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考驗科技、科技創造選舉

文／鄭自隆

以前玩救國團的人，都記得一句話「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如果用來審視科技匯流對選舉態樣的影響，似乎可以說「選舉考驗科技、科技創造選舉」。

「選舉考驗科技」指的是新科技的運用與普及，必須經過選舉的淬鍊，方能稱為進入產品生命週期的「成熟期」（maturity stage），代表商品通過市場的考驗；而「科技創造選舉」，指的是因為高度競爭，候選人會玩新科技的花樣以吸引選民，也就是說新科技會創造選舉不同的新花樣。

從創新擴散理論（diffusion o innovation）來看也是這樣，新事物（即創新品innovation，新科技也是）的擴散呈S型，早期只有少數愛嘗鮮的人會採用（稱為創新者innovators，普及率約2.5%），如果不錯就逐漸有人跟進，稱為早期接納者（early adopters），後來人數漸多，跟進的人被稱為早期多數者（early majority），這時普及率達50%，當普及率超過一半時，就會有原先觀望的人加入，稱為晚期多數（late majority），但普及率很難達到100%，總有一些抵死不從的死硬派，被稱為落後者（laggards），比率多少？視新事物態樣而定，通常有15%，以台灣有線電視普及率來看，最高也就85%左右。

競選傳播使用新科技，必須在成熟期的階段，也就是普及率50至85%之間，太早使用只是「打水漂」。

台灣引進微電腦（micro-computer）是在1979年，第一個引進的品牌是Radio Shack，價格貴並不普及，當時大學畢業生月薪約1萬元，但一部Radio Shack的陽春型（8-bit CPU，4K RAM，12吋黑白螢幕，一個儲存資料的卡式錄音機），就賣5萬元！後來聰明的台灣電子商就拷貝Apple II機板，一部賣1萬元，主要用於遊戲，結果大賣，也成就了以後的電子產業與電玩產業。

10年後的三項公職人員選舉（1989年）才有台南的伏羲電腦公司（它也是第一批引進Radio Shack的廠商），開發「電腦電話助選員」，不過當時並沒有大賣，真正大量使用是2019年間的2020年大選，整整差了30年。

不過1994年陳水扁參選台北市長，使用3吋電腦磁片儲存文宣倒是成功的例子，針對大學生散發，內有候選人大頭照，市政白皮書，還可播放「台北新故鄉」；成功的原因是當時大學不分文理科，都已經有電腦概論的課，換言之是成熟期的商品。

到了2012年，電腦已經失掉知識「貴族性」，成了國民基本常識，因此當年總統大選，國民黨馬英九的文宣方能大量被熱情網友Kuso，網友把選舉當做嘉年華，經由惡搞自己不喜歡的候選人文宣，做為政治干擾（jamming，有譯為「反堵」），以表達立場宣洩情緒。

智慧型手機也是一個可討論的例子，影響力越來越顯著，2017年台灣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已達70%，因此才有2018年擁簇在韓國瑜身邊的「韓粉」，他們都是靠手機形成網絡；2020年手機主導大選，無論網紅、直播、IG、臉書、大數據分析都是以手機為中介。

手機的「隨時隨地」，沒有時空概念，集資訊通訊於一體，力量超過以往的競選傳播工具，當然現在的使用者以年輕族群為主，使用知識能力（Literacy）對老年人構成門檻，不過隨著時間與新科技的擴散，門檻會越來越低。

當然太早使用，新科技會變成只是噱頭，1994年台灣大力推行Internet網際網路，由台灣學術網路（TANet）、中華電信局HINet和資策會的SEEDNet構成台灣三大INTERNET網路並與世界接軌；當年陳水扁參選台北市長也趕流行，成立10線的「市政資訊BBS站」，但此網站最大的亮點只是利用該BBS發電子郵件給美國的Clinton總統，也獲得了白宮的制式禮貌性回函，而以「美國總統來信」來進行選舉造勢。

1996年總統大選，4位候選人（李登輝、彭明敏、林洋港、陳履安）均設有www（全球資訊網）網站，但全球資訊網在90年代初期剛在起步，使用者寡，因此候選人的網站只能聊備一格，對選戰並無實際功能。

這給我們一個教訓：先跑不見的先贏，畢竟新科技與傳統知識不同，傳統知識是線性學習（linear learning），也就是要先學ABC方能學英文，但網路科技是跳躍式學習，隨時可以超越，不信？去和小朋友比電玩，看誰強。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台灣數位匯流網》立場

圖片來源：取自pxfuel、TDC NEWS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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