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棣華 新圖書館運動關鍵人物

文/蔡佩玲
旺報

韋氏另於1914-1917年資助沈祖榮及胡慶生兩人赴美就讀圖書館學專業課程。文華公書林在實踐中國新圖書館運動的理念及培養人才方面居功厥偉,被譽為是新圖書館運動的策源地。

民國以來,圖書館建設的層級,開始向中小城市普及,服務對象從傳統文人擴及普通民眾,當時興起所謂的通俗圖書館。最早成立的通俗圖書館為民國2年10月21日的京師通俗圖書館。民國4年(1915)教育部頒布〈通俗圖書館規程〉11條及〈圖書館規程〉11條。法規的頒布與推廣,更強化了通俗圖書館的發展。依民國5年教育部統計,當時分佈全國21省的通俗圖書館共237所,僅湖北一省達44所居冠;且通俗圖書館服務民眾人次遠高於一般圖書館。以民國5年為例,湖北省通俗圖書館日接待讀者數高達1,800人,可知當時圖書館服務讀者對象已逐漸下移至一般民眾。在民國7年的《中國全國圖書館調查表》中,將圖書館類別分成三種:學校圖書館(含大學與學校)、普通圖書館及通俗圖書館。可見通俗圖書館已成為當時圖書館的主流之一。除了通俗圖書館之外,還有同屬社會文化教育的巡行文庫(又稱巡迴文庫或流動圖書館)及公眾閱報所。故有研究認為「我國通俗圖書館的發展,促進了後來『新圖書館運動』的形成,我國國民的新圖書館意識和對舊藏書樓觀念的突破,都應肇源於通俗圖書館的普及。」

與「新文化運動」相關

20世紀初所發展的「新圖書館運動」,對中國近代的圖書館事業發展,是另一次具關鍵性的影響。「新圖書館運動」的發展時期起迄,雖然眾說紛紜未有定論,有所謂的「泛指說」及「確指說」。「泛指說」指清末以來各地建立與普及新式圖書館的過程;「確指說」又分兩種說法,一以1917至1927年為起迄;另亦有專指1925年前後效法歐美公共圖書館制度,用來改革、發展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作為。此外另有諸多界定新圖書館運動時期的不同見解,如1917-1936年(吳永貴、陳幼華)、1917-1927(蔡淑敏)、1912-1925(程煥文)、1917-1925(王旭明)、1917-1937(吳稌年)等說法。學者藍乾章教授將我國早期的圖書館學發展,分為播種期(民前39年-民前1年)、萌芽期(民國元年-民國16年)、茁壯期(民國17年-民國26年)、晦暗期(民國27年-民國34年)及振興期(民國35年-民國68年)等幾個階段。則「新圖書館運動」的發展期程約居於上述的萌芽期內。足見該運動是觸發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趨向成熟茁壯的萌芽時期。

「新圖書館運動」的發展時期界定雖未有共論,但大多數學者均認同「新圖書館運動」與民國4、5年間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相關。因新的學術思潮湧現,帶來強大的改良動力,也觸發一批熱心且學有專精的圖書館學家,對中國近代圖書館進行再次反省與革新的活動與作為。

有學者認為「新圖書館運動」此一名詞,未見於當時相關文獻資料中,認為是後來研究者另創的新名詞。但近代著名圖書館學家劉國鈞先生於1926年中華圖書館協會編輯的《圖書館學季刊》創刊號創刊宗旨說:「本新圖書館運動的原則,一方面參酌歐美之成規,一方稽考我先民對於斯學之貢獻,以期形成一種合於中國國情之圖書館學。」 歷史上一般均事業發生在前,學問或總結名稱發生在後,以1926年而言當時新圖書館運動,已發展一段時間,故圖書館學家劉國鈞已運用「新圖書館運動」一詞來描述他對此期間圖書館發展的觀察。

提出五項具體任務

「新圖書館運動」雖與新文化運動的大環境相關,但美國人韋棣華女士卻是促發中國「新圖書館運動」開展的關鍵人物。她於1910年在武漢成立文華公書林,這是我國第一所完全依照西方圖書館制度成立的近代圖書館。雖屬學校圖書館,但免費對民眾開放。韋氏另於1914-1917年資助沈祖榮及胡慶生兩人赴美就讀圖書館學專業課程。文華公書林在實踐中國新圖書館運動的理念及培養人才方面居功厥偉,被譽為是新圖書館運動的策源地。

沈祖榮、胡慶生及戴志騫三人,受過美式專業圖書館教育薰陶留美歸來,開始進行建立屬於中國民眾圖書館的宣揚活動。1917-1919年間沈祖榮攜帶各種影片、模型、統計圖等,奔赴全國各地,透過演講宣揚美國圖書館事業,足跡遍及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河南、山西等。另戴志騫等人於民國9年(1920)夏在北京高師開設暑期圖書館學講習會、杜定友於民國11年(1922)在廣州舉辦圖書館管理員養成所,組織圖書館研究會等相關作為,均使美國式的圖書館觀念逐漸靡佈全國。

當時對於圖書館存在的價值與現況,學者們也多所建議。如著名的圖書館學者劉國鈞認為「圖書館在今日不惟研究學術所需,且為社會教育之利器。」對圖書館的基本任務認為是「以用書為目的,以誘導為方法,以養成社會上人人讀書之習慣為指歸。」杜定友認為「圖書館為慈善事業、教育事業、社會事業、文化事業」。1925年5月,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北京成立,梁啟超出席並在會上作《演說辭》,陳述「建設中國圖書館學」和「養成管理圖書館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華圖書館協會的五項具體任務。沈祖榮在民國22年(1933)調查當時十餘城市30所圖書館後,欣慰的指出:全國各高等教育機構不僅館藏豐富,館舍建築也「美麗完備」;政府和當地富紳亦多熱心於本地圖書館之建設。但同時他也沉痛指出,西方圖書館在我國試辦20餘年的成果,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腐敗的圖書館、沉悶的圖書館,以及無法生存的圖書館,還有許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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