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念初/媒體到底監督誰?

陳念初/媒體到底監督誰?
陳念初/媒體到底監督誰?

    台灣媒體與政治人物之間的距離,一直都是不等距,距離的遠近與新聞的多寡及角色檯面化相關。

    媒體與政治人物之間的距離,一種是友善距離,另一種是監督距離。友善距離是間接隱性需要長期相互經營的關係,而監督距離是第四權賦予媒體的顯性天職。

    面對這兩種關係產生矛盾衝突時,媒體面對市場法則時,權重上不諱言會選擇前者,但若是涉及重大公眾相關事項時,後者是媒體不得不遵從的上位。

    新聞較多的政治人物,原因可能來自於他職務角色上的可視化程度(媒體見光度),第二種原因,他可以提供公眾議題的情報量多寡。

    媒體的組織常規裡需要經營路線,依此邏輯,首長或立法院裡的委員發言,常常會見諸媒體,而地方型首長、議會或政治事務,除非引發爭議,否則媒體並不會特別關注,媒體有時空框架,疏漏了這個世界邊緣角落裡的真實。

    媒體也有選擇性框架,媒體建構的新聞價值,只是符合媒體類型的口味,並不是客觀真實。

    首長變成發言人的媒體官場現象,台灣已經變成常態,從新聞追逐的獨家到統一麥克風牌架,首長從正式記者會現身到每天記者見面,即時新聞需求量大,首長在媒體上註定是一位寵兒。

    成為新聞上被矚目的首長,是一種雙面刃,不見得與施政滿意度成正比,以侯友宜與鄭文燦為例,新聞量雖不多,但正面與友善新聞,顯然與施政滿意度成正相關。

    相對的,以現任的北高市長柯文哲與韓國瑜來看,他們無從迴避媒體的提問,而他們的發跡更來自媒體,媒體的新聞慣性,媒體組織內部已經鎖定他們當新聞目標,媒體駐線記者發稿的壓力,必須由首長提供素材親自紓壓。

    好壞訊息都是新聞,媒體負責傳播訊息與詮釋訊息,而這就是公眾知的權利,也是第二種政治人物與媒體之間的距離~監督關係。

    與公眾相關議題較多的政治人物,新聞愈多。

 

媒體到底監督誰?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

    媒體不是針對哪個政黨進行監督,而是針對新聞的公眾議題進行監督,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是政治競爭關係,把媒體的監督當成變項納入政治競爭上的訴求,並不是妥適對應媒體的論述。

    當年陳水扁任總統時反貪倒扁的聲浪高漲,政治氣候讓媒體一面倒的批判陳水扁,政治上的巨浪吞噬著執政黨扁政權,最後執政權終被國民黨再度拿回來。

    陳水扁的政權轉移是可預見的政治競爭態勢及媒體主流意見框架主導下的結果。

    媒體對執政黨的監督來自於公眾議題的強度,這是議題設定與建構下的媒體爭奪戰,公眾議題的強度與主導權,決定了媒體的監督偏向。

    馬英九八年執政,同樣面臨了政權轉移的危機情境,媒體與施政滿意度,都給了不高分數,即使馬政府再次強調政績並不差,外交及兩岸上也是空前的好轉。

    韓國瑜被監督的角色是高雄市長,其實,高雄目前是國民黨的執政縣市,國民黨在中央是在野黨,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媒體對他的監督,許多都來自他高雄執政的角色所致。

    韓國瑜在桃園造勢時說:「現在看到的執政黨貪污腐敗、派系分贓、治國無方、打死不認錯,還要欺騙到底,平常執政不用心,一到選舉搞抹黑,這就是民進黨。民進黨控制了所有百分之90的媒體,所有的媒體壓倒性的不監督執政黨,世界上有這種民主?媒體只監督反對黨,不監督執政黨,我們台灣民主價值是發瘋了嗎?」。

    在政治上,韓國瑜的二分法訴求藍綠對立是選戰的策略,但在媒體論述上,卻是失分的。

    媒體從來不手軟的對待陳水扁執政時期,媒體也沒有讓馬英九執政時期好過,蔡英文時期的私菸案媒體也差點讓她執政跌跤,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論,也是在媒體監督下的治國選擇,蔡英文內部的獨派芒刺與派系糾葛,比媒體還要尖銳與價值拉扯,蔡英文的邦交困境更是到處荊棘,不諱言蔡英文在媒體友善關係上的努力有執政上的優勢,但媒體終究就是媒體,公眾議題強度夠強時,社會主流價值海嘯產生時,蔡英文被強烈監督的現實,會像歷任總統一樣,無法逃避與轉移。

    如果2020年韓國瑜贏了蔡英文,韓國瑜目前與媒體之間的主觀解讀模式會改變嗎?媒體偏向會轉向嗎?我並不樂觀。

    韓國瑜不斷的自嘲自己在媒體被抹黑的形象,他成為被報導者的媒體建構形象,是被累積計算的,重複的爭議言論,會加深媒體繼續監督他的力道。

    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Edward Lorenz, 1917-2008)解釋空氣系統理論時說,亞馬遜雨林一隻蝴蝶翅膀偶爾振動,也許兩周後就會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這是所謂的蝴蝶效應。

    媒體被建構形象也是如此,說一句不雅的話,在政治舞台上可能會被遺忘,但在公眾領域裡有一把尺,量得非常細,記得非常牢,愈是靠名氣竄紅的政治人物,也是愈被嚴格監督的對象。

    媒體年初報導,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布 2019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展現仇恨記者如何演變成暴力行為,加深記者的恐懼。

    而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也表示:「如果政治辯論於明於暗都走向內戰式的氛圍,把記者當代罪羔羊,民主將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

    從美國總統川普與記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到香港反送中事件中,記者角色面臨了安全威脅及職業可信度等等問題,媒體第四權的勇氣是在公眾議題裡展現職業上的榮耀,媒體只害怕輸在公眾議題的戰場裡,至於誰執政?誰在野?並不是媒體重點關注的焦點。

    我們不願意見到台灣總統參選人在競選中指涉媒體產生主觀上的偏見,在全球媒體面臨恐懼與安全的危機時刻,總統參選人對新聞媒體的論述,對照過去台灣曾經發生記者遭到人身安全威脅上的事件,我們有深深的隱憂。

    韓國瑜的穿雲箭已經劃向空中,已非蝴蝶翅膀的微動,媒體不可能視而不見,如果公眾議題設定夠強,韓國瑜就有機會翻轉,他的參選的確是個傳奇,也被自己形塑成一種出征,但問題根本不在媒體,而是韓陣營政治與媒體的駕馭能力,媒體曾經讓他政治一夜成名,他只有繼續破繭,媒體上才能再度讓他化身為美麗的蝴蝶。

 

 

作者為微笑影室陳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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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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