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病平台】懷念「關島史懷哲」陳光明教授 從他身上學到許多神經內科的寶貴經驗

在90年代初期，認識了從關島來的陳教授夫婦。陳教授在台大時本來就是我父母和舅舅的舊識，當時林口長庚的朱迺欣主任也曾經邀請他到科內來演講交流，因此1991年剛升上主治醫師的我，才開始和這位前輩有了來往。在這之前，只有從人手一冊的《圖解臨床神經檢查學》書上，得知編著者陳光明教授的名字。後來也知道他把這本書的版稅收入，全數捐給了台灣神經學會。

當年鄭紹沂醫師離職後，林口長庚神內的肌電圖室無人負責，而我正好對神經電學有興趣，因此就一腳踏進肌電圖的領域。當初也無人指導，就靠著自己摸索和技術員的幫忙，慢慢累積經驗，另外也在蒐集資訊，看有沒有比較適合的地方，可以讓我可以去進修做更進一步的學習。當陳教授得知我對肌電圖有興趣後，在1993年的某一天，他忽然從關島致電告知我說梅育診所，Mayo Clinic 有一組人要到關島做一週的Guam ALS-Parkinsonism-Dementia Complex的肌電圖追蹤研究，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參加觀摩，機會難得，我當然是欣然前往。陳教授曾經在Mayo Clinic 接受過完整的神經內科Neurology訓練，而且因為在關島照顧ALS-dementia-Parkinsonism 的病患，和美國國家衛生院NIH與Mayo Clinic都一直有合作研究的關係。我到了關島，拜會了Mayo Clinic肌電圖室主任Dr. William J. Litchy領軍團隊，包括醫師和技術員，日本也有一位年輕醫師來一起觀摩，就在陳教授的「帶路」（因為都是他的病人）之下，一行人每天就是搭車跑遍關島，挨家挨戶的去病患家中探訪並做神經傳導和肌電圖的檢查。陳教授還透露一個歷史，說以前最早Dr. Kurland 和Dr. Lambert 來關島研究時，他們是坐牛車去探訪病患、他還有保留照片為證，照片裡面就是他們幾個戴斗笠，抱個肌電圖儀器坐在水牛車上，這真的是醫學史上一筆很奇特的紀錄。關島現在是美國的領地，他們對這些病患的照顧相當不錯，病患在家中或療養院中都非常清爽乾淨，我們還看到一位氣切使用呼吸器的病患，拉了一條繩子，利用僅剩能動的腳趾來操作掛在頭頂上搧風的蒲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關島對美國中北部Minnesota來的醫護人員來說簡直像個熱帶天堂，每個人對這趟遠行的興奮之情都溢於言表，不過他們都非常敬業，每天都7點半準時會合出發，中午也不怎麼休息，整天都在探訪病人並施予肌電圖檢查。只有到了傍晚工作告一段落後，才會去泡泡海水吃個飯喝喝啤酒放鬆一下。他們唯一不太習慣的就是濕度太高，覺得身體怎麼都油膩膩的，這也難怪，在Minnesota Rochester那邊的濕度，一般都只有30%而已，關島日常濕度比台灣還高，幾乎都是90%以上。陳教授知道我在找地方進修，因此鼓勵我和Dr. Litchy多溝通一下，看有沒有機會去學習，因為Mayo Clinic的神經內科不僅是全美排名第一，也是肌電圖的發源地重鎮，如果能夠去進修，對我們的病人會有很大的幫助。一個禮拜的切磋觀摩下來，大家都相處得非常愉快，在討論之中，也是獲益良多。因為關島這邊陳教授出動關島大學和他自己診所的人力物力支援，把一切都安排的好好的，Dr. Litchy他們非常感謝。技術員的leader Lavon還說，太驚訝了，沒有想到這裡居然還有這麼多的支援。行程要結束之時，我就請教Dr. Litchy，問有沒有機會去他那邊進修，他說可以啊，只是外國人如果沒有美國醫師執照，只能在旁邊看，不能動手幫病人做檢查。我告知在當兵服役時候有考試通過兩階段的美國外國醫師考試FMGEMS，他說這樣應該是可以了，我補充說長庚醫院會給我經濟支援，他說這樣更沒有問題。Mayo Clinic的醫師進修可以有幾種方式，一是三個月的visiting clinician （訪問醫師），純粹是觀摩性質，二是一年的clinical fellow（臨床研究員），主要是次專科的訓練，三是research fellow，在實驗室做實驗或資料整理，不用接觸病患，時間可以一年以上。做clinical fellow 因為會接觸病患，外國人必須有ECFMG、FMGEMS，或 USMLE的資格才可以。其他兩種就不用這些考試資格。我的目標就是去當一年的肌電圖clinical fellow。

關島之行結束後我就開始做一些出國進修的準備，包括向醫院申請經費。隔年1994年去參加美國神經學年會AAN在華盛頓舉行，除了和Dr. Litchy再度碰面外，陳教授還專程帶我去拜見Mayo的神經內科主任Dr. Jasper Daube，當面遊說他一定要收我這個學生。Dr. Daube 是Dr. Edward Lambert 的學生，Dr. Litchy 的老師，也是前任的肌電圖室主任，肌電圖大師級人物一脈相承。和Dr. Daube初次見面，大家都先講一些客套話，陳教授因為和他本來就是舊識，看起來比我還急，一直催促他一定要收，害我有點不好意思。陳教授和他說了很多，說台灣很需要肌電圖的技術，學成歸國會大大的造福我國的病人等等等。只見Dr. Daube一直在微笑點頭，看著我也沒說好或不好。我當時心裡還在想，這會不會全部是一場空？不過幸好，後來Dr. Litchy就跟我說，十月就可以來了。在補足相關文件時，陳教授還幫我寫了一封推薦信。華盛頓AAN會後，陳教授還帶我去美國衛生研究院NIH去拜訪一些一起做研究的學者老朋友，他們閒聊對高漲的「動物權」非常不滿，一些故事聽起來簡直像是笑話。在愛護動物人士的策動下，美國國會已經立法，做動物實驗如果有虐待動物的情事是會被罰款和坐牢，這種法律對醫學研究人員形成了一個不小的心理壓力。

萬分感謝陳教授的大力幫助，讓我1994到1996在Mayo Clinic完成了一年的肌電圖clinical fellow和三個月的自主神經research fellow訓練。亦師亦友，良師益友，真的是感謝再感謝。

1998年再度到關島，參加陳教授主辦的Guam ALS-Parkinsonism-Dementia Complex研討會，結論就是這個很顯然和環境有關係的怪病快消失了。當關島被美國統治，原住民查莫洛人的飲食習慣被美國化以後，該病就逐年累月的減少。依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菲律賓人移民關島，也會得此病。查莫洛人移居美國，就不會得到這個病。經美國日本等多方研究，被討論引發的可能因素包括當地的蘇鐵麵包樹，或陳教授傾向主張的鋁製鍋具等等，但還是沒有一定的結論。2005年以後，就沒有新的病例發生了。那次會中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有一天大會忽然宣布說柯林頓總統要來關島視察訪問，說有歡迎會，結果陳教授說，只有柯林頓來他不會去了，如果是露文斯基小姐來，他一定去。

關島的神經內科醫師很少，確實數字我不記得了，應該是少於五位，因此陳教授除了在自己的診所服務當地病患以外，也在關島醫院兼職，常常on call被會診，也有急診。我去拜訪他的診所的時候，看過他在接電話接受會診，甚至還需要開車到醫院去看病人。病患幾乎都是查莫洛人，年紀比較大的，陳教授都用查莫洛語和他們溝通，原來他也會查莫洛語，我除了只會一句問候語其他的都聽不懂。遇到比較不好溝通（非語言問題）的病患，陳教授也都有耐心和他們說明，非常心平氣和。病患離開後，我問他：「那個是來亂的嗎？」他半開玩笑的說：「他們是我們台灣人說的『南洋番仔』，不要去計較。」所以算一下陳教授會台、英、日、查莫洛、中五種語言，從他身上，我算是也體會到那種書上看到很古老醫生對病人「視病猶親」感覺，有人稱呼陳教授為「關島史懷哲」，絕對不是溢美之詞。2017年蔡英文總統訪問關島時，關島的副總督還特別向她報告說他從小就是陳教授在幫他看病的，十分感謝。陳教授的診所人滿為患，陳太太江榮女女士也都在裡面幫忙，還提供腦波和肌電圖的服務，我有次還碰到一個中國來的女醫師在那裡學做肌電圖，接受陳教授的指導。陳教授最初到關島就是為了研究Guam ALS-Dementia-Parkinsonism這個疾病，後來在關島定居，行醫將近50年，除了繁忙的臨床工作，學術研究也未間斷，一直都和美國日本的研究單位保持合作關係，共發表了79篇相關論文著作。陳教授對關島的服務，是全面性的，有一次連我也幫上忙，他拜託我護送陪伴一位意外頭部受傷腦出血開完刀的台灣漁民回國，搭機時我和那位病患都被西北航空升級坐頭等艙，那是我這一輩子第一次坐頭等艙。

陳教授送了我一本「The final days of my Mother」（中文譯本《寸草心》，林信男、賴其萬二位醫師合譯），他用專科醫師和照護子女的雙重角度，鉅細靡遺的詳細紀錄了他和夫人親手一起照顧年邁失智母親人生最後將近4年的疾病過程和自己的心路歷程，除了提供最真實寶貴的醫學紀錄，字裡行間展現的真誠、孝心和耐心，令人萬分動容。

陳教授於2020年6月19日以差7天90歲的高齡於睡夢中在家中溘然逝世與世長辭。他雖然已經離我們遠去，但是他高大的身影和溫暖的笑容，卻還是無時無刻不斷的浮現在我的腦海之中。一個真正偉大的人，其實都很平凡，自自然然，就如蔡同榮博士所言：「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就要用生命來拼。不計毀譽、無視成敗、盡己之力，陳教授的一生，讓我們看到一個榜樣，面對艱難的人生，來自家庭、事業、社會、甚至國家不斷的挑戰，而能夠以豁達的胸襟，無懼無悔、不卑不亢，有時候還會幽默一下，以不斷的積極努力，克服壓力勇敢面對，終於能夠利己利人、發光發熱，讓自己有限的人生，發揮了無限的最大價值。

謹以此文，紀念令人敬佩的了不起關島史懷哲，陳光明教授。
※本文轉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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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明教授的《寸草心》一書，鉅細靡遺的詳細紀錄了他和夫人照顧年邁失智母親人生最後將近4年的疾病過程和自己的心路歷程。圖／擷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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