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專欄:進攻型民族主義轉讓中國民主化陷入空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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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局勢鼓動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再次高漲,一些網路和學術精英為塔利班辯護,這實際也是為中國民族主義辯護。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在習近平時代已經發展成為國家主義,而中國民主化的被阻滯,與它因襲的民族主義傳統及中共有意識地推行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政策有極大關係。但對習時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關注的人雖多,然其如何轉向國家主義,它的變化過程、表現形式,對西方民主和中國自身的民主化產生的危害,在中國內地和海外,研究的還遠遠不夠。

中共用民族解放的動員方式打敗了國民黨,完成了建國,在改革開放後,雖然中共還掛著馬列毛主義的招牌,但實際起動員作用的,是民族復興的這套理論話語和意識形態,並企圖把兩者統合起來。習近平將這兩方面都強化了,他的「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中共百年史的敘述,是一套典型的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話語,相對他之前的中共領導人,習利用西方對中國的圍堵和中美對抗,將民族主義上升為國家戰略和國家意志,變成一種國家主義,官方對民族主義的操控也更自覺,手法更老練,對西方民主的危害和中國的民主化運動產生的危害尤其嚴重。

很長時期,中國的民族主義只能看作一種被動的或者反應式的民族主義,而習時代的中國民族主義成為了一種進攻型的民族主義,它的攻擊性非常強,且是系統性的。在這個意義上可稱為國家主義,成為中共對抗西方圍堵的思想武器,對大眾產生了強大的洗腦效應。

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氾濫到一個非常可怕的程度。(湯森路透)

具體來說,習時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主要發生了四個變化,(1)從過去的以屈辱和悲情意識為主,轉向現在的崛起和自信;(2)這也使中國從過去的被動、反應或防禦式民族主義轉向現在的進取和進攻性民族主義;(3)由過去的官方主導轉向官民共同主導,民間在民族主義的構建中已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4)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傳播主體,他們對中國文化和制度比其前輩自信,總體認同中共,同時熟悉西方的傳播模式,能夠熟練地設置議題,操作話題,達到官方宣傳達不到的效果。這最後一點是當下中國民族主義值得注意的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習時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落腳點不是抽象的民族和國家,而是中共。它借用民族國家的敘事話語,將中共對中國社會的統治包裝成中國的民族國家利益,捍衛的不是抽象的民族國家利益,而是中共作為代表的現實的民族國家利益。因此,它雖然有一般的國家主義的特徵,但是特別強調中共的歷史選擇的正確性,也即歷史選擇了中共,作為中國國家利益的代表,中共對中國的統治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最好方式。從而旨在動員大眾支持中共,並對抗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遏制和圍堵。此乃習時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顯著不同於過去民族主義的一點。當然中共不是現在才這麼做的,但現在顯得特別的明顯。

在過去幾年,中共的這個話語和意識形態的敘述策略收到了效果,爭取到多數中國民眾站在自己一邊,很大程度上致使中共曾經一度破產的合法性得以修復,習近平也借此鞏固了他的權力基礎。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氾濫到一個非常可怕的程度,連中共輿論喉舌、經常鼓吹國家主義的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也常被批評為立場不夠鮮明,打著愛國旗號實則替美帝幫腔。

隨著中美對抗的進一步加劇,在膨脹的民族心態和國家主義的支配和驅使下,中共統治集團為維護一己之私,隨時有可能將內部矛盾外部化,這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後果,不能不察。同時,民族主義的強大,也迫使部分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為贏得話語權,至少在國家的對外關係上,改變原先溫和的立場而變得強硬,倒向民族主義陣營。中國的民主轉型之路也因此會變得更加艱難,因為它一方面受到中共嚴厲的打壓,另一方面普通民眾對中國的民主化也不理解,對它持冷淡甚至敵視態度,這就使得中國民主化顯得空前困難。

破解習時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需找出它轉向國家主義的成因,並預測它可能的演進方向。儘管中國的民族主義對中國的民主轉向構成了極大挑戰,但任何事情都有一體兩面,過於強烈的民族主義也是一把雙刃劍,當中共對民族主義這個牌打到極致,如果它在未來10多年裡不能實現民眾的願望和目標,即習近平強調的所謂民族復興和中國崛起,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那麼,民族主義很有可能反噬習近平政權,海外研究者的任務是提出這個問題的節點和條件。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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