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孔誥烽:中美非新冷戰 美企促對中強硬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誥烽表示,中美間關係並非「新冷戰」,美國和中國間的競爭更多的是關於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平衡的變化,而非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記者劉先進/攝影)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誥烽表示,中美間關係並非「新冷戰」,美國和中國間的競爭更多的是關於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平衡的變化,而非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記者劉先進/攝影)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誥烽(Ho-fung Hung)最近在柏克萊加大講座,暢談中美競爭。他表示,中美間關係並非「新冷戰」,美國和中國間的競爭更多的是關於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平衡的變化,而非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華爾街和美國跨國公司已將中國公司納入其全球金融供應鏈中。他們的遊說促進美中政策,儘管1989年後兩國之間存在著深刻的意識形態裂痕,但仍推動經濟交往。到2010年代,美國企業停止花錢為中國遊說,他們隔岸觀火,不再履行約束美國外交政策的角色。甚至希望政府對中國更強硬。

孔誥烽著作頗多,包括在劍橋出版社出版「帝國的衝突:從『中美國』到『新冷戰』」(Clash of Empires: From 'Chimerica' to the 'New Cold War')、「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等。

孔誥烽說,很多人在討論崛起的力量與老牌大國發生衝突。崛起的大國不一定不可避免地與老牌大國發生衝突。他反對美中新冷戰的說法。

「這是一種動員支持的政治辭彙。雙方有意識形態的不同,但當美國精英試圖做生意時,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從未成為擋路石。在1989年天安門民運大規模鎮壓後,沒有阻撓美國企業進行商業交流的嘗試。」

中最惠國待遇 美開大門

孔誥烽說,1990年代初,時任總統柯林頓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一系列人權要求相聯繫。但在1994年,柯林頓宣布無條件更新中國最惠國待遇。美國讓中國商品低關稅進入美國市場。最有意思的是,人民日報報導顯示,1993年,美國公司執行長訪問中國到達高峰期,他們討論的事情與中國最惠國待遇相關。有幾個月中,這些公司高層甚至直接向中國總理出謀畫策。

那時,中國也派人到芝加哥和西雅圖等地訪問一些公司總部,要求這些公司幫忙遊說。90年代,中國以這些有政治影響力的公司為目標進行遊說,無論他們是否對貿易感興趣,向他們拋出一些承諾或提供市場准入。比如,承諾給一石油公司,開放一些南海或內蒙古的油田開採。向美國通訊巨頭AT&T承諾開放中國電信市場。這些公司幫忙遊說美國政界,讓中國享受最惠國待遇,而不考慮人權要求。「AT&T的經歷是個悲劇故事。中國培養國企中國電信和中國移動數據占主導地位,AT&T的業務為零。」

美啟動貿易戰 為時已晚

他說,大約在2010年之後,中國的繁榮出現了動搖。中國政府變得更加積極,將美國和其他外國資本擠壓到中國的影響範圍內,以促進中國的資本輸出。這釋放了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凸顯了美中地緣政治競爭的加劇。

比如,在中國經濟發展,對機場、高鐵需求大增後,全球工程機械、發動機製造商Caterpillar的收入猛增。2011年,中國有替代的機械製造商三一重工、中聯重科、徐工機械,Caterpillar在中國的訂單所剩無幾,大部分訂單來自巴基斯坦等國家。此時,Caterpillar遊說歐巴馬政府與拉美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議,並明確表示,如果沒有達成協議,美國的市場將完敗於中國。新能源公司AMSC製造風力渦輪機的高科技部件。但2010年代初,股價下跌,因為最大客戶中國自己製造風力渦輪機,突然取消訂單。

CNN報導顯示,有該公司內部員工拷貝商業秘密交給中國的公司(生產新的風力渦輪機),類似工業間諜案。中國公司被罰款,但AMSC說,雖然得到正義,卻永遠難以恢復受損的業務。他們很開心川普進行貿易戰,不過為時已晚。

企業不再遊說 隔岸觀火

孔誥烽說,當胡錦濤2011年訪問白宮時,歐巴馬首次提出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美國商會曾做過有關中國商業環境的匿名調查,每個人都在說事情很糟糕,公司不開心。商會2017年發表了一份關於在中國從事商業的困境報告。為施壓川普,確保他會對中國越來越強硬。「川普對中國強硬、採取貿易戰並非突然而來,而是因為一些企業積極遊說這種政策。其他指標是,自從2020年以來,美國法院內,美國公司就智慧財產權問題起訴中國公司的案例,一直飆升。」

在涉及智慧財產權和市場准入方面,很多公司遊說國會有所作為,以改善公司狀況。如美國雞肉委員會(National Chicken Council)、娛樂公司花花公子(Playboy)、摩根史坦利和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 (United Steelworkers)等。

20世紀90年代,裴洛西等人想提出對中國強硬的法案,都會被(企業)遊說的力量反對,法案甚至從未投票,在國會委員會中被扼殺。當時,外交政策中,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是一種驅動力,但企業部門的遊說是一種限制。在2000年代,企業界仍然對中國很友好,而且由於反恐戰爭,中國的外交政策已經成型。到2010年代,企業不完全是敵視中國,至少他們不再強調和花錢為中國遊說。所以他們隔岸觀火,不再履行約束外交政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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