和溝通,彈奏鋼琴不僅手指的技巧也要兼備心靈,這是我所強調的教學理念和待人接物準則。從基礎練習做好扎根,坐姿、放鬆、指型、觸鍵、音階指法和白鍵、黑白鍵之間,力度及固定彈奏法,重力彈奏法的練習。手指練習,手腕練習,搖行練習,每位學琴者都要正確學習,這也是培養心智的訓練。

永懷母親的仁厚堅毅

我的母親薛雅君是一位賢慧堅強的女性,父親驟逝之後,母親皈依佛教,當我出國求學,母親籌出一仟美元保證金和機票,我離國的十年中,母親和二叔父母、堂兄嫂同住,也常住廟中,過著簡單生活,吃最便宜且少量的食物,用功讀經修行,整日思念我,來信中,只有關心女兒和鼓勵的話語,我很自責,因為我後來才知道母親所受的痛苦和一生辛苦奉獻。晚年遵母親遺囑,以佛教的儀式,莊重的辦理母親後事,以〈禱詞〉感恩母親,漪曼要繼承母親的仁厚堅毅,在一生中不斷地付出行善。

這裡有我最多的愛

我為紀念蕭滋老師及其對音樂教育的奉獻,於1987年成立「財團法人蕭滋教授音樂文化基金會」,義賣樂譜、錄音帶等,捐贈兩百萬元到基金會,每年的利息作為捐贈圖書,推展學術活動,舉辦學術研討會,推展音樂教育,鼓勵創作,舉辦或贊助演奏之用,藉以傳承蕭滋老師對音樂教育的愛和關懷,希望能為音樂教育學習工作者服務和盡些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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