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揭密》英記者眼中不一樣的中國:故宮珍寶流浪抵台秘聞

隨著台灣因半導體科技與美中戰略競爭擴大導致國際能見度暴升,國際上對台灣的關注度前所未見。一些有過與中國接觸經驗的西方人士直到這幾年才體會到,原來還有一個體量較小、中華文化蘊藏卻更加豐富的台灣。曾擔任駐北京記者的亞當.布魯克斯(Adam Brookes)有感於西方世界對台灣承載中華文化份量所知有限,特地循著他所瞭解的北京故宮歷史追索到台灣的故宮文物,希望透過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讓西方更加瞭解中國在二次大戰的角色與經歷,並反映出那個與世界密切往來、對國際敞開心胸的中國。

亞當.布魯克斯曾為《英國廣播公司》(BBC)擔任駐北京記者,他與妻子造訪台灣故宮博物院時,首次聽到故宮文物在二戰時期流浪歷史,受到極大震撼。為此他深入瞭解這段歷史,訪問了多位參與故宮文物南遷與赴台的相關人物,在近期出版新著《易碎珍寶:在二戰中拯救故宮文物》,紀錄了故宮文物在戰時流浪16年的歷史故事。

布魯克斯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RFA)訪問時表示,19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國民政府為保護故宮文物,於1933年將它們打包南遷到上海,再經長沙、貴陽、四川、重慶、南京,最後在1949年運抵台灣。他說,這個故事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幾乎從來沒有被講述過,它所呈現的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時代。

他說,「這些皇家珍品從北京到上海、南京再往中國西部的這段旅程,就像一面鏡子,反映出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非凡的經歷與遷徙。」書中提到的一位文物保存人那志良說,1937年裝載文物上輪船時,南京碼頭擠滿了難民,日本轟炸機在頭頂上盤旋轟炸,文物珍寶與難民擠在一起,沒有食物,也沒有休息的空間,那種混亂是無法形容的。

布魯克斯自問:「是什麼驅使了這些文物保存者攜家帶眷、顛沛流離卻也要緊緊守著這堆文物?」他認為,「除了對文物的熱愛,這群人還堅信著這些中華珍寶代表的意義,這些藝術品看作是體現、或代表國家的某種方式與概念。」「他們不希望中國在日本佔領下消亡,其動機是出於中國民族意識,以及藝術在民族意識中所扮演的角色。」

布魯克斯提到,英語世界對中國人在二戰中的經歷理解極少,他希望透過這本書帶來二戰史上一些中國人的角度,更希望讀者能因此思考看待中國的方式。「中國曾經是一個更加對外開放的、國際主義國家。這跟我們許多人在與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時,經歷的封閉感不太一樣。」「我希望人們瞭解中華民國那段歷史,那時與當下中國在世界上的樣貌截然不同。」

在十多年的研究與探索中,布魯克斯透過台北故宮找到了2位重要的親歷者:故宮前博物館館長的兒子莊靈,與已經百歲的文物保管人索予明,從他們的回憶中嘗試還原這段歷史。索予明如今已年逾百歲,莊靈則是父親莊嚴於1937年中日淞滬會戰爆發後押運文物到貴州,隔年他就在貴陽出生。2代人的青春、2家人的故事,捲入同一段歷史洪流:戰亂、押運、渡海來台,大時代的小人物敘事,投射出波瀾壯闊的民國記憶與國寶征程。

抗戰8年後,日軍於1945年投降,撤退到大後方的文物木箱終於回到南京,但是國共內戰再啟戰火,文物被迫再次踏上流浪之路。索予明苦笑說,從抗戰時離家,一直在外面流浪,從四川回南京,又被共產黨打到台灣。「誰知道搞一輩子啊!不光是我一個人,很多人都是這樣。」言語中充滿動亂時代的無奈。

由於國共內戰情勢緊,轉運台灣的文物只能精選,從故宮運出時有19690箱,抗戰勝利運到南京時為13491箱,渡海來台前挑選2972箱,大約只有2成多。莊靈表示,文物箱從南京下關航行到基隆港,木箱堆滿船艙走道,晚上就睡在文物的箱子上。索予明回憶道,他搭乘海軍崑崙艦,沿路上砲火不斷,走走停停,原本2天行程走了快一個月。

文物抵台後先存放在台中糖廠,後來政府在台中霧峰的北溝建了3座庫房存放文物。1957年以後北溝才開放參觀,除了蔣介石夫婦會來之外,還有各國政要前來,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泰國國王、菲律賓總統伉儷、日本首相,到國際美術史家、考古學家接連造訪,莊靈說,他的父親莊嚴都會陪同,家裡有一張張歷史合影。

1961年故宮文物首次到美國巡迴展覽,盛況空前,故宮文物首次與世界上交流。1965年台北故宮建成,文物再次裝箱北遷,外雙溪仿宮殿式建築掛上「國立故宮博物院」,書法出自莊嚴之手,出宮30餘載的國寶有了典藏歸宿,文化大遷徙也劃下時代句點。

莊靈說,「1999年我們全家去重走文物南遷路,到了南京之後就想看看小時候的地方,那個庫房依舊。」當時南京博物院常務副院長徐湖平說:「你父親那一代真是了不起,把文物帶到台灣去,守護得那麼好,讓文物到今天能夠安然無恙。」

因戰爭與政權更迭而上場的文物大遷徙,在兩岸歷史留下深刻的印記,留下一整座千年文物堆成的文化巨塔,與一大批親身參與者刻骨銘心的家族故事。「我父親那一代都過去了」,莊靈說,「他們為故宮付出一輩子的汗水與努力,可以說是對得起這份工作、也對得起國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