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專欄:中國已不再有九二年式的改革

鄧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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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本來是件認知清楚的事情,但曾幾何時,在該問題上,產生了混亂,以致對最近中國政府通過一攬子授權方式讓深圳先行先試的方案,一種看法認為,這稱不上是改革,只是一種管理體制的事務性調整。

改革從字面看,具有改變革新的意思,也就是單有改變還不行,而是這種改變含有以前沒有的「新」內容,從價值上來說,即具有好的,向前行的價值導向。如果一種改變,是改回去,甚至變得更差,那顯然不是通常所說的改革;或者它只是一種事務許可權上的調整,且這種調整不能增加所涉物件的福利,也談不上是改革。假如我們確立了這樣一個判別改革的標準,對什麼是改革,尤其是中國語境下的改革,就不會迷失。

我把中國改革分成三種類型,一是意識形態的突破,二是重大的、具有基礎意義的生產關係和制度的變革,三是某個具體領域和行業的管理體制的調整。中國最初的改革,是從某個行業的某項具體制度開始的,由於計劃時代的僵化體制嚴重阻礙了生產力,所以在這些制度上稍有微小的改變和調整,就會釋放可觀的改革紅利,讓民眾增益。這在農村改革和企業改革上表現得很清楚。但它勢必走不遠,因為具體制度的天花板的高度是有限的,改革只要持續推進,就很容易觸碰天花板,這時要打開局面,必須有第二種類型的改革跟進,這種類型的改革有時也具有意識形態的革新性質,而要改革進一步取得關鍵突破,則須在意識形態上更新觀念,甚至整個意識形態至少是有礙改革的意識形態要重構。

九二改革搭好市場經濟框架

中國改革的狂飆突進發生於1992年,由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開啟。九二改革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突破,而它恰恰包含了第一、第二種類型的改革。具體來說,鄧提出的姓資姓社的生產力判斷標準打破了長期禁錮經濟自由的意識形態緊箍咒,為中國引入了市場經濟的理念及做法。九二之前,中國在理論探索和意識形態上最多能夠做到的是允許商品經濟概念的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似咫尺之遙,但卻類似於阻隔牛郎織女廝守一起的天河,兩者具有質的區別,市場經濟不僅是從市場的角度去理解經濟的運作和管理,更重要的是,「市場」比「商品」更具本原的意義和價值,更能讓我們去認識和看待經濟和社會的性質。從這個意義說,中國市場經濟的改革其實具有文明史的含義,符合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和演進規律。現代文明簡單講是由四個維度組成的,即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自由社會,多元文化,市場經濟的建立是四維中有其一,儘管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是一個受控的市場經濟,但畢竟已經搭好了制度框架。

中國改革的狂飆突進發生於1992年,由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開啟,九二改革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突破。(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所以我們看到,在引進並確立了市場經濟基本的制度體系,破除姓資姓社這個意識形態的魔咒後,中國的經濟改革迅猛突進,其中最值得稱道的就是私營經濟這種經濟形態和生產關係的建立與發展。中國之所以能夠加入WTO,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發展勢如破竹,很大程度是因為私有經濟事實上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角。當生產力而非所有制的形式來衡量社會主義的本質後,私有經濟的存在與發展就獲得了政治合法性,故可把九二改革稱為一場具有基礎意義的改革。

欠缺責任制的政府

九二改革的黃金時代持續了10多年時間,到2004年由於改革導致的貧富分化的加劇在中下層產生了普遍的不滿,改革的合法性第一次受到審視,標誌就是當年興起的席捲全國的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的後果是原本應該推出的許多改革措施不得不延遲或取消,比如當時受到普遍質疑和反對的管理層收購,最後不了了之。如果說公有制會導致嚴重的大鍋飯和普遍貧困,私有制客觀上也會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但這不能成為限制和取締私有制、重回公有制的理由,而是需要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和二次分配調節的作用。企圖用限制私營經濟的發展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緣木求魚,不僅緩解不了貧富差距,反會扼殺社會的財富源泉。

然而,一段時間來,官方既沒有在公共服務和二次分配調節方面做好自己的份內事,私營企業和私有經濟也由於政治原因事實上陷入了某種程度的限制發展狀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私有經濟的發展,客觀上需要在政治意義上去改革政府的公共管理制度,以及黨和政府的關係,提高治理能力和水準,讓市場要素在經濟發展中真正起到基礎性的配置作用,但中國改革在涉及政府時,只是從行政管理的角度轉變政府職能,即使如此,也遭到政府部門的軟抵制。比如前些年熱炒的大部制。大部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本來是公開透明,放權于市場,建立一個責任制的政府,但很多部門合併實際是換湯不換藥,借之擴權,黨政關係也從有限的改革重回之前狀態。

因此,中國改革在2004年後的10多年裡基本是停滯的,它受到兩方面的阻滯,一是民間對改革從原來的支持漸有汙名化趨向,一種激進的聲音甚至公開宣稱改革已死;一是官方對改革也興味索然,儘管調子依然在宣傳改革的重要,但動作雷聲大雨點小,改革換上了疲勞症。

重新激發官民改革熱情的是2013年18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規劃。那是當局少有的對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又非常細化的改革工程。假如按照這個改革規劃扎扎實實推進落實,中國改革的面貌也許會煥然一新。可由於習上臺後的政治左轉,它只是讓社會激動了不長時間,重又陷入沉悶狀態。

企圖用限制私營經濟的發展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緣木求魚,不僅緩解不了貧富差距,反會扼殺社會的財富源泉。(湯森路透)

只有事務性的改革

不過,不能因此說之後經濟改革就完全停滯,而是進入了我稱之為「按部就班」的事務性階段。就改革自身言,它已經上演了三四十年,確實也不能老是處於「激情燃燒的年代」,而要回歸平靜。改革的「按部就班」,就是改革以第三種類型推進,即進行事務性的管理許可權的調整。改革之所以回歸事務性的類型,主要是如果要想在意識形態或重大的基礎性制度有突破,就必須開拓改革的領域,把改革從經濟領域推向社會和政治領域,至少在政治意義而非行政管理意義上對政府進行深層次改革,但現在沒有這個空間,所以只能在經濟領域按部就班。經濟領域的改革空間還存在,許多制度約束要打破,但像所有制和市場經濟這樣具有基礎價值的制度約束,應該說在92年那場改革中已經做完。

如果沒有中美的貿易戰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外部環境的險峻,事務性的改革可能會持續相當一段時期。貿易戰和外部環境的變化讓中國社會感受到了進行第二類型的改革的必要。某種意義上,美國施壓中國的目的和中國社會的此種感受是一致的。事實來看,它也促使改革有一定的提速,比如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的加速推出,開放領域的擴大及外資持股比例的放開等,這在過去一直是推而不動的。尤其是開放在這兩年明顯加快。中國特色的開放算不算作改革?人們在談起中國改革時,一般將改革和開放並列,統稱改革開放,這給人的印象好像改革是改革,開放是開放。但在我看來,開放其實是改革的組成部分,把兩者並列,是為了突顯開放對中國的特殊作用,並非否認開放不是改革。如果單稱改革,實際含有開放的意思。很多時候,開放還倒逼狹義的經濟改革。開放也分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後者其實就是改革。

貿易戰和外部環境的變化讓中國社會感受到了進行第二類型的改革的必要。(湯森路透)

中國政府授權深圳進行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改革探索,其授權範圍超越了一般的事務性調整,是深圳作為特區在歷經40年的發展,其改革潛力基本釋放後當局對它作的力度比較大的一次改革。這次授權的特點就是將深圳過去一直想要但中央政府不給的除政治之外包括立法和幹部管理許可權在內的權力一次性給深圳,以讓市場要素在深圳的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因此被官媒和一些學者稱為深圳改革的2.0版,可以和40年前成為特區的改革1.0版媲美。雖然這有誇大之嫌,但也確實不能否認這不是改革。我的看法是,深圳此次改革可能介於事務性改革和重大制度調整即第三種類型的改革與第二種類型的改革之間。當局力推深圳改革,當然是形勢所迫,不得不做。

中國外部環境在可見之將來還會嚴峻,若不出意外這樣力度的改革會繼續推進。最後,我要指出,說中國有經濟改革,並非要替中共說話,有改革和能否改成,是兩回事。在改革問題上,我們不能因為討厭習近平和中共,就乾脆否定中國沒有改革,這不符合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一定要堅持說中國沒有改革,那只能說是沒有九二式改革。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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