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那些被留下的台商子女，沒說的秘密
作者：Crossing Campus
全球局勢因 Covid-19 而動盪不安，許多彼此相愛的人們也因此分隔兩地，無法相聚。多數台灣人直到今年 5 月疫情爆發後，才開始經歷這段漫長的相思苦，掛念著見不到的親友，而身為「台幹」子女的我，比更多人還早體驗這種不捨、遺憾之感。
去（2020）年農曆新年，全球疫情急速升溫，原本在台灣過年的爸爸，緊急改機票飛回深圳的公司後，我們就只能靠著通訊軟體維持感情了。
從我出生前，爸爸就已經頻繁地出差至海外，直到我出生後，爸爸才決定長期留在深圳工作，自我有記憶以來，他都維持兩個月回台灣見家人一面的頻率。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家庭樣態很特別，是在國小課堂中學到「兩地家庭」（又稱為通勤家庭）一詞，老師要符合「爸媽因為工作關係或其他因素而分隔兩地」這項條件的同學舉手，全班只有我一個人。不過，在接續的求學歷程中，意外發現生活周遭也有許多台商／台幹子女。
《換日線》〈身為「台商」的原罪？──疫情之中，那些我們更難擺脫的負面標籤〉一文提及定義：「台商」最初是指在海外各國（包括中國）經營生意，本身擁有企業股份或資產的商人；「台幹」則是外派至海外工作的台籍員工。
自 1991 年中華民國政府開放台商赴中投資至今，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近 10 年雖然赴中國大陸（含港澳）工作的人數逐漸減少，但是截至 2019 年，仍有近 40 萬人留在中國大陸工作，其中介於適婚年齡的 30-49 歲族群佔多數，高達 20 萬人。
全家移居海外，孩子教育有哪些選擇？
那些已成家的台商、台幹們，都曾面臨「是否全家移居工作地」的難題。若是舉家遷移，部分家長會將孩子送入採用台灣教學體系的台商子女學校，不過，全中國只有 3 間──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上海台商子女學校──在選擇不多的情況下，也有部分家長讓孩子就讀當地學校。
我曾問過國小就開始讀台商學校，隔幾年又返台就讀體制內高中的朋友，台商學校是什麼樣子？他認為，學校就是小型的台灣社會，像是一群在異鄉裡，只能相依為命的台灣人，但是學生的年紀分佈廣，從幼稚園到高中都有，朝夕相處的皆是相同的人，難免有見識狹隘的感覺。
在一場台商家庭們的聚會中，我認識了一位從小就讀中國大陸當地學校的台商子女，那時他對我說：「你要謝謝你爸爸，他沒有把你帶到大陸生活是在保護你。」他眼眶泛紅，述說著無法融入當地文化、考試贏不過中國學霸的心事，「台灣人」的身份也是難以忽視的包袱，硬生生將他和中國同學們隔出無形的界線。
將家人留在台灣，獨自在外打拚是最佳解方嗎？
Hime（化名）的童年一路顛簸，媽媽總是帶著他追尋爸爸的身影。在他上學前，爸爸被長期外派到中國大陸，留下產後憂鬱的媽媽在台灣撫養兩個年幼的孩子，肩上沉重的壓力，迫使當時僅 30 多歲的媽媽提早進入更年期。
當 Hime 的爸爸在外工作穩定後，他們決定舉家搬到中國生活。殊不知，在寧波安頓好的家人們，只共同生活短短兩年，爸爸就被外調到上海，過沒多久又被調回台灣，因為工作不穩定，乾脆將妻小留在寧波。幾年後，Hime 的媽媽確定先生沒有在中國發展的可能性，便帶著孩子回到台灣生活。
遠距壓縮了 Hime 爸媽培養感情的時間，他們對生活大小事無法達成共識，每次見面必定是以吵架收尾。「我爸媽覺得吵架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對我還是有影響的。」Hime 無奈地表示，時刻都處在離婚邊緣的父母，讓他看到婚姻的缺陷，間接導致他對「婚姻」感到不知所措。
而爸爸長期在成長過程中缺席，讓 Hime 反思「父親」的存在意義，「對我來說，我爸只是負責養家的人，我們情感上沒有連結。」
但是，身為越南台商子女的韋晴卻抱持不同看法：「我覺得爸爸為了養家，在外獨自打拚很辛苦。」韋晴語帶抱歉地說道。
其實，我們對爸爸會有愧疚感
在韋晴國小時，爸爸隻身前往越南創業，一肩扛起家庭的經濟重擔，留媽媽在台灣當家庭主婦，全職照顧兩個小孩。
「在爸爸離開的前兩年，我會寫信給他。」不過隨著分離的時間拉長，韋晴也開始有自己的生活，父女間的關係逐漸疏遠。韋晴的爸媽為了不讓彼此感情產生嫌隙，每天堅持通話一小時，而韋晴偶爾有事情須跟爸爸討論，也只會利用這短短的時間。
韋晴觀察到家庭的氛圍會在爸爸回家時產生不同。在媽媽全權管教之下，韋晴與媽媽有意見不同時，中間無法加入爸爸的視角平衡觀點，導致他與媽媽之間只能不斷磨擦、難以磨合。但當爸爸回家時，雀躍的媽媽便不再扮黑臉，家庭的氣氛更和樂融洽。
已年屆退休的韋晴爸爸，為了讓在美國留學的大女兒經濟無虞，仍不從工作崗位退下。韋晴則語帶愧疚地表示，爸爸獨身在外打拚、心酸血淚只能獨自吞下，他絕不想多花爸爸的辛苦錢。
子女和父母，雙向的失落
許多小孩常聽到大人恐嚇他們：「不乖的話，我就要叫警察來抓你！」以前的我經常聽到的版本卻是：「不乖的話，爸爸就要把你帶去大陸喔！」所以，我小時候一直以為中國大陸是蠻夷之地。長大後想起這句話，我只想仰頭大笑，其實爸爸從來都沒有考慮過把我們帶去大陸，也不願跟我們傾訴他的苦楚。
Hime 也提到：「我爸應該會認為，為了家庭在外打拚，回到家卻發現自己像個陌生人，感受不到努力後的回報，會產生很大的失落感。」我也曾經這麼想過，因此每次提到爸爸時，深藏心底的虧欠感總會悄悄浮現。
台商子女除了以上複雜的心情難解外，日常生活中早已習慣餐桌上少一人、聯絡簿只有媽媽簽名⋯⋯等，還有未滿 20 歲去銀行開戶時，須有雙親的親筆簽名，因此必須等爸爸回台才能處理；或是與在海外的爸爸聯繫只能透過電話、通訊軟體，當他都沒回應時，等同於失聯，只能焦急地等待回電。
我們嘴上都說已習慣這種生活模式，但是與韋晴聊天的過程中，發現我們有個共通點：最羨慕的是上下學有爸爸接送的同學。爸爸的接送對我來說像是一帖藥劑，只要服用了，就會整天神清氣爽、氣血通暢。
有時在想，其實身為子女的我們要的也不多，只是希望多點時間能和爸爸相處，渴望能得到有溫度的疼愛而已。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兩地家庭的雙城記──那些被留下的台商子女，沒說過的秘密》，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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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Crossing Campus 前身為「校園天下」，延續「為校園而生」的理念，期待透過全新策展與規劃，把世界帶入校園、讓校園走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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