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評：15%全球最低公司稅的虛與實

上周六7國集團（G7）和歐盟宣布一項稅務協議，各國對跨國企業統一執行至少15%的企業稅率，即15%的最低稅率，這被視為一項「歷史性」協議；雖然初期而言，此協議頗有「型式重於實質」的味道，但這一步跨過去還是有非凡的意義，那些跨國大企業─特別是科技巨擘們，可得好好思考是否要重作「稅務規劃」。

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公司稅，就是台灣的營所稅）並非新議題，主要工業國家針對此議題談判已7、8年，但各國的產業與稅務利益不同，一直很難得到共識，在川普上台後，對這個有「加稅意涵」的議題更是不喜而完全停擺。這次能達到共識，主要是美國積極推動與促進，在4月的20國集團（G20）財長會議中已先提出，這次在G7會議中再提出並讓與會國達成協議，最後成功上路的機會相當大。

如果這個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實施，受影響者當然就是那些避稅不遺餘力的跨國企業，這些跨國大企業有能力、也有充份誘因，藉著設立總部或子孫公司方式，把營收「灌」到某個低稅率國家，或是善用移轉訂價等，讓其稅賦大幅降低。美國的科技大廠的營收與獲利幾乎半數以上來自海外，當然，每家廠商也都善用「稅務規劃」以降低賦稅，這些廠商受的影響最大。

而美國這次會如此支持並迫切的推動此議題，最簡單的一句話就是：需款孔急。為了因應新冠疫情，從川普到拜登發出的各種紓困、振興經濟支出、還有推動中的支出法案，大概有7兆美元，美國政府的負債直線上升；以美國的公共債務與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來看，從疫情前的108%左右，一路飆升破130%；如再加上拜登要額外支出的4.9兆美元，預估要一舉飆破150%，因此必須有新的財源才足以支撐這些支出。

這也是為什麼拜登政府甘冒大不韙決定加稅之故，除了有意對金字塔尖的富人加稅外，企業方面是要把企業稅從21%提高到28%，同時對大型企業實施15%的最低稅率制，希望在15年內為美國增加2.5兆美元的稅收。但美國又擔心加稅會讓企業與資金外移，因此在全球推動最低企業稅率，如果美國的大企業，發現反正跑到那裡都要面對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在美國加稅後就較無動機與誘因外移避稅。其它國家大都因疫情的支出而負債上升，也早想緊縮企業與富人的避稅管道，因此支持此議案。

至於其影響，初期來看是型式重於實質，因為稅率偏低。美國在G20會議時提出的最低稅率是21%，2個月後在G7會議上已妥協降低到15%，這個最低稅率其實比那些避稅天堂沒高出多少，許多免稅天堂的稅率大概就在10-15%左右，如歐洲最著名的避稅天堂愛爾蘭，企業稅率12.5%、賽普勒斯為10%，許多倡議公平稅賦的團體就認為15%的稅率偏低，且無法阻止避稅港發揮作用，這是它「虛」的一面。

但必須承認的是：各國能達成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協議並落實推動，單單是這件事本身就是意義非凡，與各國都加入CRS（共同申報準則）對減少避稅、洗錢的影響類似，在跨出第一步後，各國未來確實可能在此基礎上，提高最低稅率甚至擴大最低稅率的範圍。更何況以實務與現況來看，那些跨國公司透過各國「稅務規劃」手法，實質稅率往往低到2、3%，如果15%最低企業稅率真能推動，還是能讓跨國企業多繳不少稅。

從40年前資金與資本的自由化開始，由於企業與富人的資金、財富更能自由移動，尋找對其最有利的國家停泊（例如稅率最低），為了留住資金、吸引投資，所有國家都被迫降低稅率、以低稅率吸引資金，以美國為例，個人最高稅率從70%左右降到37%；矛盾的是：恰恰是那些有能力在各國移動資金的企業、富人，才是最不該享受降稅利益者，數十年來，各國幾無例外面對貧富差距擴大後果。股神巴菲特一番話最傳神：「在美國還是存在階級戰爭的，但那是我所在的富人階級製造的戰爭，而我們正在贏得勝利。」

當然，這個協議未來能推動與落實至什麼程度，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即使G7非常有誠意落實，但單單最低稅率適用「最大型及盈利最多的企業」這句話，就可能要吵半天，到底那些是適用此法的「最大型及盈利最多的企業」？其它國家是否跟進也影響其力度，例如，外界已揣測這個協議可能「為中國送上大禮」，因為可讓中國更容易吸引外人投資，中國企業稅率雖訂為25%，但只要官方首肯適用各種優惠，稅率很容易降到10%甚至更低。更何況，這種類似托拉斯的「稅務聯盟」，很容易因成員違約而瓦解。

美國財長葉倫在G7對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達成協議後說：「這一全球最低稅將結束公司稅方面的逐底競爭，為美國乃至世界各國的中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確保公平」─但願這真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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