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到中場,新局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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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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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仁

到520當天,台灣已經連續13天零確診了(521當天新增一移入確診案例),相較於許多國家出現醫療體系難以負荷的大量重症病患、數以萬計的死亡人數,以及醫護人員因為缺乏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而感染甚至死亡的慘烈畫面,尤其考量兩岸人流往返之密切,台灣的防疫成果確實難能可貴。 

關於台灣的防疫作為,媒體已經有不少討論,就嚴謹的醫學史研究而言,還須等待爬梳日後公布的檔案資料以及有系統的口述訪問,才能對這段防疫過程有更深入的分析與更公允的評價。 

嚴謹的歷史研究或許尚待來年,但此刻的疫情平緩應該是台灣社會反省防疫經驗以及思考未來防疫策略的時機。過去幾個月來台灣曾有幾次群聚感染和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雖然最終有驚無險,期間卻引起了不少輿情風波。 

此外,從武漢陸配搭乘包機的資格遭到質疑到血友病童母親政治立場遭揭露與抨擊,從這些輿論風波可以清楚感受到民眾對傳染的恐懼,參雜了對中國政府起初隱匿疫情的不滿以及選後尚未平息的對立氣氛,從而凝聚成一股強大的憤怒情緒和網路聲浪。這也讓部分評論者憂慮是否會造成對台灣特定族群的歧視。然而隨著疫情熱點轉移到日本、歐洲與美國,網路聲浪不滿與抨擊的對象也不斷轉移,從返國的遊客、返鄉的海外僑民到歐美大學停課後返國的留學生。 

瘟疫期間因歧視與恐懼結合加上有心人士煽動導致迫害少數族群的悲劇,歷史上多有所在,值得我們警惕。 

但回頭檢視台灣這幾個月的狀況,這些強烈的輿論情緒反應,主要動力似乎並非出自對特定族群的歧視,而比較是對於疾病傳染的強大恐懼透過網路與媒體加乘擴散。恐懼疾病是人們面對傳染病威脅的正常反應,絕大多數人都不希望自己染病。但染病通常是意外而不是個人過錯,責備染病者既搞錯對象也於事無補。 

尤其COVID-19的傳染特性,即便個人已經小心採取防護措施,也不見得能完全避免意外感染的可能。疫情爆發以來陸續傳出好幾位國外流行病學專家與病毒學家確診的新聞,就可佐證這點。 

由這角度來看,台灣之前對敦睦艦隊與海軍的抨擊是否太過激烈?畢竟敦睦艦隊是奉國家之命前往海外執行重要的邦交甚至軍事任務。檢討防疫措施不足之處是有必要的,但社會宣洩恐懼卻讓抨擊聲浪兇猛到有失公允的地步。 

尤其是目前解放軍不斷加強對台軍事壓力的態勢下,海軍承擔重要的防衛任務,輿論一窩蜂攻擊發洩而打擊官兵士氣與自尊是明智之舉嗎?又如譴責出國旅遊的國人自私貪玩,但他們許多是在指揮中心發布旅遊警示之前就已經出遊,又有何可怪罪之處?甚至所謂清明節國內旅遊景點的群聚危機,不也和政府不明確甚至不同單位互相矛盾的訊息有關?出國從事商務向來是維持台灣經濟發展命脈的重要一環,而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既是長久國家政策,也一直是台灣發展進步的重要動力來源,那又何苦苛責其返國避疫的選擇? 

憂心可以是防疫的動力,但不加節制的宣洩恐懼情緒容易演變成集體恐慌和尋找替罪羔羊。在危機時刻,這些失控的情緒都會破壞迫切需要的社會團結。若不幸疫情如部分專家所預測在冬季還有下一波,台灣社會應該警惕之前無節制的咎責現象,不要輕易再讓網路帶風向者擾動社會不安。 

另一方面,隨著疫情的放鬆,台灣因為疫情與防疫措施而產生特定產業與勞動者的紓困需求也浮現出來,更凸顯重啟經濟的迫切性。 

因應這樣的需求也意味著防疫措施的調整,除了放鬆內部對某些活動的管制,對外也必須恢復經貿交流,畢竟台灣的經濟倚靠對外貿易,而不少發展所需要的知識、技術以及人才也有賴留學、海外受訓與國際交流來取得。由於疫情已經擴散全球,只要國外疫情沒有平息,一旦歐美解封而台灣也開放交流,目前的零確診就可能只是一時的小確幸。屆時不只從境外輸入感染者的機會不小,也無法排除出現本土感染的可能,台灣的防疫工作很快就要面臨下一階段的挑戰。 

過去幾個月的經驗讓民眾對台灣的防疫能力有很大信心,但除了繼續保持防疫警覺之外,國外的疫情經驗也值得參考警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弱勢群體的勞動與居住條件往往成為防疫的破口。 

例如歐洲許多國家近半的COVID-19死亡人數來自長照機構,顯見保護老人與慢性病患等高危險群體的重要性。堅持不封城的瑞典政府不久前檢討其防疫得失,發現感染COVID-19死亡的人當中,有一半左右發生在長照機構,重要原因則是照護人員缺乏防疫設備。因此瑞典政府認為他們的防疫原則並沒錯,問題是出在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不足。英國《衛報》最近則報導該國長照機構為了節省經費而雇用許多臨時工,衛生單位對這些在不同機構遊走的工作者並未進行病毒檢測,一旦受到感染就成為在長照機構傳播病毒的媒介。 

東亞經歷過SARS的新加坡,外界原本認為對疫情有相當完善的應對措施,即便在出現國際會議廳與教會的群聚感染之後,似乎都有辦法有效控制,然而四月份起疫情突然擴大,導致必須採取近乎封城的措施。新加坡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在於該國雇用大量移工,而且移工宿舍十分擁擠,十幾二十人擠在一間房間,還必須共用房外的衛浴廁所,這樣的居住環境提供了傳染快速蔓延的條件。 

類似狀況也出現在歐洲防疫成績受到稱許的德國。該國五月初在明斯特市(Münster)等地方陸續爆出肉品工廠的群聚感染,而染疫者大多是來自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移工,也都住在多人共享房間的大型宿舍。 

因此,這段期間或許應該檢討台灣有哪些弱勢群體容易受傳染之害?又有那些不良的居住場所與勞動條件將來可能會成為疫情擴散之處?長照機構的防疫措施是否需要更加注意?移工和漁工的居住環境是否需要改善?在台灣其實承擔不少重要勞動功能的「逃跑外勞」要如何納入防疫安全網?在金融危機受創頗深的葡萄牙,在歐盟諸國當中卻是防疫表現較好的國家,因為該國很早就大赦非法移民給予臨時公民身分,使他們不致成為防疫破口。這些都是值得台灣思考的議題和做法。 

許多醫學公衛專家都認為這場百年大疫不會很快結束,即便眾人引頸以待的疫苗研發一切順利,至少也要一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施打,遑論疫苗普及接種更是巨大的挑戰。若疫苗和治療藥物研發不順利,疫情很可能還會更漫長。 

若以運動競賽作比喻,目前恐怕上半場甚至第一節都還沒打完。台灣如何在現有防疫成績的基礎上,在有效防疫與社經發展之間找到那困難而充滿風險的動態平衡,將是民進黨政府520就任後馬上要面對的重責大任。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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