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抗疫十七年 SARS到武漢肺炎 台灣的那時此刻

李振豪曾芷筠李桐豪陳昌遠陳虹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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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17年,台灣沒忘記SARS的教訓。圖左1至左3分別為2003年SARS肆虐期間,和平醫院封院場景;其餘為武漢肺炎期間,台灣醫護、社會繃緊神經,力抗疫情。
時隔17年,台灣沒忘記SARS的教訓。圖左1至左3分別為2003年SARS肆虐期間,和平醫院封院場景;其餘為武漢肺炎期間,台灣醫護、社會繃緊神經,力抗疫情。

武漢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台灣感染確診數約200人,台灣人沒有忘記,17年前發生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據衛福部疾管署資料,當時造成全台346名確診病例、73人死亡。副總統陳建仁近日指出,SARS對台灣的公共衛生而言,是很大的教訓,但台灣從教訓中學到了如何準備、因應新挑戰。

對抗武漢肺炎,台灣防疫表現近日受到各國盛讚,全球超過400篇國際媒體報導防疫成效,但國際媒體也許不知,這場「超前部署」,花了台灣17年。SARS對台灣而言,是艱難的一疫,亦是防疫戰重要的一役。我們訪問全台共11名現役醫護人員,其中10人有抗煞經驗,目前仍在抗疫前線作戰;更有4人當年就在疫症的風暴核心:和平醫院。從醫護的生命經驗出發,他們打開封住的回憶,談那場逐漸被淡忘的集體記憶、集體教訓,以及如今的時疫大戰。

2003年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染煞過世,成了全台首位因SARS殉職的醫療人員。時任和平醫院護理師黃露萩聞訊,不敢告訴同事,「大家來問我,靜秋阿長發生什麼事?我真的不知道該不該講……」

時隔17年,許多當年任職和平醫院的醫護仍記得「阿長」陳靜秋。(翻攝自網路)
時隔17年,許多當年任職和平醫院的醫護仍記得「阿長」陳靜秋。(翻攝自網路)

遇SARS死者 往生就火化

但黃露萩知道,自己有幾句該講的話。其時和平醫院已封院1週,院內各單位抽籤,決定誰該前來收治重症者的B棟支援,黃露萩曾看到幾個剛畢業不久的護理師坐在床上哭。黃露萩不動聲色,打電話讓家人送一袋衣服進來,順道近況:「我在A棟,不要擔心。」但隨即洩了底,「我拜託爸媽照顧我小孩,我有2個小孩,最小的才1歲……」還是不放心,大夜班時,她悄悄關起辦公室的門,打給老公:「我知道往生的人就直接火化,家人不會再見到(遺體)。小孩還小,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著出去。假設真的生病,你可能再也見不到我。我的爸媽、小孩,就麻煩你了。」

黃露萩現在於和平醫院擔任督導,訓練新進護理師進入負壓隔離病房的作業流程,也傳承當年的抗煞經驗。
黃露萩現在於和平醫院擔任督導,訓練新進護理師進入負壓隔離病房的作業流程,也傳承當年的抗煞經驗。

和平醫院封院不久,SARS病毒也穿越地域來到南部。

當時在高雄某醫學中心級醫院擔任內科護理師的趙月虹(化名)不記得確切日期,只記得4月24日和平封院後不久,某天早上9點多接到護理長電話,她被抽中要去照顧SARS病患。

那年她32歲,得過優良護理人員獎,3個孩子還小,婆婆哭著求她辭職:「撿回收來吃也夠,小孩沒人顧怎麼辦?」她還是準備盥洗用品,趕下午4點小夜班。先生載她到醫院門口,猶豫說:「還是不要進去,回家好了。」她沒逃走,交代先生要定時幫孩子看功課、簽聯絡簿,便上陣去了。

趙月虹記得,那時各科抽出一名護理師,有的來自婦產科、外科,根本不知怎麼穿脫防護衣,臨陣才學。「第一例SARS病患是外院轉過來,發燒、咳嗽,X光一照,肺部整個白掉,50多歲女性,晚上緊急插管,隔天就走了。棺材直接進病房,裝3層屍袋,每層都灑漂白水,裝棺推出去直接火化,死亡證明上寫的是肺炎跟敗血性休克或多重器官感染。」她的語氣平淡,「我感覺生命怎麼這麼沒價值,一般死者會有遺體護理,有往生室的人來接,乾乾淨淨地走。」

趙月虹曾照顧過SARS病患,當時因為恐慌,不知道防護到底確不確實。
趙月虹曾照顧過SARS病患,當時因為恐慌,不知道防護到底確不確實。

第二例,20多歲的板金噴漆工人,「他早上走著進來的喔!發燒、咳嗽一個禮拜沒好,自己來急診,咽喉篩檢後就確診了。他進隔離病房後還可以走動、講話、鋪棉被。晚上開始喘,氧濃度一直下降,只好call麻醉科來插管,隔天就走了。」「也不知道感染源,那時台灣還不熟悉找感染源…人走了,我通知家屬,家屬也很驚訝,但也只能去往生室、找醫生開診斷書。病人往生,我都會在心裡說:『你病好了,請安心地走,家裡的事我們會跟你家屬講,請放心。』」這些人直接被火化,家屬看不到最後一面,趙月虹說:「我是唯一的見證者。」

這批醫護見證了死,也見證了生死之間,那塊隨時可能有人墜落的危險地帶。稍不留意,他們可能就跟著病患墜落,從人間掉進枉死城。

2003年5月6日,台灣第1位因SARS殉職的醫療人員陳靜秋追思會在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舉行,各界前往默哀致意。(中央社)
2003年5月6日,台灣第1位因SARS殉職的醫療人員陳靜秋追思會在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舉行,各界前往默哀致意。(中央社)

醫護也染煞 多留後遺症

趙月虹照顧的第三例,是一名不到30歲的風濕免疫科醫師。第四例是胸腔科主治醫師,他們一起幫該院的第一例病患插管。她回憶:「當時不知道是SARS病患,醫生只戴手套和醫療口罩,插管時病毒很多,一插到氣管,飛沫從管子整個噴出來,一邊插管一邊抽痰,而且醫生正對著病患的頭和嘴巴,距離很近。」趙月虹護理過的2位醫師後來康復,至今仍和她在同一家醫院工作,她再也沒有提起當年的事,但默默觀察:「後來那個風濕免疫科的醫生有骨質疏鬆,走路有一點怪怪的,可能因為當時打太多免疫球蛋白製劑,副作用是有一些合併症。胸腔科醫師那時重症插管,但癒後很好,沒什麼後遺症。」

而在SARS重災區和平醫院,當年封院前,護理師鄭鈺郿照顧在和平醫院內染病的劉姓洗衣工,之後發燒不退。封院前2天,陸續有醫護傳出身體不適,很多人都發燒了,「包括陳靜秋護理長,全部被叫去照X光。」鄭鈺郿的X光片顯示肺部發白,呼吸愈來愈喘,被收治進和平B8病房,當時一片混亂,最後因為沒人進和平醫院B棟照顧了,她只能自己給自己打藥,外部訊息紛亂,「那時還不知道這麼嚴重。我不知死活,不知道自己是得SARS,後來被轉到新光醫院,獲得較好的照顧。」鄭鈺郿說,媽媽因為照顧她,也染上SARS,同樣被轉到新光。

鄭鈺郿當年是SARS確診患者,留下後遺症。疫情結束後醫院給予心理輔導服務,她也未使用,她說:「我說我不用,往前看就好。」
鄭鈺郿當年是SARS確診患者,留下後遺症。疫情結束後醫院給予心理輔導服務,她也未使用,她說:「我說我不用,往前看就好。」

染煞有多痛苦?鄭鈺郿說,當時她的肺部纖維化,一度缺氧到手指、嘴脣都呈紫色,就連下床走路都要吸氧氣。呼吸太困難,她喘到最後,把自己喘成了氣胸。高劑量類固醇給她帶來後遺症,肺病好了之後,發現自己髖關節都壞了。那年她23歲,4年後,她換掉右側髖關節,再過3年,左側的髖關節也換掉了。

時任仁愛醫院副院長、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副總院長璩大成當時緊急支援和平醫院,他比喻所見同事猶如「死守四行倉庫」,守著幾間病房。璩大成在結束封院的隔離期間發燒昏倒,被確診感染SARS,我們問起這事,他仍不願回想諸多細節,只說隔離期間讓人失去時空感,且帶來無限焦慮。當時死守和平醫院急診室的急診主任張裕泰教他抗焦慮方式,竟是在房內打坐,「在百般焦慮狀況下,我就打坐,眼觀鼻,鼻觀心,土法煉鋼。」

璩大成在隔離期間焦慮過度,同事教他打坐,沉澱心情。
璩大成在隔離期間焦慮過度,同事教他打坐,沉澱心情。

「我記得那一天是禮拜五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聽到車上廣播說陳靜秋護理長死掉,我哭了。」陳秀丹是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內科加護病房主任,2003年曾獲頒治療SARS有功個人獎,她談及令她至今深刻的那天,「同時在那一天,我進署立宜蘭醫院(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前身)隔離病房照顧疑似病患,在跟病人講話的某一個剎那,突然發現我的N95口罩沒有戴好,漏氣了,我的心都涼了。我們家有佛堂,那個晚上我跟觀世音菩薩說,我心裡難過。」她解釋,難過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害怕我門診的病人會因為我,過得提心吊膽。我還有小孩,如果我死了,他們才小學,等於是我這個做媽媽的責任沒有完成。」

奇美醫院加護醫學部主治醫師陳志金當時服務於台大醫院胸腔科,2003年3月初,台大出現全台第一起SARS確診病例,勤姓台商、太太、兒子陸續確診,隨後一名醫師也在替病患插管時被感染。他說,台大院內感染爆發,胸腔科立刻取消所有會議,中午不能一起吃飯、院方要求醫護不要聚在辦公室交談。「我們當時胸腔科醫師二人一組,每天看發燒病人的肺部X光,觀察白色陰影的發展,有病患喘到氣體從氣管跑到皮膚下變成皮下氣腫,(皮膚)摸起來像氣泡紙。」

併發症迅猛 憂搶救不及

2003年5月12日,台大醫院關閉急診,全院停擺,只剩胸腔科、感染科繼續上班。陳志金記得沒開燈的走廊像死城一樣空蕩陰暗,院長每天固定廣播是安定人心的來源。他睡在醫院會議室地板,當時很困擾的事情是,病人隔離在2道門的病房後,「情況變差、要插管了,你怎麼知道?發現情況嚴重,進去要穿防護衣,5到10分鐘(之後)可能就來不及急救了。後來,病人再有下一個枉死病患。

陳志金是馬來西亞人,受訪時,他從紙袋裡拿出一個7502防毒面具、P100濾棉、護目鏡與面罩,慎重地說:「我藏了17年,SARS時口罩都缺貨,現在放在書房架子上,每年拿出來看。」當時醫護與民眾搶口罩,這組防毒面具是在馬來西亞的親人特地寄過來的。

陳志金戴著SARS時使用的防毒面具,當年口罩缺貨,是馬來西亞親人特地寄來,濾棉則用漂白水清洗之後再重複使用。
陳志金戴著SARS時使用的防毒面具,當年口罩缺貨,是馬來西亞親人特地寄來,濾棉則用漂白水清洗之後再重複使用。

時間回到台大出現第一起SARS確診病例那一天,「一開始真的懵懵懂懂,以前只戴N95,頭套、隔離衣都沒有。直到勤姓台商的太太插管時,已經有整套兔寶寶裝,我們還上網去查怎麼穿脫、清潔人員怎麼用漂白水擦拭,才開始訂下標準。」他回憶,當時疫調、感染控制的能力還很弱,醫生只有N95口罩,後來要幫病患做插管時,才有全套防護。

院內寫日記 當成是遺言

醫護面對的隔離,不僅僅是物理上的隔離,還有可能是天人兩隔。比如林秉鴻,當年甚至寫了遺言。2013年4月24日中午,和平醫院住院醫師林秉鴻在家裡接到院方召回的電話。電話那頭說:「你要回來照顧病人,不回來要罰6萬元。」醫院給你多少時間?「立刻!馬上!」他說:「我1個小時就到了。」

當然不是為了省那6萬元。彼時在兒科急診擔任醫師的他,發現感染源就是從急診室出去的,「但我在那邊看診1個月以上了…所以我是為了保護家人,我如果不回去(醫院)的話,就要去找旅館。」他在和平被封住的院內,整整10天與世隔絕,只能寫日記每天報信。隔絕的日子,沒有一天睡好,「我是睡健保房,6個人一間,簾子拉起來,在病房裡面做隔離。因為沒有空調,很熱,戴著N95睡覺,早上起來,才發現口罩掉到床底下了。」17年來,他再也走不進去和平醫院,偶爾仍做著睡到一半口罩掉落的夢。那些日記仍留在網路上,像是這場疫情最初的碑文。他告訴我們:「那時是真的當成遺言在寫。」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桃園機場近日出現大批返國民眾,許多人全副武裝返台,除了口罩,還穿上全套防護衣、戴上護目鏡。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桃園機場近日出現大批返國民眾,許多人全副武裝返台,除了口罩,還穿上全套防護衣、戴上護目鏡。

遺言的內容,或可簡述為孤島紀實,雖然這孤島的意象絕不僅止於他的日記內容。孤島有層次之分,首先,台灣是國際的孤島,加入不了世界衛生組織;再者,和平醫院在台灣也被視為疫情重大災區,林秉鴻舉例:那時和平院內病人一度有機會被分流送到新竹署立醫院,結果車子到門口,當時的新竹市長林政則就出現了,率眾以車輛擋住急診室通道,「所以根本沒辦法解決和平封院的狀態啊。」

2003年,因SARS疫情台北市和平醫院封院,被隔離的病患家屬在窗外拉布條抗議院方隱瞞疫情。(中央社)
2003年,因SARS疫情台北市和平醫院封院,被隔離的病患家屬在窗外拉布條抗議院方隱瞞疫情。(中央社)

出院被歧視 鄰居閃躲她

最後,是院內的人,也為防疫而保持距離。同桌吃飯就是「很NG的行為」,露出口鼻時大家就各自躲開。體溫定時量,林秉鴻曾聽聞有清潔工因害怕而吃退燒藥壓制發燒。他同時透過新聞放送,看著這一切混亂,覺得像是末日。

當隔離結束,醫護從末日逃回現世,卻大多逃不了歧視。

林秉鴻說,和平醫院封院前日就協助大多數病患轉院,剩下未轉的,簡直是和平之友。圖為大批醫護在封院時照顧早產兒。對比今日的防護規格,圖中可見當時醫護身上的防護裝束仍相當簡陋。(林秉鴻提供)
林秉鴻說,和平醫院封院前日就協助大多數病患轉院,剩下未轉的,簡直是和平之友。圖為大批醫護在封院時照顧早產兒。對比今日的防護規格,圖中可見當時醫護身上的防護裝束仍相當簡陋。(林秉鴻提供)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副主任郭淑柳,當時服務於國泰醫院負壓隔離病房,身為醫護,其時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需要大量支援,國泰索性把整個7樓改成負壓病房,5樓成為醫護人員的隔離住所。她匆匆入院,以為是短期旅行,結果是長期抗戰。

從4月到7月,春天到夏天,郭淑柳就這樣和20幾位護理同仁被放在醫院臨時隔出的空間裡。當時的醫療體系崩毀了嗎?「算是吧。3層樓說封就封,大家也不敢看病。」心理上的隔離最令人難受,院外平時做醫護人員生意的店家得知醫院收治SARS病患,竟拉出白布條抗議,覺得醫護都在散播病毒。不甘心嗎?「有一點點,但你會知道,他們是非常恐懼的。」

受訪的醫護大抵有這樣的經驗。黃露萩的外甥女曾對她說:「舅媽,我好朋友都不跟我玩了。」小女孩的同學盛傳:「她舅媽在和平醫院工作。」大疫過去了,她卻沒朋友了。黃露萩回憶,有同事一回家,發現整棟鄰居每戶門口都放電風扇,對外吹,還有人直接把風扇對準同事家的門。

郭淑柳當年在國泰照護染煞病人,曾戴著P100口罩,在病房內用力唸出家屬寫給病人的卡片內容。她說:「你很清楚,病人在裡面是很孤單的。其實想起來還蠻感動的,因為我們沒有一堂課教過這個。我想這就叫專業吧。」
郭淑柳當年在國泰照護染煞病人,曾戴著P100口罩,在病房內用力唸出家屬寫給病人的卡片內容。她說:「你很清楚,病人在裡面是很孤單的。其實想起來還蠻感動的,因為我們沒有一堂課教過這個。我想這就叫專業吧。」

染煞的鄭鈺郿撿回一命,從新光出院後,還是要回診,她都穿著防護衣。每回救護車來接她,抬起頭,「就會看到鄰居全都站在陽台看。可是你心裡知道情有可原,那個無知恐懼…我們必須知道,他們的害怕是正常的。因為人性就是這樣嘛。」

趙月虹結束照顧SARS病患後,她在家中隔離,天天有里長、衛生局、警察用監視器確認,或親自登門按鈴,但這些人一走到樓梯口就止步,沒人願意靠近她家。她每個月拿給公公月俸26000元,讀幼稚園的女兒悄悄說:「阿公用酒精一張張擦拭鈔票。」

國際處境尷尬,台灣在防疫關口也難以擺脫被遺棄的宿命。台灣一直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問璩大成,抗煞當下,有感受到被世界遺棄嗎?他不談當年,但樂觀表示:「我們從自己歷史教訓逐步擴充能量。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要救啊。」「很顯然,我們(現在)建置的這些機制,都不是跟WHO學的嘛。」

五防線演練 永遠在築牆

他舉例:「SARS之後的防疫生態確實被改變,例如疾管署制訂的5大防線:境外阻絕、邊境管制、社區防疫、醫療體系保全、個人與家庭防護,我們一直在做。」

璩大成提及幾個武漢肺炎重災區,「垮掉的國家,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醫院垮了,甚至醫院比外面還慘。」他說相關單位花了非常多心血,持續投入保全醫療的能量,包括設置防疫專責醫院,進行院內的感控訓練,「每年不管有沒有疫情,都要啟動一個(訓練)循環。」防疫總在預防萬一,事實上,衛福部甚至早在9年前就演練過「伊波拉病毒」入侵的沙盤推演。至於社區安全和個人、家庭防護,他說那像一道「馬其頓防線」:「我們永遠都在想,怎樣把那圍牆蓋好?我們永遠在築那一道牆。」

林秉鴻對武漢肺炎疫情十分謹慎,說這次是17年來最緊張的一次。歷經封院,他至今仍無法走入和平醫院,偶爾還是會夢到自己睡到一半,口罩卻掉了。
林秉鴻對武漢肺炎疫情十分謹慎,說這次是17年來最緊張的一次。歷經封院,他至今仍無法走入和平醫院,偶爾還是會夢到自己睡到一半,口罩卻掉了。

郭淑柳坦言,SARS讓大家學了教訓,發展出更全面的衛教,如今民眾有洗手的自覺,醫院更步步為營。她說:「那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發現我們對疾病如此無知、發現我們無法阻擋新興疾病出現。」她有同學在SARS後決定轉職,只因「意識到這是高風險行業」,她說同學當時可能沒獲得足夠保護、資訊又太亂,「所以我說知識要累積,才能降低恐懼。17年前會那麼恐懼就是因為無知,因為你不知道會面對怎樣的狀況。」

感控被重視 疫調下功夫

陳秀丹也說,SARS經驗太痛,在此之後,台灣的醫療體制改變了。「在SARS之後,台灣開始重視感染科醫師的價值。台灣醫院採取PPF制度(Proportional Physician Fee),醫生做了多少點值,醫院會分紅給你。醫生底薪很少,像我公務人員,底薪5萬多元吧,就是做愈多,領愈多;但感染科醫師,真的沒有什麼產值,是不被重視的。」但SARS過後,她觀察,不管大醫院或小醫院,只要醫院床數到某個層級,院方就必須聘1個專門的感染科醫師,變成保障薪資。此外,感染控制也變成醫院評鑑的必備項目—「感控沒過,一切(評鑑)都沒過了。」

此外,陳秀丹說,SARS之後,台灣建立更嚴謹的疫情追蹤,下功夫做疫調,強調資訊的透明化—這些,都是防疫戰打到今天,台灣沒有失分的關鍵。時疫中最怕失控的是人性,「我們之所以恐慌,是因為不知道實情,聽別人亂講一通。」她補充:「杜絕假新聞也非常重要,民心需要安定的力量。」

葉欣婷在和平醫院負壓隔離病房照顧確診患者,強調做好防護就不用擔心。
葉欣婷在和平醫院負壓隔離病房照顧確診患者,強調做好防護就不用擔心。

安定需要整個社會的長期耕耘。在和平醫院感染科服務4年多的護理師葉欣婷如今負責照顧武漢肺炎病人,她說不怕病毒來勢洶洶:「爸媽沒反對,先生也很支持,我防護做得很好,為什麼要擔心?」

SARS那年,葉欣婷才國小2年級,護專畢業後進入和平醫院感染科。她說,和平醫院感染科每年進行2次全套感染控制教育訓練、防護衣穿脫演練,如今她已熟練到可在5分鐘內穿好全套兔寶寶裝、腳套、髮網、口罩、護目鏡、防護面罩,外面再罩上防水隔離衣,像準確拿捏上膛手感的槍手。她說,萬一真的緊張到腦袋一片空白,隔離病房、前室、緩衝區、走廊牆壁上都貼著彩色流程圖,同事互相提醒、確認,不怕漏了任何1個步驟。

葉欣婷工作情緒非常鎮定,從急診把病患接上來病房,到問完旅遊史、打完報告,她說目前的護病比是1:1到1:3,人力相對有餘裕,「病患一定會擔心,一直追問檢疫結果什麼時候出來?我們會安慰說24小時後才會出來。」除了進病房,其餘時間,她在護理站監看生命徵象數值,有困難的地方嗎?她大笑:「英文不行!有些是外國人或國際學生,還有從歐洲回來的,只好用手機翻譯軟體問他今天哪裡不舒服?1到10分,疼痛是幾分?」

我們到和平負壓隔離病房外的緩衝區看護理師準備前置作業,牆上除了有流程確認圖片,進入病房前還要用鏡子自我檢查,再和同仁彼此確認。
我們到和平負壓隔離病房外的緩衝區看護理師準備前置作業,牆上除了有流程確認圖片,進入病房前還要用鏡子自我檢查,再和同仁彼此確認。

部署17年 深入心靈面

17年來建制起的訓練系統和SOP,讓護理師有強大後盾。問她接到要照顧確診病患的電話會緊張嗎?她很平淡:「沒有欸…就這樣。12月聽說中國有肺炎,國內還沒有個案,那時我們就開始規劃哪幾間病房要收治病例,一再repeat教育訓練、3級採檢密封包裝,所以完全不害怕。」這17年之中,和平醫院感染科大多收治肺結核、疥瘡、愛滋病患者,這次遇上武漢肺炎,醫院很早就開始部署。

不若當年護理師的驚恐,如今的護理可以細緻深入病患生活及精神上的需要。SARS時任仁愛院區護理師、現任和平院區護理主任劉翠瑤說:「我們會鼓勵家人、朋友跟病患視訊,也會找他們感興趣的話題聊天。有些人一下飛機就住院,我們有社工關懷包,包括藍白拖、牙刷牙膏、毛巾,因為他們兩手空空來,一進來就不能出去。」

劉翠瑤(左)是和平醫院護理主任,除了感染控制、防護衣穿脫,也關心一線護理師的身心狀態適不適合進負壓隔離病房。
劉翠瑤(左)是和平醫院護理主任,除了感染控制、防護衣穿脫,也關心一線護理師的身心狀態適不適合進負壓隔離病房。

關懷也觸及心靈層面,劉翠瑤說,社工也會找聖經、佛書,為病患做靈性照顧。「有個鑽石公主號的長輩是疑似病例,住院天數蠻長,心情很差,後來我們發現他喜歡旅遊,每次進去都請他講一個旅遊故事,阿姆斯特丹紅燈區可以講20分鐘。他本來DNR(放棄急救)都簽好了,後來有心情講故事。」有醫護告訴我們,相較於SARS當年,有病患因遭隔離、沒安全感,因而出現退化、妄想有人加害、甚至無法控制大小便,如今病房護理細緻程度,確實「今非昔比」。

璩大成說:「大家常問,和平(當年的醫護)還剩下多少?我很清楚跟你講,老將代謝掉了一半,剩下50%。反過來講,我們有50%年輕人。他們對這樣的狀況還會是處於不確定、害怕的狀態。所以,人性的關懷和防疫是一樣重要。」

面對一無所知的疫病,陳秀丹如今仍是邊做邊學。這次,她一樣在醫療最前線,問她武漢肺炎和SARS的可怕之處在哪裡?「非典型肺炎(SARS)來得快,你今天看到病人的肺X光片是好好的,可能明天就整個肺完全白掉了。武漢肺炎也很快,一開始只是輕症,今天都好好的,明天就喘起來了。我們也看到一些錄影畫面,一個人在路上走,走著走著就突然倒地。但有些人就是喉嚨痛、拉肚子、頭痛,跟流感類似。所以國外有人擔心,武漢肺炎病毒會不會流感化?」

陳秀丹對台灣有信心,但也呼籲政府藉機為台灣的健保制度好好健檢,「台灣健保全世界都羨慕,保費低品質高,是壓榨醫護人員的結果。」
陳秀丹對台灣有信心,但也呼籲政府藉機為台灣的健保制度好好健檢,「台灣健保全世界都羨慕,保費低品質高,是壓榨醫護人員的結果。」

不依賴WHO 這次靠自己

陳志金則因SARS太慘痛,自去年12月香港媒體傳出中國湖北華南海鮮市場有不明肺炎,就開始關注後續發展,還取名該病縮寫為「WARS(取武漢英文拼音Wuhan第一個字母+比照SARS的命名法,也意味這是一場大規模戰爭)」,至今仍被部分國際媒體引用。

「因為我們當初的經驗就是這樣啊,12月底在中國醞釀了一段時間,我們完全被蒙在鼓裡,一進來就擋不住啦!我們學到的就是沒有WHO的資訊,要自己找資料,SARS時靠美國CDC提供資訊和協助,包括病毒基因檢測。所以這次,我們完全不依賴WHO,從之前累積下來的先做。我們有過SARS經驗,知道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已不是當時的懵懂。」陳志金說。

當年有多懵懂?他想起SARS爆發時,中央政府曾下令若再爆發院內感染,醫院院長就要下台負責,造成隱匿危機;加上後期以獎勵作為誘因,反而增加檢疫負擔,大量陰性的通報,讓台灣成為WHO最後一個被除名的SARS疫區。彼時,也有害怕被隔離的其他病症嚴重患者因恐懼而延誤就醫,拖到血壓下降才送醫,「看到很多這樣枉死的事情,也有外科醫師不確定是不是確診病例,就先不開刀。現在比較不會這樣,有好的流程把關、各種情境演練,都是以前摸索之後留下的。」

黃勝堅說,預防疫情擴大為社區感染,北市聯醫已盤點人力,準備好185間單人病房、115位護理師,並紮實演練,以榮譽心保持士氣。
黃勝堅說,預防疫情擴大為社區感染,北市聯醫已盤點人力,準備好185間單人病房、115位護理師,並紮實演練,以榮譽心保持士氣。

對照國際處境弱勢,SARS爆發後直到4月中,國內氣氛正處於慶祝「3零」(零死亡、零社區感染、零輸出),準備在4月20日舉辦國際研討會,積極爭取加入WHO的機會,政治目的明顯,各醫院也感受到壓力,導致個案確診時間被延後。陳志金說,當時隱隱知道不妥,「因為已經有疑似病例,接下來就會爆發,果然開完會(國際研討會)隔幾天就爆發了,不該由不是醫療專業的人主導防疫。」

17年後的事,大家正在親歷,陳志金說:「目前很好的是指揮官是衛福部長,由醫療專業主導,中央也說要誠實,也不會責怪院內感染,責怪會讓人隱匿,有些人吃退燒藥、故意不說,就會進入社區(感染)。所以我說人性比病毒可怕。」

收疑似病患 當戰前操兵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說,接獲武漢肺炎的資訊是12月底,「我們經歷過SARS,碰到都會有一點…」他頓一下,沒說出「恐慌」2字。1月9日,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啟動第一次應變會議。「那個時候讓同仁恐慌的,是防疫物資夠嗎?一開始Focus在N95口罩,後來判斷外科口罩(需求量高),所以我們先買一些。」

目前,聯醫負壓病房連「疑似個案」也收治;黃勝堅說,璩大成與台北市長柯文哲都曾表示這未免「繃得太緊」,但他視為戰前演練,「把疑似個案當作確診操練,這樣子操練2個月,真有確診進來,我們也不害怕。」

我們近日在不同場合訪問數名和平醫護,業務職掌不同,但士氣一致高昂。其實黃露萩當年離開和平醫院,直到在國發院隔離結束,最怕聽到救護車聲,「那代表有其他房的同仁發燒,被送走了。」而17年過去,黃露萩如今升了督導,也接下和平院區A9的負壓隔離病房任務—她甚至沒跟家人討論,「我就覺得也是一個學習,或許我未來可以照顧更多的人。」

2側髖關節全換掉的鄭鈺郿則升護理長,前些日子,院內又有「徵求志願者」的照護需求,她帶的5人團隊一開始僅3人表示有意願加入戰隊,她分享自己當年的故事,年輕學妹說:「經歷過SARS的護理長都沒在怕了,我們怕什麼?」最後團隊成員全數投身新戰場,她十分感動。

黃露萩(右)和鄭鈺郿(左)在和平封院當下,雖然都在醫院裡,卻分別在A、B兩棟,分享的經驗截然不同,黃露萩對鄭鈺郿說:「像拼圖一樣,現在聽妳講,才知道當時我也有帶妳去照X光。」
黃露萩(右)和鄭鈺郿(左)在和平封院當下,雖然都在醫院裡,卻分別在A、B兩棟,分享的經驗截然不同,黃露萩對鄭鈺郿說:「像拼圖一樣,現在聽妳講,才知道當時我也有帶妳去照X光。」

守護和傳承 堅守自崗位

我們好奇17年來,家人難道沒勸過她們換工作?2人都說感謝家人支持才能走到今天。我們隨她們到負壓隔離病房外瞭解作業程序,護理師進入病房再加1件隔離衣,是真正的「全副武裝」,看行頭就知道風險不小,一般人難以想像,她們何以不怕?

至少沒有為難。我們請她們分享17年前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時,2人都沉默無語,片刻,黃露荻才說:「不知道怎麼說耶。其實很不希望談起那時的事,我們很多老同事,聚在一起難免會回想,但每次想起來還是很難過。面對生命…那時真的發病就見不到家人了,就走了。看到自己同仁生病和離開,」她又數了一次,「不要說病人,你說副主任、靜秋阿長、檢驗師、勤務阿姨、醫生、護理師…你看著自己夥伴走了,心裡很難過,真的很不想去回顧…」

到底是徹底改變了人生的1役。黃露萩在和平院區除了教學,做更多的是守護和傳承,「我和學妹講,我護理職涯28年,17年前遇到(SARS),我也不知道17年後會再遇到…好幾個學妹都是去年才剛畢業,就遇到武漢肺炎,我說這場戰役妳可以選擇離開,也可以休息一段時間,疫情過後再回護理臨床。」

「但妳也可以選擇留下來,」她告訴學妹,「留下來,妳的護理職涯、價值觀會完全不一樣,妳會更珍惜身邊的人。」

然而有些不一樣,終究無法轉化為正向的力量,永遠只能是遺憾而已。直到今年,她們仍會相約去探望過世的戰友。鄭鈺郿說:「每次去,就請祂們保佑大家。書記(殉職的和平醫院護理書記楊淑媜)喜歡喝咖啡,我們就帶咖啡;阿長(陳靜秋)喜歡吃辣的,就(買辣的)帶去…」說著,她的眼淚滑了下來。那是整場採訪,唯一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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