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大學的全面崩壞，教授將何去何從？

作者：V. 瓦西里耶夫／萬國總部的理想與現實

近日拜讀了赫伯・柴爾德瑞斯（Herb Childress）所撰寫的美國大學輓歌《兼任下流：流浪博士何處去？》一書，談及大學教授的專業與學術自由是如何被被扼殺的，內容適合凡是有心參與學術的、遍及中學生到資深學術高層的讀者。本文希望在讀書感嘆之餘，也能綜合自身在台灣、美國和瑞士的研究經驗，梳理出每個人都可能會經歷的內部思想鬥爭，與可選擇的外部應對辦法。

書中開頭所描述的學術供需失衡現象，在領域內已經是人盡皆知的悲慘故事──美國大學裡的終身聘教授逐年減少，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數卻指數暴增，最終能夠取得大學專任教師職位的可能性不到十分之一，而近 70 % 以上的職缺都是低薪且沒續聘保障的兼任教師；在台灣，大學兼任教師人數同樣達到跟專任教師相近比例的 50%，情況持續惡化卻不見政府有所作為。

如今，成為終身聘教授基本上就如同成為頂尖運動員，除了需要從小投注大量資源栽培，大多數人都必須經過各種大大小小的聯盟，最後卻只有極具天賦或者坐擁資源者能夠達到目標，剩餘的都只是炮灰⋯⋯更甚者，當這些人如願上位掌權之後，時常又受到「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影響，以為自己的成功是因為努力與天賦，而非機會與運氣，而認定其他人就是不夠格，甚至對後進提出更加不合理的要求；事實上，學校對職缺應徵者的標準從未透明，許多因素更是操之在求職者多年準備的控制之外。

而這並不只是單純就業市場機制中的供需失衡，背後還反映出許多高教問題：在即便不考慮博士暴增的情況下，資源有限的教育系統，導致學校不斷推出新政策、為了門面而設立的新學程、大行官僚作風，行政與教學方面的互不理解甚至有利益衝突，同時研究水平低落卻無人聞問，更變相造成了大量的非穩定員工。

當我們看到幾乎每個生物醫學領域的實驗室都竭盡所能地徵求博士後研究員，就該知道這不單純只是供需失衡；學術界對於教育和研究人才仍有需求，卻只想把僱員當作便宜的「免洗勞工」；學費高漲的同時，教師的工資卻更加低落，但不斷被貶低的價值，卻也是被普遍接納的事實⋯⋯作者於是在《兼任下流》一書中，針對今日高等教育系統中的結構性缺陷，探討苦難的源頭並提出可能的對應之道。

從博士生到博士後，親身體會的現實衝擊

大多投身學術研究的人們，最初都是抱持著對於知識突破與分享的熱忱，寧可犧牲物質上的高級追求，從事每天都富有挑戰性、能夠自我成長的工作。

即便媒體與網路上充斥著對於學術環境的失望、批判與反思，但從事學術工作並非毫無好處：博士班時期，自己平均一年內會到世界各地參與為期數天至一週的研討會三次、兩三週的暑期進修一次，除了能結交到不少新朋友，也能藉機好好探索不同地區的文化。而在目前的博士後階段，也有許多諸如彈性工時與課題探索的自由，且專業受到老闆的尊重；下班仍有餘裕自我充實與培養興趣，工作上的自主權是業界無法比擬的，在瑞士的工作簽證也相對於一般行業更容易取得。總結來說，學術工作對於一心想探索知識異國環境的自己，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只有在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到了現實層面，才會突然發覺自己正被體制剝削著。還記得曾聽過一句話：「科學家的不幸其實幾乎都來自研究之外的東西，研究本身是不會令人不快的。」完全形容了我們的處境：

老闆曾多次對我說「你已經不是學生了」，提醒我負起實驗室中「額外的責任」，不能像學生一樣以學習為重。只不過，博士後的稅後薪水也才比博士生的基本薪資多出幾百瑞郎，卻無法享受學生的保險、餐食與宿舍等優惠，每個月的可支配所得其實和學生時期相距無幾，換句話說，博士後一職往往空有「額外責任」，卻沒有相對應的報償。

除此之外，科學研究是十分考驗個人心理素質的過程，付諸的努力不見得會有成果，許多時候要單獨熬過無數的困境，短暫的成功之後仍將面對無數的失敗。如同前段談到，目前學術環境有如叢林中的極端天擇，僅有少數個體能夠適應，然而這樣「消弭多樣性」的結果真的是我們所要嗎？

不可否認地，博士訓練同樣將人的思考定型，讓人更難接受無需獨立思考與無限辯證的工作，意識到以此維生的機會渺茫後又該何時停損？如果有天有幸獲得專任教職，整天寫研究計劃不再參與實驗，自己是否又能享受身為科學家的樂趣？⋯⋯這一切都讓我開始懷疑起了博士後訓練的最初用意與真實效果。

接軌教職的博士後，卻被當「高級人力」壓榨

學術中階職位如「博士後研究」，無非就是為了尋找大學教職之前的階段性準備。有鑒於今日大學受到如同公司般經營的現狀，學校招聘教授的立場就是希望候選人能為自己爭取到校外經費，因此博士後訓練的關鍵，其實在於該研究員是否可以獨立門戶，在白熱化的競爭之中取得提供實驗室與校方的經費；說得再精確一點，就是寫研究計畫並將自己主導的研究成果發表至高影響力期刊的能力。

以我的領域為例，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名新科博士有足夠的能力，在企劃申請和文章發表與的競爭難度與日俱增的現今，取得研究經費並獨當一面地建立起自己的實驗室。再加上，神經科學領域的訓練內容涵蓋之廣，包含從生物醫學到工程計算的層面，因此畢業後先從博士後研究做起，一方面拓展知識廣度，另一方面鍛鍊自己未來在教職中獨當一面的能力，乍聽之下確實有其必要性。

然而，以上都是理想情況的紙上談兵；現實裡，目前博士後一職大多沒有提供成為教授的必要訓練，反倒更像是一種供科學界上層合理壓榨下層的完人訓練。博士後訓練不像博士訓練一樣有明確的宗旨與系統，沒有受世人肯定的證書，即便理想的訓練可以大幅提升受訓者申請經費、領導與管理團隊的能力卻無從輕易被外人覺知。

更多時候，上層只希望他們能大量產出自己所預期的研究成果，完全流於「博士班後期訓練」的無限延伸；更不用說即便一個人投注生活裡的所有可用時間，完成研究與達成所有可以被量化的目標，發表高影響力的論文、取得自己的研究經費、組織研討會或國際會議、參加著名期刊的編輯委員會，在學校中找到穩定工作的機會仍然非常渺小。

因此，我認為博士後訓練的在學術產業的定位需要更加合理清楚：如果是要培訓獨立教授之材，就該有相應的完整訓練及時程，甚至訓練證明；如果學界需要更多「專業高級實驗人員」來完成關鍵的研究項目，就應給予其恰當名份的正職與保障。各國政府必須認清浪費資源與人才的代價，否則學術界只會邁向墮落的深淵。

「不滿學界就去業界」：問題真有如此簡單？

過去 10 年，自己說不上資深的學術研究生涯之中，就有兩度離開研究環境各約近一年的時間，而這些流浪的日子，都讓我深深思考這條路是否值得？我確實想念獨自專注地做實驗的時光、遇見來自世界各地卻共享科學語言的同伴們。這次，在離開學術圈、9 個月的環球之旅結束後，我選擇回到實驗室重拾過往的熱忱，並偶然間意識到——博士後訓練也許是我最後能將「進行實驗」作為日常的階段了，這樣能在眼底下見證人類第一手觀察之新發現的日子，也許所剩不多了。

在大學到紐約作交換學生的時期，自己就曾受到數名留在美國的國際博士後研究員深刻地啟發，從而決定走向學術之路；自在地生活做研究、獨立的工作管理、帶著工作在世界各地旅行、擁有資深研究員的名分與近乎永久的職位⋯⋯這些都是當時我夢寐以求的。

今天，自己在日內瓦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同樣享有不少的學術自由、彈性工時，做研究也沒有什麼壓力，薪水尚且能支持我個人的短期生涯規劃，未來也充滿各種可能。然而，歐洲整體提供的中階學術永久職位實在是少之又少，像在瑞士對博士後訓練，有著最長 5 年的限制，想要永久維持現狀於是難上加難；台灣更是由於經費缺乏，機會有如鳳毛麟角。

許多人都認為研究人員若是對於自身環境不滿意就應該離開學界、轉戰業界，然而這兩者本來就是互不相干的獨立系統，都有自己的誘人之處也有自己的困境，並非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當部分研究員因為遭受不平對待難以養家餬口，最好的情況應該是針對問題改進，而非一味地告知其轉換至業界，彷彿一切問題就將不復存在。

「我告訴你最好的狀況，就是你站在這裡，你可以看到那邊那個地方；你想那邊一定比這好，但你不能去。你不去，才能解決好這的問題。」讓我想到電影《大象席地而坐》裡的一段台詞。我想起了博士班老闆在我畢業時告訴我「做你所愛」（Do what you love），無論我是否繼續學術之路他都會打從心底支持，然而，現實條件卻無法長久支持我所鍾愛的獨立實驗日常。

我想起博士後老闆說他只接受「極富熱忱」的學生或博士後，應該也是深知只有非理性的偏執才能對抗種種壓迫、不合理與不公平⋯⋯看似，大多數寄望平凡家庭生活的人們根本沒有本錢像我一樣「做你所愛」地追求理想；相反地，如果所有人都被迫選擇金錢，這樣的世界又如何維持或進步呢？

面對大學體系的崩潰，我們能做什麼？

面對結構性問題，許多深陷其中的個體都會心死地抱持消極態度，甚至認為人到了一個職位就會換了顆腦袋思考，這樣的問題永遠也不會得到解答；然而，就如同作者柴爾德瑞斯）所言：如今的現狀是由無數個或多或少帶有美好意圖的決議或行動而逐步形成。世上沒有千古罪人，有時上層根本沒有機會意識到政策對於後人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我認為通過閱讀《兼任下流》，能讓正待起步的學子們認知到當前學術圈的困境，思考現實中未來的樣貌；中階學者能在逐步獲得能力與權力的同時不忘卻自己的初衷與責任；通過書中的數據與分析，讓高層理解到他們的每一個觀點與作為將如何影響後世，並認知到自己及組織的成功是建築在多少其他人的付出之上，而給予他們應得的報償、機會與保障。既然問題源自多方，解決辦法大多時候也必須從多管齊下，姑且舉例如下：

• 學生可以在年終評鑑上提到兼任教師的付出與應得的報償，寫信給系主任；作者也強烈建議他們避開非頂尖的博士學位，畢竟學校資源和所隱藏的問題，將更有可能抹煞他們的努力與機會。

• 研究人員必須慎選老闆，重視其是否能夠設身處地理解、溝通並容忍批評，協助淘汰掉學術圈裡唯己利是圖的害群之馬。

• 實驗室主持人和校方不該把博士生和博士後當成免洗廉價勞工，行政與終身職教員也該誠實以告對於兼任教師的待遇與未來，而非用美好的幻想欺瞞他們。

在制度層面，大學的展望是給予每個學生改變人生的機會，不是成人安親班、也不是讓學生能夠使用熱力學定理，而是能接觸過去不曾看過的世界與想見不曾出現的事物。作者於是在《兼任下流》一書中，提出以下四大準則，呼籲學術圈與教育界高層正視問題並即刻修正錯誤：

準則一、正視學界裡每個成員與整體的關係，而非菁英主義的階級制度。

準則二、回歸教學價值，增加專任教師職位與其行政參與度。

準則三、每個人都需要不斷學習，上位者仍需要安排時間自習與聆聽下級所面對的新挑戰。

準則四、定期公開展示與檢討成果，並依照人口與時代價值變化修改政策。

「我進入高等教育，自私地想專注於研究、教學和寫作，但多年後我開始懷疑這些犧牲是否合理⋯⋯」書中最後一章《逃亡人生》的沈痛自白確實令人動容──當高等教育裡的成功大多時候依賴個人運氣與渺茫的機會，而非真實能力與客觀標準，學術浮萍如同世界難民，無非是對學術圈最大的諷刺，而對於所愛的執著，讓許多人彷彿陷入了一廂情願地與「恐怖情人」戀愛的關係。

至於實務上如何影響制度層面的改革？既然權力主要掌握於學校與政府等行政部門，對其施壓喊話就是一種辦法，此刻階級的團結就顯得格外重要，例如實驗室老闆和成員們都支持我去罷工遊行，畢竟我們的訴求都在多數人能理解的範圍之內；有人害怕對抗上層會失業或減薪，但他們仍舊享有前人自我犧牲下所爭取的成果。

當然，抗爭並非唯一途徑，例如由瑞士多個包含日內瓦大學博士後組織的研究員社團所串連而生的請願聯盟，近日也發起向瑞士聯邦議會遞出有關「消弭高等教育的結構性不穩定」請願書的連署活動，如果能通過請願闡明合理的架構達到雙贏的效果，何樂不為？

該是回到往日時光，還是憧憬未來？

事實上，我們同樣沒有所謂「美好的舊日時光」（good old days）去想像或回憶──現今的制度與機會跟過去比起來已經公平許多，如今學術界的組成包含了各色人種、性別、性傾向與不同國籍的人們，競爭自然也會順而激增；此時融入社會主義的考量，也許會比失控的新自由主義來得更為接近雙贏，畢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短視近利的剝削帶來的只有難以逆轉的枯竭未來。既然回不去了，那麽學術界的未來，在端視你我的作為之後，又會是什麼模樣呢？

可能一、年輕學子各個都意識到學術研究環境之惡劣，各項學科專家素質不斷降低，教學水平也日漸退步、知識文明進展緩慢、人類社會革新遲滯，國際地位繼而重新洗牌；社會問題與日俱增，甚至產生階級定型、差距擴大進而引爆革命⋯⋯

可能二、經由你我努力、扭轉局勢邁向理性雙贏，整體學術人員獲得合理的基本薪資、尊重及穩定，學術自由依然存在、研究和教學質量與日俱進、社會持續穩定繁榮、階級逐日消弭，科學、數據、人權與邏輯思辯當道。

可能三、傳統的高等教育式微，帶有商業目的的菁英式私人教育興起；另一方面，彷彿回到中古世紀只有皇室或商業鉅子才有能力進行學術研究的公民科學家年代，學術自由與廣泛性將受限於少數人的眼界。

即使不拿疫情意外爆發而引起大眾對科學的關注作例子，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不證自明；畢竟，在未來世界，諸如人類基因修改、資源枯竭、環境與氣候變遷、拓展新邊境、腦力開發、人工智慧應用⋯⋯甚至是高齡化、社群媒體演進、地緣政治等等的議題， 哪個不需要各界專家的參與？因此撰寫本文，目的並不在勸退後進，而是提醒大家：在一腳踏入學術之前，請先對既有條件深思熟慮，意識到想要收穫也必定會有犧牲，並保有適應不同職涯的彈性與能力。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曾說：「求知是人性本能。」（All men by nature desire to know）──無論外物、世事如何變遷，有機會為著人類未來做出直接貢獻的學術工作，永遠會對部分莘莘學子有著極大的吸引力。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兼任下流》：面對高等教育的全面崩壞，學術工作者將何去何從？》，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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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V. 瓦西里耶夫，台北是精神卻非實體故鄉，23 歲獨自背著背包從亞洲跨越俄國歐洲來到美國，28 歲取得神經科學博士後重新回到路上；始終更喜歡穿梭亂入各種不同形貌的生活，浪跡各大洲 100 多個國家以尋找寫小說的靈感，致力將「科幻啟發的科學突破」重生為「科學啟發的科幻突破」，對於斯拉夫文明與蘇聯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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