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再投書 中國自由派的哀戚聲

世界新聞網

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12月22日在海外發表「財產公示,請自常委始」文章,呼籲中共推行財產公示制度,中共政治局七位常委應率先公示財產。去年此刻,鄭也夫曾發表「政改難產之因」文章,直言中共領袖所做的所有事,唯一能載入史冊的,就是引領中國共產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

在中共對社會言論空前打壓下,鄭也夫是知識分子中少有幾位大膽敢言者。過去引領中國公共輿論場的自由派,近年遭遇「六四」以來最嚴厲政治管控壓制,陷入萬馬齊喑困境。鄭也夫等自由派分子的言論,無法續在中國輿論場占有昔日地位,只能在海外隔牆悲鳴。自由派為何遭受如此厄運?中共全面壓制自由派聲音,將導致什麽後果?

2012年以來,曾活躍於公共輿論場、引領思潮的自由派,日趨消聲,普遍沉寂;相反,左派及民族主義分子更活躍,撻伐自由主義聲音甚囂塵上。原因在:一、習近平中央大範圍強化中共「黨的領導」,最高領導人集中統一領導,明確提出「黨政軍民學,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對可能威脅和衝擊中共政權和社會穩定的自由派,予以嚴厲管控防範。

這導致諸如三權分立、多黨競爭制、普世價值、民主選舉等一系列自由派主張,在公共輿論場被迫減少或消音;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網絡大V和媒體公共空間被大幅擠壓、屏蔽、關停。譬如:「慈善法」出台、709律師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數被封,大批自由派大V被噤聲;共識網、「炎黃春秋」被封殺,互聯網媒體時政原創內容遭「一刀切」,深度調查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自媒體被批量整頓,乃至關停。

二、昔日自由主義啟蒙的知識分子群體,內部出現分裂,分化出所謂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施特勞斯派等思潮,在知識界、公共輿論與自由主義形成分庭抗禮之勢,為中國政治秩序和發展模式背書,使自由派主張遭到相當程度制衡。

「分化」的基本衝擊是中國發展模式帶來的「成果」,改變了一些知識分子對自由派主張的看法。隨著30多年發展,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增強一些人的自信,讓他們不再像早年那樣推崇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轉而思考、提煉中國經驗。甚至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修改結論:「唯一確實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

三、自由主義在世界上面臨空前挑戰和危機,也讓中國堅持其制度和發展模式更具「信心」。在中共、中國新左派和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看來,第三波民主化不僅已成為過去,並暴露水土不服及出現民主倒退問題。例如 「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地區恐怖主義四起,造成區域動盪不安。另外,西方國家內部也發生2008年金融危機、占領華爾街、黃背心運動、右翼民粹主義捲土重來,和英國脫歐等負面事件,使自由主義形象嚴重折損。

中國自由派興起於改革開放之初,依撐的社會政治背景是:中共為推動改革開放,鼓勵社會對文革災難反思,給予知識分子一定言論空間。在此背景下,知識分子率先呼喚人的尊嚴、價值、自由、啟蒙與思想解放。中共建政前30年所出現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如反右、文革,給不計其數的民眾、知識分子乃至官員造成空前傷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秩序瀕臨崩潰邊緣,使中共政權合法性面臨巨大拷問。

從這個角度講,自由主義思想一定程度上與中共改革開放方向存在重合交叉之處,為自由派聲音提供適度的環境。

然而,中共當下對社會言論和思想空前打壓,幾近文革時的萬馬齊喑,不僅讓西方和國際社會普遍擔憂,更令國人焦慮中共走回頭路。中國30年來改革開放在經濟上取得成果,讓政治和言論空間相對寬鬆,思想得以相對自由表達。文革的教訓是政治僵化、思想禁錮,勢必導致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秩序走向崩潰。如今北京對自由派及其思想的壓制程度幾近文革時,後果即使不像文革糟糕,也會讓習近平的「偉大中國復興夢」半途而廢,前途盡毀。

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是人類天性,中國社會擁有廣泛人性基礎,已深入人心,不可抑制,人為打壓違反世界潮流,終將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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