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無國籍30年 陳天璽

陳天璽被「無國籍」綑綁30餘年，幾度因為身分特殊，在機場被刁難、被遣返，更在現實生活中面臨各種不平等待遇。她的複雜身世，來自歷史與政治的捉弄，同時也突顯了人類被國籍箝制的缺陷。

她曖昧遊走在日本、中國、台灣3個國家的邊關，反覆追問：「我到底是誰？」這番叩問對於在國際上「妾身未明」的台灣人而言，想必不陌生。陳天璽一路肉搏不近人情的國籍圍牆，試圖敲開縫隙，鬆動僵化的界限。對她來說，只要有愛與信仰寄託的地方，就是家鄉。

陳天璽小檔案

1971年出生於日本橫濱，1972年成為「無國籍」，2003年歸化日本籍。筑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曾擔任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東亞所、東亞法律所訪問學人。2009年成立NGO「無國籍網絡」，協助世界各地的無國籍者。

電影《航站情緣》（The Terminal）裡，男主角（湯姆漢克飾）從一個虛構的東歐國家「克拉科齊亞」飛抵紐約甘迺迪機場，途中祖國發生政變被推翻，他的護照失效，無法入境美國，也回不了國，被迫滯留在機場生活9個月。這段荒謬情節，對1位被「無國籍」（Stateless）身分綑綁31年的人而言，絕對心有戚戚焉。

21歲那年，陳天璽跟父母從日本出境去菲律賓參加華僑聚會，回程臨時決定入境台灣，原本就是台灣人的父母可以入關，但在日本出生的她，被查驗官告知，沒有事先在日本申請「回台加簽」，必須立即遣返日本。事後得知，雖然她是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僑胞，但沒有台灣身分證和戶籍，也沒有長期居留的事實，遂被視為「外國人」。然而遣返日本後，她再度被拒入境，明明家住橫濱，為何會這樣？

我們來到日本橫濱，聆聽陳天璽回憶當年窘況：「海關說我的『再入國許可』逾期了還跑出境，所以無法再入境，我傻在原地，不知何去何從，台灣進不去，日本也回不去，剎那間感覺自己像是灰塵似的。」前無循例，海關人員不得已，讓她花費3,000日圓，以出境當天日期申請「單次再入國許可」才放行。

從這一天開始，「回台灣」和「回日本」對她而言變得格格不入，「既不是台灣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到底是誰？」陳天璽的中文摻雜日式及美式口音，不是純正台灣腔，也不是大陸腔，正如她曖昧的身分。

46歲的陳天璽，是早稻田大學國際教育學系教授，致力研究國界與國籍、華僑、移民、少數族群等。父母都是台灣人，移居日本橫濱後生下她，沒想到出生一年後到32歲前，她的身分註記一直是：無國籍。

故事得從上一代說起。陳天璽的父親陳福坡、母親陳詹佩筠出身黑龍江和湖南，1949年國共分裂，輾轉逃難來台，成為第一代外省人。1956年，陳福坡報考公費留學，陸續攻讀明治大學碩士班、東京大學博士班，其間為了方便，把妻小接去日本，在橫濱中華街經營菓子店、咖啡店，最後開了間中華料理店，迄今30多年。

中華街，是陳天璽從小到大最熟悉的地方，婚後，她和丈夫、小孩也生活在這裡。上面2個姊姊、3個哥哥都是在台灣出生，唯獨她是1971年誕生於橫濱。隔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中日聯合聲明》，聲明中日建交，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間接否認中華民國，因此，有超過2萬名華僑被迫放棄中華民國國籍，在歸化日本或入籍中國的選項裡二擇一，少部分人比如陳氏一家子，在放棄中華民國國籍之後，自願登錄為「無國籍」。

我們在中華街採訪了96歲的陳福坡，他說：「當時大陸有文化大革命，鬥爭啊，很恐怖，尤其海外華僑是共產黨鬥爭對象，我不願意入中國籍。我內人的父親在台灣是軍人，對日本有仇恨心態，她堅決不入日本籍，而且歷史上中國人曾受日本人欺壓，我雖留學日本，但也不想當日本人。」

人在異鄉多憂患，父母親很早就送陳天璽去讀美國學校、日本學校、橫濱中華學院，讓她精通三國語言。小一時，她偶然在圖書館翻閱中日戰爭史料集，「日軍把綁辮子的中國人埋在地上，剩頭露出來，用槍和刀指著嘲笑，我嚇了一跳，哭著跑回家質問爸爸：『為什麼把我生在跟中國人為敵的國家？』爸爸抱著我說：『生活在這裡，是為了要超越歷史。』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國家與身分之間的矛盾。」

邊聊著，我們邊隨陳天璽步行到橫濱中華學院，適逢創校120週年，她踏上似曾相識的長廊，坐進當年上課的教室，發出歎息：「桌椅好矮呀，我竟然都坐不下了！」

日後成為學者的陳天璽，在書裡回顧：「由於我與生俱來的中國人身分，讓我對中國有歸屬感，而面對生育養育我、每天生活且熟悉的日本，我卻感到情緒複雜。在我周遭，這2個國家的人民曾經彼此憎恨，我對如此悲慘的歷史感到悲傷，而且打從心底不願相信，我不禁懷疑自己真的能夠克服這些問題嗎？」

身分一旦啟蒙，總感覺無處容身。她進入日本高中，因為中英文太流利而成為異類；大學畢業去香港留學，「大家把我當日本來的人，誇我中文講真好，我竟連在華人圈也找不到歸屬。過幾年去美國留學，心想這是開放的移民國家，應該不需要區分多數、少數族群吧，沒想到被人問Where are you from？我講不清楚。I'm from Japan，但不是日本人。I'm from China，可是對中國文化不了解。I'm from Taiwan，又跟真正的台灣留學生不一樣。」

直到讀了筑波大學國際關係博士班，撰寫學位論文《海外華人──華商的網絡與認同》，她學習客觀看待自己曖昧的身分。1999年，她成為哈佛大學訪問研究員，正式把「無國籍」納入研究重心，還買來一台攝影機採訪爸爸，釐清箇中細故。

求學過程，她數次因身分特殊與獎學金失之交臂。留學紐約，去聯合國總部面試「難民人權與教育支援」職缺，也遭到無情否決，「對方問我是中國人嗎？我說是台裔日本人，沒有中國護照，他說Sorry，台灣不是聯合國成員。聯合國不是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嗎？竟然包容不了無國籍者，我幻滅望著聯合國的旗子在眼前飄啊飄，唉，原來現實社會這麼殘酷！」她說：「被居住的國家說NO、被出生的國家說NO、還被父母的國家說NO，無論何處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不承認你這個人』，我想任誰都會失去冷靜看待的個性。」

「我是無國籍，所以很想去採訪各地的無國籍者做田野調查，但每次行前申請簽證的手續很繁複，有時候根本不能成行，怎麼說呢？很無奈。國籍真的這麼重要嗎？那我乾脆試試看，把自己當研究對象。」明明是陳年往事，說這話時，她眉頭緊皺，沉重的無奈感又回來了。

2002年，在考量就業問題的前提下，朋友陪她帶著攝影機，到橫濱市法務局國籍課拍下申請歸化的過程，接著歷時8個月審查，2003年，正式擺脫無國籍身分。慶幸之餘，也付出了代價。

「我們家教很傳統，父親能理解我苦衷，但母親重視倫理道德，很不高興，每次跟她解釋，她總像耳邊風冷冷回我：『好了那就算了，妳要入就入吧！』也不罵，跟我冷戰了1年多。」入籍隔年，她竟又不顧母親反對，跟一位日本的媒體人交往，「我之前交過東南亞華人，她也不願意，我不知怎樣才好，那一次想說不管了。我正好申請一筆獎學金去義大利做研究，認識了我先生，後來懷孕快要生了，就在當地結婚。我託一位梵蒂岡的日裔樞機主教打電話給我父母，母親聽了很生氣，回來照樣不講話、不理我。」一談到母親，她情緒波動，有點莫名。

陳天璽的兒子陳天啟今年12歲，也就讀橫濱中華學院，「如果不讓他了解自己是誰，到某階段一定會煩惱自己跟人家不一樣，卻說不出不一樣在哪。他在學校用日文名字，括號陳天啟，因為他跟我先生同一戶籍，我想堅持陳天璽這個姓名，所以自己一個戶籍（註：日本同一戶籍必須冠夫或妻姓）。我想讓更多日本人知道，擁有日本籍未必就是所謂的大和民族。國籍定義過時了，應該刷新思考，不應該再拿國籍來框限人，我就是我，不管如何框限，我可以fit in，也可以不要fit in。」口吻流露出堅定。

據日本法務省民事局統計，1971年的無國籍人士約930多人，74年激增至9,200多人。日本《國籍法》修訂後，生父或生母具有日本國籍，為入籍必要條件，無國籍者彼此在日本生下孩子，也可以取得日本籍。陳天璽說：「近年在日本的無國籍人數減少至600多人，可還有很多事實上的無國籍者，他們在日本的『外國人登錄證』上寫的是，比如說菲律賓或越南，可是該地卻不承認其國籍，他們如果在日本生孩子，自然被登錄成外國籍，實際上卻是沒有國籍承認的狀況，成了惡性循環。」

80年代泡沫經濟初期，菲律賓或泰國有許多女性持短期表演簽證，赴日本的俱樂部陪酒，與日本男性交流比例爆增，有的非法入境或逾期居留，產下許多「無國籍」兒童。2003年，陳天璽加入NGO團體「DAWN」（協助女性自立的網絡）主辦的菲律賓學習團，協助外籍女性自立，也替小孩協尋生父或取得國籍，還安排這些人成立劇團在日本公演。

正因深受其苦，陳天璽對其他被孤立、歧視的無國籍者，多了分同理心。在二姊陳志環眼中，么妹十分好勝，考試沒考第一名就會哭，「有時因為身分特殊申請不到獎學金，我們想說算了，但她把悲憤化為力量，不只為自己，也幫其他無國籍者爭取平等權利。她一路拚到博士，又去哈佛、UCLA做研究，從沒伸手跟家裡拿錢。」她出國採訪，發表許多無國籍相關的論文，也籌辦學術研討會，引發世人關注。2009年，她號召成立NGO團體「無國籍網絡」，讓相同處境之人，有合理管道求援。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實例？

她說，有個日本男士想跟泰國女士通婚，每年飛去泰國見她，後來發現她是無國籍，在當地沒有身分證，無法辦手續。「我們結合二國律師和學者出力，才發現她從小被媽媽寄養給村莊老人，媽媽沒回來，老人只好養育她，也沒讓她求學，長大後，她認識了常到當地出差的他。我們想方設法先讓他們在泰國完婚，孩子快出生時，再帶她去日本駐泰大使館辦旅行簽證，以無國籍身分赴日。後來她孩子順利取得日本籍，過陣子等她條件齊滿，也能順利入籍。」

還有個故事是，BUI先生受困無國籍身分14年，雙親在法越戰爭中從越南逃難到泰國生下他，17歲時，他持假護照非法入境日本，日本政府想強制遣返，不料泰國和越南政府都拒絕，於是他被收容在日本，認識了教日語的志工光小姐，2人情投意合，想結婚但不順利。陳天璽對於無國籍者被當皮球丟來丟去的處境感同身受，陪伴他們在政府機關奔走：「沒有必要因為無國籍就感到自卑，我希望可以把BUI先生從那恐懼之中拯救出來，我希望賦予他自信，讓他覺得即使是無國籍也可以抬頭挺胸地活下去。」後來他始終沒有取得國籍，但提出承諾書，發誓沒有結過婚，才終於和她結婚。

陳天璽幾度肉搏不近人情的法令高牆，試圖敲出一道縫隙，在隙中尋求容身。她說，人的寄託不在充滿矛盾的國家和制度，而是在於滿滿的愛。

採訪隔天，陳天璽帶我們去逛橫濱港的山下公園，這裡是她和母親散步的地方，「母親常說，錢不管有多少都會花光，但知識別人偷不走，叫我要好好讀書。她很嚴，但很疼我，小時候一起洗澡，我們會比賽算數，是她培養我對知識學習的興趣。」又說：「她最關心我的作息，每天問我吃飯了沒、睡覺了沒？我們全家人都住在同一棟大樓，關係很緊密，兒子早晨上學前，會去跟爺爺奶奶請安。」

不過今年2月，母親生病過世了。陳天璽說：「喪禮那天，我一個人走來公園，隱約聞到她身上的香味，忍不住就哭了。」語畢，她哽咽，眼淚一顆顆滑落在臉頰。港邊一陣微風吹過，想必她又聞到熟悉的香味，或許是母親從遠方捎來了信息。母親一輩子死守著無國籍身分，那個遠方，想必是沒有國籍困擾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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