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局勢：美國決策顯示 英美關係並不怎麼特殊

幾天前的某個夜晚，在阿富汗陷入混亂的同時，我在考慮之前想寫的一篇關於紀念「9·11」20週年的報道。於是，我陷入自己的回憶，重新聽了一遍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美國本土遭到襲擊後向國會發表的聯席演說（別跟我說我不會玩）。

在這一美國歷史上的暗淡時刻，一位特別的觀眾獲得了巨大的讚譽及掌聲，那個人就是時任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布萊爾曾經（現在也）是這種特殊關係堅定不移的信徒。

他經常收到的一種批評是，對這段關係賦予過多重要性，對其唯命是從。他在從熱情接納自由主義者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到保守派基督徒喬治·W·布什的過程中表現靈活（或軟弱，取決於你持怎樣的觀點），且對於美國人的冒險嘗試配合得過於順暢（或膽小怯懦，取決於你持怎樣的觀點），比較明顯的例子是入侵伊拉克。

甚至他離任以後，在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及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入主白宮時，如果布萊爾要對美國政府表示批評，他的表述都會加上層層包裝，你需要在二戰時布萊切利公園（Bletchley Park）密碼破譯天才們的幫助下才能明白他想說的是什麼。

因此，在過去的那個周日早上，當我看到布萊爾用「愚蠢」一詞評論喬·拜登（Joe Biden）阿富汗政策給出的理由時，正在吃早餐的我差點被麥片噎住。他其實沒有稱美國總統拜登低能，但媒體智商高如布萊爾，他應該知道，這句話會被寫成他好像是這麼說的。果不其然，各家頭條寫道：「布萊爾稱拜登愚蠢」。

當然，他14年前就已不再是首相，所以想說什麼都可以。但可以肯定，如果還是首相，他永遠不敢公開發表這樣的判決。這是絶無可能的事情，這一特殊關係不是這樣運作的。但我願打賭，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也想可以這麼說。確實，有報道稱，在評論拜登對這場令人震驚的美國製造的阿富汗危機的處理方式時，約翰遜差不多就是這麼說的，這種報道遭到了唐寧街的極力否認（這是當然的事）。

在英國首相對許多問題的處理上，外界可以說有很多理由對他表示不滿，而在阿富汗問題上，隔著一個大西洋的我也讀到了針對鮑里斯·約翰遜的批評。但坦白說，這一次，他本就從未有過什麼機會。

我這麼說並不是對他手軟，或者在用任何方式為約翰遜辯護。但在我寫下這篇文章時所處的華盛頓，這就是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下的表達，是這段「特殊關係」現實的陳述，即當迫不得已（及美國感到走投無路）時，這一關係就不那麼特殊了。

美國在阿富汗問題上採取了單方面行動，其實可能應該說是喬·拜登採取了單方面行動。拜登政府並不很想知道英國怎麼想。從我聽到的消息來看，無論是對他的情報機構、軍方高層提出的潛在風險，還是對來自倫敦的警告，拜登都不怎麼感興趣。他希望離開。英國政府（據我所知非常嚴正）的警告在華盛頓被置若罔聞。

客觀來說，在上述那樣的情況下，一名英國首相可以怎麼做？如果800磅重的大猩猩要離開房間，那體型要小得多的猴子該怎麼做？想要讓英國武裝部隊蜂擁而入填補美軍撤離留下的空白，這種想法並不現實。

鑒於英國男女士兵在當地的數量，國防部除了撤離別無選擇，否則，他們會遭遇重大傷亡，並很有可能無法阻擋塔利班的進攻。如果用一種美式橄欖球的術語來表達，美國已經制定好了戰術，英國除了執行沒有什麼其他選擇。

正如我所說的那樣，這與唐人街現在的主人沒有太大關係，任何住在這一著名地標的人都會面臨同樣的結果。如果認為一名英國首相會去阻止一個心意已決的美國總統，這種想法會不會有點傲慢自負了？鮑里斯·約翰遜應該說什麼呢？「抱歉喬，我就是不能讓你這麼做。」

還有一些英國媒體稱，如果是在這一「特殊關係」的高潮時期——羅納德·里根（Roanld Reagan）任美國總統、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任英國首相，這種事情絶無可能發生。你在開玩笑嗎？有沒有人記得1983年在加勒比島國格林納達（Grenada）發生的事情？

在那時，冷戰達到頂峰，「多米諾骨牌理論」仍然存在，在美國的後院發生了政變。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變策劃者抓獲並殺害了該國總理，作為回應，美國軍事力量動用全力參與到了緊急狂暴行動（Operation Urgent Fury）中。

唐寧街也有狂暴出現，撒切爾已經凖備好把手袋扔向所有妨礙她的人。儘管格林納達是一個英聯邦國家，但羅納德·里根沒有向她發出任何警告。這對英國和君主都是一種侮辱，還給了反對黨工黨一個大放異彩的機會。而美國人對此並不是很在意。

時任影子外交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曾因此事奚落當時的外交大臣賀維勳爵（ Geoffrey Howe），讓人印象深刻。希利稱，「當美國說跳的時候，你是不是就只會說『要跳多高？』」實際情況是，這個嘲諷背後真實的成分相當多。

英國可以是一股抑制力、一種從中調和的力量，但正如英國由選舉產生的下議院和不由選舉決定的上議院在憲法上錯綜複雜的關係一樣，在強大的美國和力量弱小許多的英國之間，我們最好把兩國關係理解為一種低層次的伙伴關係。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已經有無數例子可以印證這一點：1941年的《租借法案》極大偏袒美國，丘吉爾（及英國）花費了一大筆錢買來了美國破舊的軍艦；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美國實際上以讓英國破產為要挾，威脅英國停止同法國與以色列在埃及進行的軍事冒險行動。

我還可以列舉出無窮無盡的例子來說明美國多麼無視英國感受。在華盛頓的七年裏，我近距離觀察過，無論是白宮裏的總統，還是共和黨、民主黨人都一樣，比如在英國國防預算在GDP中的佔比，比如我們從中國通訊公司手中購買科技，比如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計劃，如此種種。

其實，由於我是個不擅交際的老土（如果你還不知道的話），而且花了太多時間閲讀外交公報，我認為在唐寧街發出的上周二晚間拜登同約翰遜通話的內容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對美國總統的暗中指責，其中一段話強調，過去20年取得的進展不得失去。儘管這番話溫和到幹癟，但我還是聽出了你想要表達的意思。

你是對的。一封來自英國人的信息並不完全會讓華盛頓瑟瑟發抖。但什麼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