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川普執政與台灣的應對準備

圖片來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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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怡忠

台灣需要建構新的外交羅盤

2022年二月發生至今的俄烏戰爭,讓歐洲與印太的戰略環境產生緊密連結,如何防止今日烏克蘭變成明日台灣成為戰略思量的重點。之後的發展更導致中、俄、伊朗、北韓結合成為緊密的極權主義核心,有意破壞,甚至取代主導冷戰後世界發展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極權VS.自由」的集團價值對壘,成為當地緣戰略世局的主旋律。

而在十月底與十一月初在日本與美國的選舉,也產生一個與過去相對不同的美日政治領導。川普再度回鍋擔任總統,其輕價值,重交易性的外交傾向,讓美國戰略對手與同盟都同樣感到迷惑。日本也出現少數政府執政的情形,過去在安倍時代有明顯執政中心而提供的穩定領導,在未來可能都不復見。

但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持續衰落也給中國內部帶來巨大壓力,在習近平的極權更甚於過去領導者的統治下,不僅施政行為變得更難預期,整個社會也猶如巨大的壓力鍋,使中國對外作為的可預測性變得更不易見。加上習近平不顧客觀環境執意推動其統一/併吞台灣的進程,但在失去經濟工具及其他軟實力的加持下,使得習近平更倚靠銳實力的認知作戰與硬實力的軍事恐嚇,這也使得台海情勢變得日益緊張。雖然台海戰爭還不至於馬上發生,也非一定會發生,但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確是直線升高,甚至不少分析家認為在2032前出現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極大。

這些發展與八年前蔡政府上台時的情形有巨大差異。雖然同樣是川普執政,但八年後的國際情勢與美日政局卻與八年前非常不同,同樣的,民主世界對中國的戰略共識也與八年前呈現巨大差異。這些變化意味著八年前指導台灣外交戰略的羅盤,可能會無法適用於今天的狀況。

極權軸心對自由主義秩序的挑戰與美國的自我盤整,影響今天的國際局勢

隨著俄烏戰爭發展而逐漸成形的中俄伊朝四國極權軸心,雖然利益的優先順序不一,但都有意要顛覆後冷戰時代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更精確來說,從2021年以來,中國陸續發佈全球安全倡議(GSI)、全球發展倡議(GDI)、全球文明倡議(GCI),提出其對抗自由主義秩序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價值的看法,顯示中國不僅有意在印太區域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還提出一個反對民主人權,不接受自由、開放與多元為普世價值的另類國際秩序。顯示中國/習近平要的不僅是地緣戰略競爭,還有一取代既有以自由主義為主的價值體系。

如果中國有意改變既有後冷戰的國際秩序並創建新的價值體系,俄羅斯則是希望能回復到蘇聯解體前的國際秩序。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在於普丁不接受烏克蘭是獨立的事實,也暗示普丁不接受波海三國、以及黑海沿岸不屬於俄羅斯的現況。普丁拒絕川普特使提出之烏克蘭和平計畫的理由就是,普丁認為要談的不是烏克蘭,因為不認為烏克蘭有權獨立,普丁要談的是歐洲與世界的未來。這個要求顯示普丁發動對烏克蘭戰爭的主因並不是所謂擔心北約東擴,而是要將歐洲在後冷戰的秩序改回到前蘇聯時期的階段。

九一一事件之後的發展,使伊朗快速在中東地區提升影響力,也建立了什葉派新月地帶的戰略優勢,不僅可以攻擊以色列,更能迫使遜尼派穆斯林俯首稱臣,一雪幾百年來與遜尼派爭鬥屈居下風的屈辱歷史,伊朗希望可以進一步鞏固這個局面。北韓則是想利用這個局勢讓北韓可以正常擁核,並且讓自己成為主導韓半島中俄朝北三角的主角,而不是個處處拜求中俄協助北韓的配角。

這四國雖然共享對美國的不滿,但彼此卻有著不完全合拍的戰略立場。俄羅斯希望回復冷戰時代蘇聯的地位與影響力,但這與中國有意建構新的國際秩序存在本質差異。北韓固然成功吸引俄羅斯使其為韓半島重要的安全因素,但也被普丁順勢要求北韓派軍支援,且讓中國很不開心。這顯示這四國聯盟並非完美無缺,彼此依舊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而中國自身經濟問題日益嚴峻的現實,也開始會對其主張採取相對被動與退卻的立場。

川普連任後所繼承的,正是接手這樣麻煩的議題。但偏偏此時美國國力在經歷後冷戰時代長時間的消耗後,面臨急需大幅盤整的需要。川普那看似孤立主義,強調美國第一的言論,其反映的正是這個考量。與其指控川普是孤立主義者(雖然他所發表的言論與孤立主義的主張很類似),我們更需要去理解是什麼力量持續在支持川普的主張。因為這種主張不為外交菁英所共享,但卻在社會上持續存在,這表示即便川普沒當選,這股力量會持續發生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上台後,其對中經濟政策的考慮還是與川普政府高度雷同。美國對中關稅戰在持續,還以小院高牆的方式發動對中科技戰。拜登也沒有解除對中關稅要求。甚至其國安顧問蘇利文在剛上任時就高舉著美國外交政策是為了(保護)中產階級的而發動的「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並提到美國不能持續對工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採迴避態度,其印太經濟框架(IPEF)更沒有傳統自貿協定的關稅豁免,而更多是對法尊、環境、勞工成本等諸種問題的精打細算。拜登政府也沒有逆轉川普政府退出TPP的決定。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川普作為所代表的更像是個趨勢,而不是他的個人意見。意即這個作法不會隨川普下台而被改變。

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這個非典型川普會如何衝擊台美關係,而是這位非典型川普在宣稱完成其讓美國再度偉大時,在過程中會出現多少的戰略收縮。這個收縮(或是不收縮)又會如何影響拜登所留下的台海戰略基礎。

除了美國在川普任內基於盤整要求而可能會出現戰略退縮外,在二十世紀冷戰時代的其他主要工業民主力量(G7),因其在後冷戰時代紛紛卸下武裝,導致其面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捉襟見肘。在美國現在可能為了要鞏固自身力量而出現戰略守勢時,這些傳統歐洲大國正處於無法填補美國留下戰略空缺的階段。這有可能導致戰略天平會更偏向中俄伊朝極權軸心。

但因為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已現,國力開始呈現盛極而衰的狀況。俄羅斯也因近三年對烏戰爭耗盡國力,使得心高氣傲的普丁在烏蘭攻入俄羅斯境內時必須乞求北韓派軍隊支援協助。另一方面,隨著以色列對哈瑪斯與真主黨勢力的全面掃蕩,過去十五年伊朗在中東的新月形什葉聯盟勢力大衰。在敘利亞始終被壓著打的反對派力量近日突襲進入敘利亞第一大城阿勒坡,就顯示俄羅斯與伊朗力量被削弱,導致其對敘利亞阿賽德政權的支持被弱化的程度。這些發展顯示即使中俄伊朝想要趁機兌現這個戰略空檔提供的機會,也可能會是力有未逮。

台海安全戰略管理需要反映台海安全國際化趨勢,傳統美中台架構已無法肆應

過去幾年拜登政府成功將台海/台灣安全國際化,改變了過去以美中台三角關係處理台海安全的戰略等式,台美關係與中美關係也逐漸呈現出兩條軸線,雖還有不少交疊,但已經不再是一個相互糾纏的三角形。台灣安全也被認為是世界安全的一個關鍵成分,而不只是印太區域內的局部問題。

但是有關台海安全議題的討論,還沒有將這個議題與自由主義和極權集團地緣戰略對抗的現實進行有機結合。意即當我們在思考台海安全時,還傾向於面對單一威脅(中國),但沒有思考有需要應對俄羅斯與北韓的可能角色,更沒有積極意識到韓半島與南海議題的爭議一旦升高,會很快擴散到台海。屆時會出現台海衝突的導火線可能就不是兩岸關係,而是來自韓半島與南海的衝突事態。

需要以2032為軸,回推現在應對川普/後川普/習近平的國安戰略任務

這些是在川普上台要面對的結構,但川普本身又會如何衝擊,甚至改變這個結構呢?畢竟川普掌握的是地表最強國家,也可能是有史以來能力最強大的單一國家,這個國家在二戰後透過一己之力重塑國際秩序,又擊潰與其對壘的蘇聯,並大幅改造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雖然現在面臨中國崛起的全球挑戰,美國相對於中國的國力優勢也大幅減損,但川普以非典作風處理美國內部的問題,對既有體系所帶來的衝擊還是會非常巨大。台灣不僅要處理台美關係,也要應對川普對現有國際體系帶來的衝擊,特別是其對印太局勢與對中關係的影響。

此外,因為川普只會做四年,甚至兩年後的期中選舉結束後,川普政府應該就會進入跛鴨階段。但認知川普現象反映的不是對個人的宗教崇拜,而是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美國社會結構後,這意味著台灣要思考的不僅是經營川普的四年任期,還要想四年後可能的新領導者會是如何以及在那時的新四年之台美關係經營,川粉代表、共和黨建制勢力、民主黨的發展都需要密集關注。

在這個考量下,對美交往策略就須以八年期為思考主軸,由於這八年時間剛好跨到2032,既可能是習近平第四任(如果習在2027年續任),也可能會是賴清德第二任(如果賴清德在2028年可以連任成功)。這意味著2032會成為現在台灣發展國安戰略思維的關鍵時刻點,現在的作為都須思考到2032並根據屆時的需求回推,以對我們可能要做什麼,以及需要完成什麼任務有個基本掌握。

川普用人的政治考量高於政策考量

面對即將上台川普政府,思考未來的可能衝擊與對應策略大概有三個觀察點。首先是川普團隊的組合,因為即便川普說了很多話,但團隊如何執行會是政策最後樣貌的關鍵。第二是川普現在如何處理俄烏戰爭,第三是川普與同盟體系的關係會如何發展。至於川普對中國與對俄羅斯等政策,在川普可能會優先處理非法移民問題、通膨等問題下,可能是附屬其在關稅政策(對中國),對俄烏戰爭(對俄羅斯)處理等之作為下,而不是單獨拉出來的操作。

川普其內閣幾乎已經確定。一般人多會說川普任用的是一個強烈反中內閣,顯示川普上任後會強力對中國施壓,會力主對中國取得競爭的勝利。固然川普要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卿提名人都是強烈抗中挺台者,但其團隊中也有強烈傾中的國家情報總監Tulsi Gabbard,以及特斯拉與Space X創辦人馬斯克。馬斯克個人對川普更是有莫大影響力,不僅直接參與川普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電話會議,甚至在總統選舉結束後沒幾天就直接在紐約與伊朗駐聯合國大使見面。從這些角度來看,似乎看不出川普有刻意要建構出一個抗中團隊。

而國防部長的任命更是驚訝了所有人。美國國防部長不僅負責國內防衛事務,更是美國國安戰略重要的策劃人與執行者。外界預期川普第一任期對軍人充滿敬服的印象,顯然川普在第二任不做此想。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川普任命的首要條件就是忠誠,其次是政治的交換考量。因為要求絕對忠誠,所以與他初選競爭到底的前聯合國大使海莉就絕不任用,也擔心可能會在2028參選總統導致川普遺產無以為繼,所以也把前國務卿龐培歐踢出團隊。同樣的考量也體現在國防部長的非典型任命上。這更像是川普有意利用軍隊處理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因為不確定強烈恪遵憲法的職業軍人是否會聽命,因此寧願任用一位電視名嘴為防長(雖然這位名嘴也是有軍旅經驗與哈佛學歷)。至於魯比歐的任命更像是川普希望他女兒可以在盧比歐離開參院後,透過佛州州長的直接任命而繼承盧比歐之席位,以便在2028年成功連任,延續川普開創的政治香火。

但另一方面,這個內閣任命比較會體現的政策,應該是對中國課徵高額關稅。因為不論是貿易代表(USTR)、商務部長、或是財政部長,都公開表態支持對中國課徵高額關稅。此外,川普在選舉時提到要對其他友盟國家全面課徵10-20%關稅的說法,並沒有被這些人所覆誦。

因此有關川普對中強硬的認知,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川普會在經濟與關稅上對中國採取強硬作為,但如果認為這代表川普會對中國持續全面鬥爭以「戰略競贏」中國,起碼因為川普自己沒這麼說,加上他任用的團隊在此議題上也有不小的分歧。因此未來除了在關稅上較可能會對中國動手外,其他的作為應該要看川普會放多少權力給他的內閣團隊,如果國安會與國務院主導川普的國安戰略與對外作為,那麼對中國就會表現出強硬的戰略競爭態勢。但如果馬斯克影響力很大,中國很可能會透過馬斯克在川普邊咬耳朵否決國安會與國務院的集體建議。因此我們並不能十分確定川普政府是否一定會出現與中國全面對抗的作為,但在關稅與經濟議題上對中強硬,則是比較合理的預期。

對烏克蘭戰爭會如何處理?

據稱川普指定的烏克蘭特使基斯凱洛格(Keith Kellogg)已將美國的烏克蘭停戰協議拿給俄羅斯總統普丁看,但遭到俄羅斯打臉。基本上凱洛格的和平計畫是烏克蘭「認知」但不接受俄羅斯佔領的土地,不談烏克蘭何時加入北約(時間延後),取消若干對俄羅斯的制裁,同時持續援助烏克蘭以幫助其具備抵抗俄羅斯的能力。並威脅取消軍援如果烏克蘭拒絕接受這個建議。

意即要烏克蘭接受這個計畫,並要說服俄羅斯也接受。烏克蘭未對這個計畫表示意見,而是集中談論凱格洛作為烏克蘭特使的可接受度。基輔認為凱格洛相對於國家情報總監提名人Tulsi Gabbard與國防部長提名人Pete Hegseth,是較可接受人選,因為凱格洛「不反烏克蘭」。

此外,烏克蘭也宣布,不接受不能進入北約的選項。意即如果和平計畫有意將烏克蘭從成為北約會員的可能性排除,烏克蘭不會接受。感覺上烏克蘭也認知到現在要歸復被佔領土的可能性很低,但要其「默認」現狀的前提是必須持續同意烏克蘭加入北約。就烏克蘭的角度來說,其人民被俄羅斯軍人屠殺,土地被侵占,如果連參與北約都持續被拒絕,烏克蘭不就白打了近三年仗,其間死傷的數十萬軍民不就是白白犧牲了嗎?

新上任的北約秘書長魯特(Mark Rutte)也提醒川普,如果提出的和平協議是對烏克蘭不利的,這種和平會弱化美國威信,並增加美國對手挑戰美國的信心。

川普自己提出可以調解俄烏戰爭讓戰爭結束,因此這個和平協議就會成為外界對川普政府第一個能力與信用度的測試。前述來自烏克蘭與北約頗具保留性的發言,顯示對於川普的和平計畫沒有太多信心與支持。鑒於之前已有兩次明斯克協議,但最後還是發生俄羅斯入侵的結果,川普政府必須要避免這個和平計畫最後會變成類似1938,那份針對納粹德國侵占捷克蘇台德區的災難級「慕尼黑協議」。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高興揮舞著「我們時代的和平」(Peace in Our Time),但一年後卻出現更大的戰爭,這個恥辱的畫面會再出現嗎?

美國與同盟關係的未來會如何?

俄烏戰爭和平協議的提出與討論過程,會直接影響美國與其歐洲盟邦的關係。沒處理好,歐洲國家會對美國失去信心,很可能連北約的信譽都會被賠上。而中東歐國家,擔心自己會變成下一個俄羅斯的目標,不僅波蘭快速擴軍的狀況就會在其他地方複製,這些國家在美國信用度降低之下,也很可能會個別與中國對話,希望增加自己對俄羅斯的戰略操作縱深(即便知道這可能只是緣木求魚)。沒處理好俄烏戰爭和平協議,其總體結果不僅會使美國失去西歐的讚聲,連過去二十年最積極支持美國的中東歐國家,也很可能會在那時對美國的對中競爭上,採取不同於美國的立場。

但即便沒有俄烏戰爭和平協議的議題,美國與歐洲同盟的關係還是可能有些許改變。

川普第一任期與歐洲同盟關係充滿爭議,加上川普不改其大肆批評美國歐洲同盟只會佔美國便宜的行為,因此讓大家對川普第二任的美國與歐洲同盟關係充滿疑慮。法國甚至有學者認為川普可能會帶著美國退出北約。

但現在看起來,美國的同盟們看到川普當選的反應不是與川普保持距離,而是積極與川普交好。基本上大家似乎是參考當年日本首相安倍怎麼經營與川普關係的腳本,將其複製貼上自己對川普關係的經營上。墨西哥開始針對境內來銷售自中國與其他亞洲產地假冒品的綜合商城嚴厲打假,也加速抓捕境內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也直接去到佛州的海湖莊園與川普見面,據稱頗有成果。韓國總統尹錫悅據稱現在狂練高爾夫球與其如何經營與川普的關係有關。不少北約盟國也加快提升其國防預算的腳步,以達到起碼2%GDP的目標。

因此現在的發展比較像是美國同盟積極要與川普發展個人關係以便管理未來的可能分歧。但同時我們也發現不少美國同盟彼此也積極深化合作,以共同面對可充滿不確定性的美國。例如美日韓三方合作從三國峰會進一步發展出常設秘書處。大家還是會與中國對話,但其目的不是為了要在美中之間游移以爭取利益,而是做為管理與中國競爭關係的手段。與美國的同盟關係還是要確保。

但另一個問題是,川普在交易式外交的主導下,是否還會重視同盟?是否川普認為與對手直接展開雙邊溝通,不受同盟義務的約束反而會對美國比較好?如果是這樣,那麼會對同盟帶來災難的就不是美國與同盟國發生爭執,而是川普本身在根本上就否定同盟對美國的好處並進而實施「去同盟化」作為。

川普第一任與北韓展開對話的同時,直接越過南韓不與南韓國防部協商,就答應金正恩對美韓軍演降級的要求,當時的背景與川普認為如果可以與金正恩對話化解危機,則可能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美軍駐紮在韓半島上想法有關。同盟對川普來說在此變成束縛。回任總統的川普對於同盟的看法很可能沒有太多改變。而這可能會是很大的問題,為何法國會有人認為川普可能會帶美國脫離北約,顯示這個憂慮似乎也並非空穴來風。

邪惡軸心的發展會是如何?

現在中俄伊朝四國極權軸心結合極為緊密。但我們也看到川普團隊至今沒有否定馬斯克在紐約與伊朗駐聯合國大使的私會,報載川普與普丁不僅有電話聯繫,川普還直接派烏克蘭議題特使凱洛格攜帶和平計畫給普丁看。而黃之瀚(Alex Wong)擔任國安副顧問據信也與要協助川普與金正恩再度直接對話的任務有關。川普夫婦在第一任期時,也與習近平夫婦見過多次面。對此就有人說,川普針對俄伊朝的個人外交,會讓邪惡軸心逐漸解離,導致中國因此變得更孤立。

但問題是這個邪惡軸心結合的共同目標就是對抗美國,習近平甚至還在期待可以此改變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四個國家的合作不是為了要提高個別跟美國交易的籌碼。期待美國總統本身可以透過個人外交解構一個為了反美而結合的同盟,一方面過於誇大本身的力量,同時也太小看這些國家(起碼是執政集團)對美國國力與其代表價值的憤恨。

目前韓國對於川普可能與金正恩再見面的傳聞採取不公開抨擊,但也不背書的態度。一方面表示美朝有對話就代表韓半島出現美朝衝突的機率會降低,但私下又擔心川普是否會越過南韓直接與金正恩對話。特別是當年川普與金正恩見面時當場答應金正恩要把美韓軍演降級,首爾事前對此完全不知。

以色列對於馬斯克與伊朗駐聯合國大使見面一事也暫且不評論。但高度擔心這是否會讓以色列期待建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遜尼派穆斯林聯盟,來對抗伊朗的戰略是否會被破功。由於「亞伯拉罕協議」正是川普第一任後期的重要外交成就,如果川普真與伊朗直接對話,如果這個直接對話沒有帶來對伊朗核武的進一步限制,則形同川普第二任在否定自身的「亞伯拉罕協議」以及自己反對其第一任拒斥JCPOA的立場,那麼以色列會對於川普與未來以美關係的戰略假設,可能都要全部打掉重練。

川普還沒正式上任,但在俄烏戰爭議題上已經有動作。日前傳出川普提給普丁的和平協議內容已為普丁拒絕。普丁強調和平協議應該是處理歐洲與世界的未來,而他本人對烏克蘭的未來毫無興趣。顯示普丁把這個川普的和平協議當成對川普勒索其歐洲利得的機會。

但以普丁現在要求北韓派兵協助防衛,顯示自身戰爭能力已經受到重挫。加上又擔心美國重新開採石油導致油價下跌傷害俄羅斯的戰爭經濟,川普事實上有很多可以壓迫普丁的籌碼。如果搞到後來烏克蘭不僅要吞下「認知」被俄羅斯侵占的土地,還被要求無法加入北約,川普的調停做為反而會讓美國的威信受到更嚴重打擊。屆時國際信用被破壞的是美國,而中俄關係更反而會被更強化。

綜上觀之,川普對邪惡軸心搞個別外交的結果,很可能在裂解邪惡軸心還沒出現結果的情形下,先讓同盟對美國展產生懷疑,到頭可能讓美國得不償失。此外,破壞中俄伊朝極權軸心的關鍵,是要能擊敗其中之一,這才能促使其他軸心國家開始思考脫離軸心的可能性。川普上任後對邪惡軸心的作為,是會裂解這個軸心,還是反而導致自身領導聯盟的弱化與降低信任,其發展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因為這會嚴重影響台灣的戰略處境。

台灣無須對關稅戰過度憂慮

因為川普競選時不時提到要用關稅平衡貿易逆差,其關稅的對象還包括美國的盟友與夥伴。在勝選後除了繼續說要對中國課高額關稅,也提到要對加拿大與墨西哥課25%關稅以要求這兩國對於非法移民、毒品等問題要與美國配合。因此國內關心經貿者對於美國是否會對台灣課關稅,特別是因為美中貿易戰,不少在中台商回台,導致原先計算在中國對美國的出超現在轉移到台灣對美出超上,導致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增,因高度擔心美國會對台灣課關稅。

但仔細觀之,川普對中國課關稅及他要對盟友課關稅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中國至今沒有離開301調查名單,川普與拜登也都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立法」(IEEPA)對中國輸美的不同品項等採取禁制甚至是制裁措施。對此就有人擔心是否美國總統也可以援用類似法條直對台灣無差別的課稅。

基本上301調查需要時間立案,美國在2018年以301發動對中貿易戰也是經過2017年七月開始的調查程序與之後的公聽會過程。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過程也需要向國會發送緊急命令公告,並將之載入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內。美國國會一定會被事先告知。更因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法源來自《國家緊急權力法》(NEA),也賦予國會否決總統頒布命令的權限(當然總統對此也有否決權力,如同一般美國府會彼此制衡的設計)。

但正因為國會有制衡空間,加上台灣在美國國會享有非常強大的兩黨支持,因此一旦川普打算要援引類似法律來對台灣加稅時,有各種可以操作延緩或是處理的空間。因此這個過程與其說是總統一下令就立即啟動,還不如說這會是一個談判協商的過程,意即川普政府威脅要發動這個措施的目的,是想要台灣在其他領域給予配合,因此是談判籌碼的一部分。台灣面對此事也不是沒有操作空間。而日前加拿大總理與川普會談的過程,也顯示川普的25%關稅,更多是出自於威脅要加拿大在對抗毒品與非法移民等議題與美國配合的緣由。

經貿官員基於自身職責不能對可能的關稅威脅視若無睹,當然要未雨綢繆,但處理這種議題的本質是政治操作,而不是在關稅議題上與美國展開硬碰硬的協商。這代表台灣對美國政府的公關能力與策略思考也需要進化。台灣對美國的出超可以被說是美國吃了虧,但也可以說是協助建構美國在其他領域領先(例如AI)的關鍵助力,強化美國的工業領導權。

你可以強調美國境內有因台灣輸美產品競爭的受害者,但美國境內難道沒有受益於台灣產品的利益相關者嗎?因此關鍵在於如何定義這個問題,以及如何在美國輿論形塑對這個議題的認知。這都需要細緻的戰略溝通與各層次的公關操作。當進入到政府關稅的協商時,顯示的是在這些領域的溝通已經失敗,所以才會出現末端的政府協商。由於台灣上下,包括企業界,在過去都太過輕忽對政府關係與公關的操作與資源配置,而隨著台灣實力成長導致對外投資數量的加增,對這個領域的投入也會成為新的顯學,而這不是雇用一些有國際政經博士學位的博士後研究員可以處理的。

結語

現在是個嶄新時代,隨著川普回鍋,日本國內政治以及俄烏戰爭的發展,使得台灣面臨一個全新的局面。固然川普回鍋會帶來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但也會帶來許多戰略機會,台灣需要理解到現在會需要一個新的戰略羅盤。台灣特別需要對於現在川普對俄烏戰爭的處理、以及在過程中其對同盟以及邪惡軸心關係的影響,還有內閣的未來發展等,投下更多的關注。

台灣現在不僅要確保拜登時代對台灣安全的若干重要成就不會開倒車,也要對一些過去沒有仔細面對的問題下定決心加強處理。台灣更需要對台海局勢的分析與管理與時俱進,並以八年為軸,不僅思考如何面對川普,也要一起將後川普時代以及2032的習近平議題一起放入思考,再回推回來以掌握現在台灣應該要準備什麼。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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