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第三世界的防疫手段

新冠疫情爆發迄今，台灣一直都是防疫表現甚佳的模範。雖然，台灣喜歡自詡與大陸的不同，但實際上，台灣在防疫上採取與對岸類似的「大政府」管制模式。與中國大陸一樣，台灣過去主要依靠邊境控制和入境隔離，再透過追蹤感染路徑，執行嚴格的清零戰略，再加上高度的自覺與自制的人民，除了戴口罩與噴酒精等全社會的共同規範，再犧牲人身自由與隱私配合政府防控，也願意忍受嚴格的隔離、篩檢流程，因此疫情爆發兩年多以來，即使政府幾次耽擱與失誤，但台灣社會始終能夠化險為夷，不至於產生過大的防疫破口。一次次遏制了疫情的爆發與大規模的死亡。

但當具有高度傳染性與隱蔽性的Omicron在台灣爆發後，疫情在4月迅速升溫，5月每天病例破萬，正式進入了所謂的「萬例」時代。當清零已然不可能，台灣社會已面臨與病毒共存的抉擇。由於國際上已有歐美、日、韓諸多與病毒共存的先例，再加上近日東亞地區上海與香港類似大爆發的前例，其實台灣民間對不同對應處理方式的利弊得失已有較清楚的認識。

不過台灣政府仍是個「有限政府」，不能也不想與上海採取一樣的嚴格封城措施，也無法追蹤處理每日過萬的疫調。因此，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不但停止公布疫調資訊與確診者足跡，也取消記錄個人出入場所的「簡訊實聯制」，除了繼續配戴口罩之外，並沒有實施更嚴格的限制政策。因此，台灣的疫情曲線應會比較像放棄大陸式嚴格封控模式的香港，感染個案數目將會快速上升，但下降也較快。

但即使以快升快降的香港為例，疫情也在快速增高的1個月後才達到高峰，在2個半月後達到鐘形曲線的尾端。因此，可以預估台灣疫情將難以在短期拐頭向下結束。事實上大陸不願放開與病毒共存的原因，即在於還有12%的未接種高危險群。然而台灣卻有15%尚未接種第1劑疫苗者，難免令人擔憂。

雪上加霜的是，台灣人民又再一次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即使過了兩年，台灣仍然對疫情爆發準備不足。政府並沒有如所自詡「超前部署」的充足準備。一如兩年前疫情剛爆發時口罩嚴重不足，人們只得排隊爭購口罩。明明是之前市場可以自由買賣的便宜商品，在全面由國家控管之後，卻變成全民都在排隊購買的高價稀缺品。後來則是新冠疫苗短缺，政府採購不力，還要靠國外和民間企業、組織捐贈解危。

如今台灣疫情相較於其他國家已經晚了1年多爆發，竟然還沒有足夠的快篩劑與藥品可供使用，再加上目前醫療資源即將進入擠兌，可以說台灣還未做好與病毒共存的準備，恐在今年夏天造成較高的死亡率。

「大政府」對防疫資源的掌控與壟斷的目的，應該是能夠集中資源對應疫情危機，然而，「大政府」卻是台灣目前防疫物資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在資源管制的過程當中，台灣罕見地採用了系列「類第三世界」失敗國家慣常採用的經濟手段，例如進口替代、特許管制、計畫經濟，以及濃重的反中意識形態等國家干預的手段。

國家干預又導致了朋黨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尋租行為，多家快篩劑經銷商、進口商都被挖掘出是與執政黨關係匪淺的「朋黨」。疫情大爆發已發生且還在爬坡階段，必須盡量給民間方便、便宜的大量快篩劑，以盡早發現確診者，及早給予投藥治療。善良的台灣人民排著長龍，付出超英趕美的昂貴快篩費用，還買不到足夠的快篩劑，而朋黨們「抄錢部署」賺得滿缽滿盆。最願意配合政府防控措施的台灣人民，卻一次又一次地因政府的顢頇失能而感到憤怒與恐慌。

（作者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