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端檔案》擔心國民黨滲透 學運決策有點封閉性的矛盾

新頭殼newtalk

延續之前所講的野百合學運不同主題，今天要跟大家談談決策、校際會議以及廣場民主，三月學運相當獨特的草根民主決策方式。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當時也擔任校際代表的文化大學學生運動的核心參與者周奕成。 講到三月學運的決策方式，其實還挺複雜的，我後來研究社會運動後就比較理解，在三月學運之前，很多政治運動抗爭的領導者都是民進黨，民進黨已經是個政黨組織，它發起運動時一開始就有很清楚的決策，或是何時要收，如果現場民眾不想走，希望有更激烈的抗爭，就由政治人物或街頭的群眾運動家去掌握分寸，當時民進黨也有所謂議會路線或群眾路線，不過至少是在政黨的組織架構下去處理。 不過學生的情況非常不一樣，第一，三月學運是戰後學生最大的群眾運動，第二個是學生之間沒有一個全國組織能夠統轄，另外，學生是很講究個人平等，因為每個人都是大學生，當時大學生人數並不多，你可以說他們比較菁英，而他們彼此間對民主是非常相信的，就算你是總指揮，是領導者，他有不同意見還是會跟你吵到底，他們相信的民主價值不是只訴求國會的全面改選，他會希望廣場的決策方式是民主的。所以決策是否代表現場每一個參與者，這個問題一開始就是整個運動的重要議題。 另外一個特徵是，這個運動大約持續一個星期，而參與的人數是流動的，從一開始以中正紀念堂為核心的幾位發起人，到後來各校的運動組織領導者參與，組成決策小組會議，而部分學生群眾也隨著媒體報導而自行加入。所以參與的人分為兩種，一種是八Ｏ年代在各校學運團體中就很活躍，有組織關係的，譬如像我今天邀請到的校際代表周奕成，他本來就是文化大學草山學會的重要發起者與組織者，我自己也是台大學運社團出身，也是台大學生會的會長，我們本來就有一個校際學運網絡，各校希望改革民主，包括關心勞工、環境等議題的這些團體，過去因為常有下鄉的合作方案，所以一直有溝通的網絡在。但是也有一些加入三月學運的學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參與學生運動，也是第一次參與抗爭，這兩種人怎麼合作，其實現場也會有緊張關係。因為我們這些比較有經驗且彼此認識的學生運動組織者，會一直擔心國民黨滲透的問題，會擔心國民黨派人滲透而發生暴力行為，我們就會被抹黑，運動就會失敗。所以我們會對於完全不認識，或是原本是國民黨，但突然之間行為非常激進的人，會很擔心他們成為運動的組織領導者，在某個時刻做了一個違反大家的決定，整個運動就被毀了，因此會非常防範。所以如果當時我們的決策有一點封閉性，我想是因為威權的政治文化使然。 但是這個跟現場的民主是衝突的，很多學生可能你只是不認識他，他本來就有一些個人的政治信念，他就會不斷衝撞，所以後來我們的決策方式就被迫不斷開放。一開始是決策小組，3月16日晚上決策小組與指揮中心就成立了，我是第一批的總指揮之一，可是3月18日之後人數就慢慢變多，那時校際會議就已經成立了，因為決策小組只有幾個人，但各校未必能有代表在決策小組。3月19日是人數突增的重要時間點，一方面早上絕食團就已經出現，二方面各校集結的時間點是當天下午兩點，比較遠的中南部學生也包了巴士上來，當天晚上人數就達到三千人，校際會議的規模就更重要，當天晚上也通過了以野百合做為運動的象徵。到了3月20日，現場的群眾就超過五千人了，決策小組也擴增，從3-5人陸續增加到12人，因為有些重要學校的領導者會覺得他們動員了這麼多學生，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所以希望加入，而校際會議就是不管一個學校有多少人，都能有一位代表，我記得當時師大的學生其實不多，但也能有一席代表，只是因為人數太少所以只是類似觀察員這樣的位子。 因為校際會議一天只能開一次，校際會議還曾經推翻過決策小組的決議。我記得當時發生過一件事情，因為廣場不斷焦慮為何高層遲遲不回應學生，決策小組為了回應學生的焦慮，就做出一個決議，送出邀請函邀請李登輝總統到現場，可是校際會議知道後非常反彈。更有趣的是連廣場的學生都不滿校際會議的決定，所以後來就變成校際會議只是一個委任來投票的人，所有的事情都要回到他的學校裡面去討論，之後再帶回決議，它已經變成一個比較類似於投票人的制度，所以有人就宣稱這已經是一個廣場的草根民主。 你很少在世界上、更不用講台灣的群眾運動中看到一個執行的這麼徹底的廣場草根民主，而且我們比較像是聯邦制，一個學校一位代表，然後他是委任投票，到最後幾乎變成這樣，包括廣場要不要撤退的決定也是這樣。廣場民主真的很特別，也就是現場的決策危機後來是用開放更大的民主讓大家來決定。但也因為有這樣的廣場民主，確保了三月學運的撤退是一致的，在當時這樣高壓的環境、五、六千的學生，包括絕食團能夠決定一致撤退，是一個很大的幸運。如果大家對六四天安門有理解的話，六四就是因為沒辦法解決撤退和收場問題。 這是我記得的運動與決策，不曉得周奕成你當時是校際會議代表，後來又有豐富的政治運動經歷，對於當時的決策，包括廣場民主怎麼看？ 周：當時的青年學生是充滿理想主義的一群，我們有比較激進的民主觀念，也就是對於體制內的代議制度充滿懷疑，所以認為應該用一個更參與式的民主來形成團體的決策。但另一方面就如范雲所說，當時的形勢充滿不確定感以及危機感，所以也需要在民眾可以參與的民主中，確定運動的主導性，也就是對於運動的領導者來說，有他們想要推動的方向，所以就有許多上下、來回的辯論與說服。像我自己也是運動的組織者，決策小組是由互推所產生，其他沒有成為決策小組的人就做組織以及穩定群眾的工作，也是為這些決策者爭取群眾的支持，可是後來又有校際會議，有些人又去擔任校際會議代表，也就像剛才范雲所說，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就是遇到問題再想辦法去解決制度上的不足，然後不斷修正，這是一個蠻有趣的過程。 剛才周奕成說的一個重點我很有同感，就是包括像他這樣的組織者，其實不斷在廣場參與的5、6千學生當中，譬如他是在文化大學的群眾中在穩定大家，因為現場的群眾是非常焦慮的，不知道做下去會不會有結果，是否要有其它行動，可是這些比較有群眾經驗、學運經驗的人，其實他們是相信大家互推出來的決策體系，因為無論如何，這可能是我們能夠產生出的最好想法了。所以就算對決策小組的決策有質疑，卻還是在維繫著這個廣場，因為我們知道現場的秩序和團結是我們最主要的抗爭武器。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就是我剛才說到決策小組決定要送邀請函給李登輝，後來被校際會議推翻，所以決策小組就決定辭職，但在辭職後卻被慰留，就代表群眾即使對他們不滿意，但還是願意由同樣一群人在領導這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