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國非之死番外篇】逃跑之後,圓夢之前

他們的面貌各自不同,故事卻極其相似。為了更好的生活,他們必須逃。

阮國非的哥哥、妹妹、同鄉玩伴,全都是逃逸外勞。在台灣,每13個外勞,就有1人逃跑。為什麼比例這麼高?為什麼明知道要背負躲警察、沒有身分的壓力,還是要以命相搏,孤注一擲?

過著地下非人生活,感覺是什麼?阮國非告別式上,阿俊(化名)告訴我:「就是每天都有一點害怕。」阿俊原先在台南布料工廠,受不了每月被苛扣薪資,決定逃跑,流浪到台北,又到新竹。「之前在台北工廠,左手中指被機台壓到爛掉,我自己去醫院,付了1萬5,休息了3個月。」

來台8年,逃跑6年,阿俊現在在建築工地做粗重的工作,1天工資1千5。「很辛苦啦!每天都曬太陽,從早上6點到晚上6點,都做台灣人不要做的工作,逃逸的都這樣。去年蔡英文上台後,被抓的人變多了,常常聽到誰誰誰被抓了。其實警察明白講,如果上面沒有說要專案業績,他們不會動我們。他們知道我們很辛苦,也知道我們住在哪裡,但是不動。」

工廠旁邊的鐵皮屋寮、鮮少人進出的老房子、城市夾縫的狹窄樓梯,顫巍巍地通往他們居住的地方,不被台灣人看見的地下社會。其實在那裡也沒做什麼,只是圖個睡覺、煮食、談天的地方。「沒有工作在家一定心情不好,但是也不敢出來,怕在馬路上不小心被攔,只能在家裡玩手機、睡覺,跟其他人打聽工作。」阿俊說。

回程飛機上,我們遇到即將踏上台灣打工、離鄉背井的越南年輕人。
回程飛機上,我們遇到即將踏上台灣打工、離鄉背井的越南年輕人。

一旦被抓到,只有遣返一途,逃跑是條無法回頭的不歸路。

我們在越南阮國非的家鄉遇到他的鄰居童年玩伴黃世美,在他們各自離開家鄉前,逢年過節總是一起打撲克牌、喝啤酒。黃世美2003年先到海上當漁工,船東是台灣人,其餘水手全是印尼、越南移工。仲介每月幫他寄400美元給家鄉的老母親,用這些錢蓋了新房。

如今我們做在他家聊起過去的海上生活。「我在海上,好想家,想家的時候哭一哭就好了。下午,其他人吃完飯睡覺,我在後面洗碗,看到太陽慢慢下來,我會哭。」在海上,他一天得工作18個小時,每天只睡2、3個小時。

2005年他結束2年合約回鄉,3年後,他選擇再次離鄉背井,到台北中和當印刷廠工,不料卻遇上2008年金融海嘯,工廠關門,無班可上,不得以只好逃跑。「我用假的結婚證件,應徵到台北市的義大利麵店,在廚房煮麵。」他有了新的假名「阿楊」,老闆對他很好,店裡還提供午、晚餐,下工後,他就回到饒河街夜市的便宜租屋處。講起過往的台灣生活,黃世美眼睛發亮,用破碎的中文說:「台灣檳榔好好吃,我喜歡喝金牌啤酒、吃大腸麵線、還有雞排……」

有一次,他在饒河街夜市吃東西時被警察盤查,他哀求:「我才剛來台灣,還沒賺到錢,拜託不要抓我。」警察於是放了他,但後來就沒這麼好運,他終究在廚房工作時被抓到,遣返回越南。

阮國非的妹妹阮氏草也於去年二度來台灣當看護。
阮國非的妹妹阮氏草也於去年二度來台灣當看護。

只是,早他一年被遣返的女友已經另嫁他人,黃世美至今36歲,仍然沒有結婚,在越南早已過了適婚年齡。黃世美傻傻地笑說:「有機會我還想去台灣賺錢,越南上班那麼累,我當建築工,在這邊1天工資台幣300塊,在台灣1,500,差好多喔!」

黃世美還是想來台灣。他家鄉年輕的妹妹,也想來台灣。問他會不會擔心妹妹獨自在台灣工作,黃世美說:「不要逃跑,逃跑問題很多。」

採訪結束,我們搭上從河內飛往台北的班機。機上有好幾張年輕的面孔,戴著棒球帽,揹著背包,併攏雙腿上規矩地放著一張護貝A4紙張,上面寫著:外勞姓名、中文姓名、雇用公司......。斗大的字體,將人簡化成一張名牌。

飛機落了地,他們即將前往僱主家,前往工作場所,他們會圓一個翻身美夢?還是受盡苛刻後不得以逃走呢?年輕的臉孔迎向未知,像泡沫,消失在人來人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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