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回望，動物才在「正途」—讀Steve McCurry《Animals》

作者：陳嘉銘

在橙黃輕紗後，一個僧侶在讀經，而他身後有隻貓，安靜伏坐。這是泰國阿蘭雅區（Aranyaprathet）的一所寺院，簡樸的木地板搶先收在我的眼簾，正是因為那隻貓，在Steve McCurry鏡頭下雖說只有一個小小身影，卻教我凝視良久，感到愜意而不捨移離視線。

多年來做動物與文化教育，最縈繞於心的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要觀看動物。觀看，已暗示閱讀、分析，也必然存在看與被看的權力關係；當然動物也會看人，但就不會以人的語言，去定奪所看的對方會是如何被框限想像。

英國藝評家John Berger在2009年出版不足一百頁的小書《Why Look At Animals?》，似為我解答了部分疑惑——人類觀看動物，本身就已是一個把動物「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的進程，因為人類由遠古只會在洞穴繪畫動物，發展至會用牛馬拉車，以至將野外猛獸收編在籠牢作園林觀賞或食用屠宰，動物的宿命，就是人的附屬。人的目光自此加在動物身上，就只有駕馭與順服的視點。

這還未計及因為動畫與電影的擬像動物，根本讓人無從接觸動物真身，牠們已形同被拋之千里；「為甚麼要觀看動物」也就成了解讀動物如何被邊緣化的前提，讓人難以避開自處高地般對動物「牠者」的凝視。

不過，當Steve McCurry在去年十一月出版的攝影集《Animals》 在我眼前出現的瞬間，我知道動物影像的邊緣宿命可以改寫——關鍵就在攝影師如何引導凝視，而看到動物日常，感受共生。

邊緣的真身

Steve McCurry是美國自由攝影師，為人熟知的作品是刊於1985年六月號《國家地理雜誌》封面的「阿富汗女孩（Afghan Girl）」，當時女孩因前蘇聯攻打阿富汗而被安置於難民營，照片中的她綠眼紅衣，直視著McCurry的鏡頭，教人感受到戰事中難民的無語。McCurry在戰地遊走，拍攝人事與動物，三、四十年來走過柬埔寨與黎巴嫩內戰、兩伊與海灣戰爭，也走到青藏高原，更拍過歐美與亞洲的城市景觀。

《Animals》攝影集的出版，正是McCurry發現自己原來拍過不少動物，他直言深受另一美國攝影大師Elliott Erwitt《Son of Bitch》攝影集啟發，看到對方拍攝狗狗幽默有趣，自己也有意無意地拍攝動物。雖說熟讀影像理論的朋友，一定深明鏡頭下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權力關係，更有些人會說，這是白人主導視覺，引領觀者凝視第三世界的「異國風情」；不過我讀McCurry的《Animals》，反而在被標籤作「第三世界」的國度裡，看到動物更不受前述藝評家Berger所言，人類對動物的宰制。

因為從攝影集可見，會是日常，亦有共生。吊詭地，當動物越來越被都市發展壓縮生存空間，以見牠們被邊緣化的同時，我回望「第三世界」本身被邊緣化的國度，反見動物真身。

日常的撼動

先說日常。當我們受限都市生活而說「動物日常」，多只想到家中或街上的貓狗，McCurry的鏡頭倒返回「原始」，以見比如放養的牛羊雞鴨，也可見趕著牠們的人或狗，在印度或尼泊爾的山野，凝在鏡頭下，卻不為賣弄；而趕路的牛和散落的羊，就是如此能對照工業農場的生命，有更多的放牧自由與尊嚴。

更甚者，攝影集內有不少人讓動物隨身的照片，比如蛇依在小孩頸項（頁146），青年胸抱蜥蜴（頁165），少年僧侶抱鵝（頁227），奧莫少女抱雞（頁127），也有孩子和成人抱小羊或貓狗的特寫。當然攝影集內沒有解釋抱動物所謂何事，但即便令讀者聯想食用價值，卻可見照片中人與動物的切身觸感，都像暗藏親密溝通，而讓人體認到每一隻被抱的動物，都不會被視作商品。比如小孩抱蛇的一張照片，拍於印度，或許會被想成異國奇觀，但書末解釋那是當地遊牧族群Vadi，對小孩自幼訓練處理蛇的習俗，就可見那是日常生活多於探秘獵奇；而這也解釋了其中一張在柬埔寨拍到船上經營的小吃店，為何店主媽媽會跟孩子在吊床小睡的同時，一頭網蛇從下方經過（頁232-233），卻沒有我們城市人的大呼小叫，因為那就是他／牠們的日常起居，情如家人。

這種日常，說是生活，卻足以撼動我們對大歷史的認知，因為正如前文有說，McCurry的鏡頭深入戰爭，但所拍照片並非戰事奇觀，而只見裝備技術或百年劇鬥；相反地，因為戰事，比如海灣戰爭後科威特城被毀，連同當地動物園變成頹垣敗瓦，被拍得的倖存獅子顯得疲乏無力（頁155），更有在破城中尋找食物的嬰孩河馬（頁150）；而另一些震撼的照片，是在科威特艾哈邁迪（Al Ahmadi）沙漠烽煙中逃亡的小馬（頁151），是幾頭駱駝身影，在荒漠火海和漫天黑煙裡逃命（頁152-153）。這些照片似為戰爭補白，道來槍炮背後，不僅只有人類的相殘惡果，卻有動物的亡命預告；但吊詭的是，足有百年的「日常」戰事，都有動物「生活」，卻一向被置於大歷史之外。

共生的和諧

再說共生。那可以是學術用語，比如美國女性生態主義教授Donna Haraway在2016年出版的《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最能表現那種人與生態的親屬（Kin）共生關係；書名的「Chthulucene」難有對應中文翻譯，但此說即如蚯蚓或章魚的身體、觸肢，在泥土與水中都有助吸收或遊走；但更巧妙之處，是比如蚯蚓也與環境「互動」，在泥土吸收、排泄，以至緩緩移動，也都可以為泥土製造健康生境，讓其他潛行於泥土的生命與養份，都可循環共生。我在紐西蘭作農耕工作時，就見過農場主人翻開有機土壤培植箱，裡頭盡是蚯蚓、小蟲和糞土；似是不雅，但原來當中的平衡生息，到我讀Haraway的書才明白，那是最能以小見大的地球願景。

說到更具體的共生景觀，就有攝影集封面（同樣出現於頁68）那樣的畫面，一個在樹梢間曲膝抱頭睡覺的人，旁邊站了一頭靜謐大象，而人體膚色、樹的灰啡表皮、大象頭足的黑褐皺紋與斑點，彷彿就是同體共生，「相依為命」。書末有說，那是泰國清邁的一些小村作法，有所謂父傳子的「管象人」習俗，讓孩子從小跟特定的象相處，負責照顧牠的基本生活。這種共生，就不是Haraway借微觀生態關係以想像萬物存活的可能，而是鮮為人知的人類與非人類生命（人與大象，更有大樹植物世界）的連結，足見那種和諧的共生現實。

人類與非人類以至植物的共生，更有趕牛與趕象人的雨中漫步，一邊帶著「團隊」行走，一邊以大塊蕉葉蓋背，讓雨打落葉上而順延落地（頁115及185），都見動人。不過最打動我的，是McCurry來到1835年青年達爾文踏足的加拉帕戈斯群島Galápagos Islands，拍下了今天或僅餘的動物共生景觀，比如海獅輕撫孩子（頁212）、巨蜥如愛侶的貼面依偎（頁214-215）；不過更有趣的，是蟹爬在巨蜥身上（頁48），還有海鷗站在海獅身前，張嘴如說了一個笑話，令海獅笑得把頭作高難度後仰（頁110-111）。這些影像，雖不至讓人明白當年達爾文為何看到島上鳥類長短不一的嘴而想到演化論，但已足夠教讀者看到，這就是共生的微妙和諧 。

小結：為共生覺醒

有人說，對照片的閱讀，視覺理論繁多，卻不如偶爾直觀的作情感反應，更能讓人看出情味。McCurry的《Animals》，每張照片可見溫柔與暴烈，但是動物在「第三世界」的邊緣化國度，才能站在自己本能的正途上，求生，亦更見共生。

想到McCurry著名作品的阿富汗少女，那靜謐的凝視，雖說是對戰事無語，卻更逼迫人想到在此中的反撲，本就是生命意志，人皆有之，動物亦然。人類與非人類生靈正好為此聯結，以見如同伙伴的心緒，而讓筆者為文首的僧侶與貓（頁45）感動——他們似各不相干，卻伴隨在默唸的梵音裡，活在當下。

在疫情裡細讀攝影集，教我感觸良多，是想到如此共生有時，卻病患有時；有說全球工業生產暫緩，竟讓本來破損的臭氧層自我復修，更證共生，就應在此際教你我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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